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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藥時代》——天朝無戰事,落後的關鍵

法國大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來到了最高點,使整個歐陸在十八、十九世紀之際被攪得天翻地覆,同時間歐洲的軍事革新卻加速了,而中國的軍事革新在清朝大和平時期減緩,成為日後軍事水平落差的關鍵。


解放軍邊防部隊在中國黑龍江,於攝氏零下15度的氣溫訓練。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解放軍邊防部隊在中國黑龍江,於攝氏零下15度的氣溫訓練。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十世紀時,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並應用在軍事用途,幾百年後,火藥科技才逐漸西傳;但到了十九世紀,中國卻在鴉片戰爭中遭逢英國痛擊。

長久以來,史家往往主張火器幫助歐洲人建立了全球霸權;不過,中國人不僅在九世紀時就率先發明了火器,直到十八世紀初期仍然持續進行火藥科技的創新——這段火藥科技發展史遠比原先許多人認定的還要更長。

為何曾是世界第一個火藥帝國的中國失去了領先優勢,而過去無足輕重的西方國家卻成為宰制世界的強權?

本書透過比較東西方軍事史的研究,不僅要探詢「何以中國會走上不同於西方的道路?」更要叩問「西方為何能取而代之成為近代世界的霸主?」本書以火藥戰事貫穿,還原了東西方火器發展的面貌。

以下內容節選自《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的引言,獲時報出版授權刊出。

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

作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
譯者:陳榮彬
出版社:時報出版

「中國是一頭睡獅。等它醒了,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震動。」這兩句話,據說是拿破崙說的,而且近年來大家在引用之後,往往會接著表示,那睡獅如今已經醒了。中國政府的高層屢屢承諾,該國會以「和平、可親和文明」的方式崛起,但這還是震驚了全世界。拿破崙的預言似乎是成真了。

然而,他是在一八一六年預言的。為何這頭獅子過了那麼久才醒來?而且為何會睡著?中國曾是舉世最為富庶,科技最發達也最有權勢的大國。當初它為何會失去領先優勢,輸給了後來才發跡的西歐各國?或者,換個方式來提問:在一五〇〇年之後,為什麼那些曾經無足輕重的歐洲國家會成為宰制全球的強權?

這些都是有關世界史的關鍵問題,近年來已經有太多人急於提供解答,也引發許多爭論。幾乎所有答案都是圍繞著經濟問題打轉。正因如此,如今我們已經遠比過去更為了解歐中雙方在薪資水平、生育率與農業生產力等方面的表現,但卻還是不太了解拿破崙那一席話的真正重點——戰爭。他會提出此一知名預言,是為了回應他的愛爾蘭籍外科醫生的提問:若是向中國發動攻擊,對英國而言是利是弊?拿破崙的答案是,英國佔不到便宜,因為中國人一旦覺醒了,就會「從美法兩國,甚至從倫敦招募到技師與造船工匠,藉此打造出一個艦隊,假以時日就能打敗貴國。」最後,英國人還是對中國發動攻擊,中國也的確招募到一些技師與顧問。中英兩國開戰後,中國邁向現代化的路走得比拿破崙預期的還久,但在整個過程中,洋務運動的參與者往往都把軍務當成重點。時至今日,倡議改革的人仍是如此。

這本書所探討的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大分流」,並且將討論聚焦在武器上。我主張,中國之所以會強大、衰敗,接著又重新崛起,是可以從其過去的軍事模式看出來的。但我不會只聚焦在中國。我的目標是:比較亞歐的軍事史,而且我想要提問的問題不只是「中國為何走上不同於西方的道路?」也要問「西方為何走上不同於東亞的道路?」歐洲並非遵循著一條正常軌跡去發展的;每一例個案都能為其他案例帶來啟示。

貫串這整本書的主題是火藥戰事。長期以來,史家已經針對火藥帶來的革命性效應進行了許多研究,但他們大多只注意西方。事實上,你可能已經聽過一個錯誤但卻常被提起的說法: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但他們並未應用在戰爭上。此一誤解仍然廣泛地流傳著,常出現在學術著作裡,甚至連中國人都這麼說。不過,事實是中國與其鄰國試著把火藥用在許多軍事和非軍事的用途上,經過幾百年後,火藥才流傳到西方。這些最開始使用火藥的亞洲國家常常被忽略了,而大部分關於火藥戰事的研究都聚焦在早期現代史(大約一五〇〇~一八〇〇年)。史家們往往主張,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才有許多帝國因為火藥而崛起了,「火藥革命」與「軍事革命」促成了歐洲封建結構的轉變,也為日後西方國家的全球霸業打下了基礎。

但事實上,所謂的「火藥時代」持續了整整一千年,揭開序幕的事件是,將屆西元九一〇年代時人們開始把黑火藥用於戰事上,最後直到了大概一九〇〇年,無煙火藥取而代之,這時代才算告終。若能好好檢視這火藥時代,就算不能解答「西方為何崛起?中國為何『停滯不前』?」的問題,至少也能將問題給釐清。

歐洲的變動為何如此大?中國又何以往往被當成停滯不前?有許多人曾提出解釋,但最為持久的解釋方式之一,就是所謂「競爭國家體系」的解釋模式。根據此一理論,歐洲各國彼此對立,導致歐洲社會面對一種優勝劣敗的競爭壓力,迫使各國不得不改善自身的政經與軍事結構。相反的,中國卻是個大一統帝國,這讓中國人欠缺實驗精神,導致國家的發展停滯。這個觀念是隨著社會科學一起誕生的,最早由孟德斯鳩(Montesquieu)提出,為馬克思(Karl Marx)與韋伯(Max Weber)的著作生色不少。如今此一說法已經非常普及,出現在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伊曼紐爾・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大衛.藍迪斯(David Landes)、傑弗瑞.帕克(Geoffrey Parker)等許多人的著作裡面。以此一模式為根據,許多中國研究的專家也都主張,因為中國是個大一統帝國,所以缺乏歐洲那種較具競爭性的動力——不過,也有人主張,這種缺乏競爭的狀況會帶來種種經濟上的好處。

當然,每一個學過中國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在歷史上也是戰亂頻仍,常常分裂成許多相互競爭的國家。事實上,「中國」一詞預設了大一統的狀態,但該國在歷史上有很多時間都不是統一的。史上最著名的分裂時期應該就是戰國時代(西元前四七五~二二一年),許多國家也把歐洲的早期現代史拿來跟這個時代相提並論,主張兩者在軍事與政治方面有許多相似的發展。例如,偉大史家傑弗瑞.帕克就是以討論中國的戰國時代來開始他的《軍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一書,主張戰國時代的中國與早期現代的歐洲一樣,因為戰爭頻仍而導致國家集權化,而且在戰術、科技、組織與後勤等各方面都有許多軍事創新。

然而,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還是有許多其他各國相互競爭的戰亂時期,但卻往往被學者們給忽略了,將中華帝國的大一統狀態予以誇大。我這本書的假設是:那些分裂的時代才是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世界史的關鍵。

我們來看看晚近的明清兩朝(西元一三六八~一九一一年):許多作者都認為中國在這階段是統一的,因此發展停滯。的確,中國在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清(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兩朝都是大一統帝國。但在這段時間內,卻也出現過一些多國交戰的狀況,尤其是在改朝換代之際(即一三六八年與一六四四年)。這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但並未精通中國史的人也許會感到很訝異,因為中國在這兩次改朝換代時都歷經了長年的戰亂,從元帝國(一二七九~一三六八年)到明帝國的過渡期,幾乎持續了一整個世紀,始於大約一三五〇年,這就是知名的「元末群雄並起」的時期(一三五二~一三六八年),他們紛紛建立起自己的政權,開始進行一連串的血腥混戰,後來紛紛被明太祖(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之間在位)以武力手段剿滅。但在太祖死後,到了永樂朝(西元一四〇二~一四二四年),也就是他那好戰的兒子成祖在位時,又是兵連禍結,多次發兵征討南越與韃靼,接著又斷斷續續爆發了許多戰事,直到一四四九年,前述過渡期才終於結束了。這元明之際的變動過渡期長達一世紀,大約從一三五〇一直打到一四五〇年。戰事頻仍激烈,而且規模往往遠勝同一時期西歐的任何戰事,常常有幾十萬大軍攜帶大砲、炸彈、手榴彈與火箭在東亞各地南征北討。

另一個變動過渡期也很長,戰事一樣激烈不已。後金在一六一〇年代起兵反明,這過渡期的戰事一直持續到一六八三年,滿人早已建立清朝,但是到了此時才終於把南明諸王全都剿滅。後來,知名的康熙帝(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年之間在位)為了讓中北亞諸國稱臣,又屢屢發動戰爭,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初。事實上,這已經是比較保守的說法了,因為激烈戰事早在一五五〇年左右就已經開始,後來又爆發了萬曆朝鮮之役(一五九二~一五九八年),這是史上中日雙方規模最大的軍事衝突,此一戰爭規模後來才被二次大戰期間的中日之戰超越。學者孫來臣曾經表示,一五五〇到一六八三年之間是整個東亞歷史上戰爭最頻繁的一段時期,戰場範圍已經遠遠超過中國本身,戰火肆虐了歐亞大陸的整個東半部,包括東南亞在內。

變動過渡期本來大多戰亂頻仍,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但上述兩個過渡期會這麼長,卻別具深意。這兩個過渡期都跨越了好幾個世代。當然,在中國發生的戰事跟歐洲的戰事類型不盡相同:也就是說,中國並未像歐洲各國那樣對外發動軍事衝突,所以並未產生強大的革新動力。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把國力用錯地方,只會與遊牧民族與國內亂黨打仗,以至於未能對外發動征服戰爭,如此一來也就導致中國沒辦法產生歐洲特有的革新動力。

然而,事實上,在戰亂的刺激之下,中國在這些時期還是進行了快速而深層的軍事革新。拿破崙深諳這個道理,他認為任何國家在受到軍事行動挑戰時,肯定會以革新來回應。史家稱之為「挑戰—回應的動力」(challenge-response dynamic)。在一三五〇到一四五〇年的元明過渡期期間,中國受到了很多挑戰,也產生了許多回應,步兵部隊變得越來越仰賴火器,而且與同時期的歐洲相較,火器的使用率不僅較高,也更為有效率。根據明初的軍事政策規定,至少要有十分之一的士兵持有火器;到了一四〇〇年代的最後三、四年之間,此一規定已經提升到十分之三,而歐洲則是要到一五〇〇年代的中期才達到此一數字。許多史家都把明朝視為世界史上第一個「火藥帝國」。

然而,大約從一四五〇年開始,過去中國那種軍事模式改變了,走上了一條不同於歐洲的道路。如果想要了解本書屢屢提及的一些時間點,請參閱書末「附錄一」(「火藥時代」分期表)。從一四五〇到一五五〇年,中國參與的戰事變少了,戰事強度也減弱,軍事革新的速度就此減緩。而歐洲在同一段時期裡,卻剛好因為戰事日趨激烈,規模越來越大,所以軍事革新才得以加速。到了一四八〇年,歐洲的各類槍枝都已經遠遠優於中國的槍枝,所以當一五〇〇年代初期有葡萄牙水手把槍枝帶到中國來,中國人見識到了它們的優越性能,才開始仿造歐洲槍枝。我們或可把這個時期(一四五〇~一五五〇年)稱為第一個分流時代,或者是「小分流時代」。

但這段時期並未延續下去。從一五五〇年代開始,整個東亞地區烽煙四起,軍事革新因此得以加速。中、日、韓都已經把歐洲大砲與滑膛槍(musket)的工法給摸熟了,加以改良,甚至懂得以更為進階的戰術來使用槍砲。舉例說來,過去常有史家表示,以整排士兵手持滑膛槍一起發射的知名戰術「火槍陣」應該是歐洲、日本或者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發明的,但稍後我將說明此一戰術的創始者很可能是中國人。一五五〇到一七〇〇年期間,東亞在軍事方面進入了快速革新期,實力堪與西歐各國匹敵。每當東亞各國訓練有素的軍隊與歐洲軍隊交戰時,總是東亞軍隊大獲全勝。很少人研究這些亞歐之間的軍事衝突,但從這些衝突看來,亞歐雙方的軍事實力在「均勢時代」(Age of Parity,即一五五〇~一七〇〇年期間)是相當旗鼓相當的。歐洲人的確比較會打深水海戰,碉堡也蓋得比較好,但是東亞各國部隊的能動性較強也更有效率,之所以能擊敗歐洲部隊,不光是靠人數優勢,也是憑藉著優異的大砲、有效的後勤體系、將帥統馭有方,而且就部隊訓練方式與凝聚力而言,就算沒有勝過歐洲,也是實力相當的。同時,此一均勢並不局限於東亞:大部分的亞洲各國也許都與歐洲保持著均勢。

然而,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之間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從英軍擊敗清國的摧枯拉朽之勢看來,均勢時代已經結束,軍事上的大分流時代降臨了。但為什麼中國會大幅落後呢?

當然,理由之一是英國歷經了人類史上並無前例的工業化過程,但隨後我們將會看出,英國的軍事優勢並不全然取決於船堅砲利與大規模生產。我也必須體認一個事實:在戰前,中國的軍事發展已經停滯不前了。為什麼?因為天朝無戰事。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清廷已經完成了一項中國前朝歷代未能企及的功業:它征服了蒙古人與中北亞的回部。而且,更早之前俄國人也已經領教過清廷的厲害,所以北方已經沒有邊患。在海疆也已穩固無事的狀況下,中國已經有許多世代並未面臨嚴重外患,時間大約是從一七六〇到一八三九年。不過,國內的民變不斷,儘管有些的規模頗大,但與中國史上先前的一些時代相較,這個時期的戰事已經算是特別少了。此時中國部隊的戰力減弱,軍事革新遲緩。

圖一之一以一三四〇到一九一一年為時間軸,把戰事在中國與西歐的發生頻率都列出來,藉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清朝大和平時期」(The Great Qing Peace)的存在。把戰爭給圖表化當然是很困難的,而且必須謹慎為之,但如果能有其他各種質性與量化資料來加以佐證,這一類圖表卻可以幫我們觀察出一些重點。(欲了解更多這方面的資訊以及本書所使用的其他資料集,請參閱「附錄二」。)

首先該注意到的是,從一三五〇到一七〇〇年之間,中國與歐洲的戰事模式是非常相似的。就中國而言,戰事的次數在兩個改朝換代的時間點來到了高峰期,也就是一三六八與一六四四年;但是,從一三五〇到一七〇〇年看來,整體而言,歐亞大陸的兩側都是戰亂頻仍的,只有中國在一四五〇到一五五〇的百年之間相對來講較為平靜。

然而,中國與歐洲的模式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出現了顯著的大分流現象,這段時間內歐洲還是連年戰亂未止,中國的戰事數量卻持續流連在整個時間軸上的最低點。相對來講,這是中國較為平靜的一段時期,我們可以稱之為「清朝大和平時期」,從十八世紀中一直持續到一八三九年,而且韓日兩國在這段期間剛好也是戰事較少的。任何清史專家都能正確指出這段時期中國事實上發生了許多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一八〇〇年前後發生的幾場戰事尤其慘烈。然而,此時中國大致上並無對外戰事,而且從紀錄看來,如果與一二〇〇年之後的其他中國歷朝歷代相比,在清朝大和平時期出現的武裝民變次數相較來講還是比較少見的。

相對的,儘管歐洲到十八世紀出現了比十七世紀更長久的和平時期,但十八世紀的歐洲只要有戰事爆發,總是越來越激烈,最後在法國大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來到了最高點,整個歐陸在十八、十九世紀之際被攪得天翻地覆。所以,中國的軍事革新才會在清朝大和平時期減緩,同時間歐洲的軍事革新卻加速了,發展出威力更強大的新式大砲、火器、組織結構與戰術,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就是中歐雙方在武力上的「大分流時期」,西方人也就是剛好在此時建立起關於中國的印象:在許多方面都停滯不前、龐大頑固而且窘困不已。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參觀完一艘中國船隻後就用自己的話表達出上述看法:「幾千年過去了,中國人還是用同樣的方式建造平底帆船,而建造出來的東西簡直在浪費與虛擲時間。」對於面臨劇烈變動、正在現代化的西方而言,中國呈現出一種負面形象。如今某些學者所述說的仍然是相同的概念,語氣也與一百五十年前的狄更斯幾乎一樣好辯。例如:「在早熟的唐宋兩朝(西元六一八~一二七九年)之後,(中國)並未出現具有積累性的革新之舉。」

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在宋朝之後,中國還是有很多具有積累性的革新之舉,但我無意全然屏棄「中國停滯不前」的概念,而是要用更精確的方式來使用它。從軍事史的角度看來,此一概念只適用於兩個時代:一四五〇到一五五〇年的情況與此大致相符,至於一七六〇到一八三九年,的確是個極其停滯的時代。

更重要的是,若要解釋中國的軍事為何在這兩個時期會陷入停滯狀態,我們必須謹慎為之。傳統派的學者們傾向於把問題歸咎於根深蒂固的文化與體制特性。他們主張,中國之所以陷入困局,都是因為保守主義、封閉心態、自以為文明程度較高,還有奉行儒學教條。也許你會認為,會這樣說的都是一些保守學者,他們深信「西方各國積極接受多元文化,導致它們的獨特性全都泯滅消失了」,但事實上類似的觀點也普遍出現在許多軍事史的著作裡。最近有一本關於火藥的傑作就這麼寫道:「中國的廷臣把火藥科技視為雕蟲小技,嫌吵嫌髒。對他們來講,大砲再有用也無所謂——效用對於西方人來講是最重要的價值,但中國人不這麼認為。」另一本書的作者鑽研文藝復興時代軍事史,他在書中寫道:「掌權的中國官僚⋯⋯基本上就是沒有興趣。他們對戰事的科技不屑一顧。」某些學者即便從全球歷史的角度來論述著書,也表達出同樣的觀點。《世界史中的戰事》(Warfare in World History)是這麼說的:「中國不想大規模試用新科技,唯恐擾亂儒家的社稷與國家秩序。」至於《戰事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of Warfare)的說法也是大同小異。在其他文類的作品中,例如新聞報導,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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