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荷里活（好萊塢）金牌製片人Harvey Weinstein被揭過去三十年來性侵多名女星，在網絡引發全球 #metoo浪潮：社會各界的性侵倖存者，紛紛以#metoo為標籤，公開自己遭性侵的經歷。日前，這股怒火延燒至香港——有香港「欄后」之稱的跨欄運動員呂麗瑤，凌晨在臉書發文，指自己在14、15歲時遭前任教練性侵。她在文中表示，希望藉此喚起社會對兒童性侵犯的關注。
一石激起千層浪。翌日，香港體育界機構、議員、官員，相繼對事件表態，支持呂麗瑤勇敢剖白，又呼籲其他受害人站出來報警。特首林鄭月娥甚至親自致電警務處處長，責成他跟進事件。
正當輿論看似迅速站邊，一面倒支持呂麗瑤之時，網絡上很快又出現相反的聲音——不少網民開始批評她不願報警的做法，認為此舉對懷疑施害者不公。
當呂麗瑤鼓終於起勇氣站出來公開事件，卻面對如此多質疑的聲音，我們不禁要問：性侵倖存者究竟要做到哪一步，才不再被譴責？公開經歷而選擇不報警，是否是不妥的做法，背後又存在什麼影響因素？而當官員、機構一面倒為呂麗瑤大派溫情鼓勵、呼籲受害人站出來時，我們是否被轉移焦點，忘記了社會真正應該關注的，是如何改革處理性侵案件機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