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已經連續進行16年的全球新聞界盛會、全球深度報導大會本屆到了南非，主題正是聚焦調查報導。會議由全球深度報導網（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與南非金山大學合辦，來自130個國家的1200多名調查記者、媒體人齊聚約翰內斯堡，分享在各自地區和國家調查報導的新嘗試。端傳媒收集了7個案例，一窺調查報導的新可能。
全球化時代，調查報導走出國境
俄羅斯獨立媒體《新報》（Novaya Gazeta），曾是俄羅斯境內參與「巴拿馬文件」合作調查的少數媒體之一。新報調查記者 Roman Anin 主攻腐敗、金融犯罪調查，他指出，「商業犯罪一定是跨國的」，政商權貴從俄羅斯盜走的錢，會通過英國、塞浦路斯（台譯：賽普勒斯）等第三國公司，運往國外。他因此強調，若要追蹤線索，調查報導必須跨越國境。在跨越國境之後，可以尋求 ICIJ 這樣的國際組織幫助聯絡在地記者，或查詢囊括全球資訊的數據庫，對完成調查常常至關重要。
另一個讓Anin堅持跨國調查的原因是，影響力。他說，在俄羅斯，除非是曝光總統犯下像殺害嬰兒這樣惡劣的罪行，否則調查報導很難在社會中引起反響。相反，人們會把記者當成叛國者，而被報導曝光的權貴卻毫髮無損。2012年， Anin 與國際 NGO「組織犯罪與貪腐舉報計劃（OCCRP）」跨國合作，曝光了權貴將大量俄羅斯資產通過銀行及註冊在拉脱維亞、愛沙尼亞等地的空殼公司轉移、洗錢的非法行為，這個報導最終在歐洲促成5宗針對金融犯罪的起訴。Anin 由此第一次發覺，讓報導走向國際，影響力會改變結果。
自巴拿馬文件的洩密、全球記者合作解碼之後，調查報導的跨國合作近年愈發多見，在亞洲媒體，也有不少案例。《Newstapa》創立於2012年，是一家專注調查報導的南韓網絡媒體，其主編 Yongjin Kim 向端傳媒透露，他們與德國、印尼、日本，以及 OCCRP 都進行過合作。
台灣非牟利網絡媒體《報導者》與印尼調查媒體《Tempo Magazine》合作報導的《血淚漁場》跨國調查，則獲得「2017年度卓越新聞獎」中文媒體組別的「卓越調查報導獎」。
南非記者 Kimon de Greef 與端傳媒合作報導了《你餐桌上的南非鮑魚，背後竟是一場毒品、生態與漁業的戰爭 》、《瘋狂的驢皮：342億的中國阿膠市場，要殺多少非洲驢？》。 以中非之間的故事為例，Kimon 這樣解釋他與端傳媒的合作：「中國人大多不願意對外國媒體說什麼。非洲媒體、中國媒體對中國在非洲活動的報導相差很大，這種差異讓中國人更不願意發表意見，這只會讓調查報導愈發難做。」跨國合作後，Kimon 的報導有所突破，「中國記者能找到我不可能找到的故事，反過來也一樣。」
Kimon 不是唯一一個想與中國媒體合作的非洲記者。隨著中非經貿與外交的關係逐漸深入，越來越多非洲記者明白，自己土地上發生的故事，有一些源頭在中國；但中國的記者，意識到這一點的並不多。專注報導非洲環境問題的非牟利新聞調查中心 Oxpeckers 翻譯並刊登了 Kimon 與端合作的鮑魚貿易報導，其負責人 Fiona Macleod 對端傳媒表示，「真正的合作是記者與記者間的合作，而不是你來當地，找一個fixer；拿了一堆內容回去，再無交流，」 Fiona 繼續說道，「我知道管理和編輯都很難。但這樣才會對新聞業有幫助。」
時空限制突破後，解碼數據才是關鍵
隨著調查故事的鏈條突破時間、地域限制，原始數據越多，從海量數據中快速挖掘新聞，就成為調查記者必須掌握的技能。
長於數據新聞的資深調查記者 Justin Arenstein 是 African Eye News Service、Code for Africa、Hack and Hackers in Africa、非洲調查報導聯盟（The African Network of Centers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ANCIR)）等非牟利機構的聯合創始人。他的團隊已與49個國家的上百家媒體合作，扶持了40多家非洲創業媒體及企業，希望在非洲營造一個健康的數據新聞生態。
Arenstein 團隊所做的最重要一點，就是打通數據庫的地域及類別限制。2010年，肯尼亞的假冒醫生、醫藥亂開價現象非常嚴重。Arenstein 第一步為肯尼亞政府提供免費技術服務，將醫生註冊資料、醫藥價格資料轉化成可搜索、可處理的數據，他的唯一要求是獲得政府獨家授權，拿到讀取這些數據的接口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然後，便將數據授權給自己扶持的非牟利新聞機構，例如 Oxpeckers ，由他們深入挖掘橫跨不同領域的數據庫，獨立報導。
Arenstein 團隊的另一點成功之處是，他們很早就確定了商業模式：在把得到的數據開放給調查記者的同時，他們也會將數據授權給自己孵化的商業創業公司。以肯尼亞醫療數據為例，Arenstein 團隊開發出一款供用戶查看醫生資格和醫藥官方定價的產品 Dodgy Doctor。待商業公司銷售 Dodgy Doctor 而盈利， Arenstein 就售出自己持有的商業公司股份，用賺到的錢支持下一個非牟利新聞機構。
目前， Arenstein 的團隊有25名全職開發人員，拿着比肩 Google 的高薪。他們不參與具體產品的開發，主要為媒體、商業公司提供戰略與技術支持。
一個人、一台無人機，也可以做調查
實體產品的不斷革新，也為調查報導帶來許多可能性。菲律賓 GMA Network 製片人 Raffy Tima ，熱愛駕駛無人機，「我能在看不見飛機的情況下，飛2公里遠，這是其他同行很難做到的。」2017年，Tima 用無人機蒐集、檢索線索，完成原本不可能做到的戰地調查報導。
菲律賓軍方在今年5月份「奪回馬拉維」的軍事行動中，禁止記者前往戰區。一次，軍方發言人聲稱已抵達馬拉維的一個區，成功完成軍事部署，士兵已攻入大廈。但 Tima 在操作無人機飛入戰區所獲得的視頻中，偶然發現該區域沒有任何士兵出現。Tima 問軍方發言人為什麼軍隊沒有如他所稱進入該區域。發言人吃驚地回問「你怎麼知道的」，之後不得不澄清事實。
10月戰役結束，軍隊不想讓民眾看到被夷為平地的馬拉維現狀，但 Tima 認為，民眾有權利看到自己的家變成何樣。他操作無人機飛到城市上空，拍下視頻，觀眾看到後非常感動，不停跟他說：「謝謝你，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家」。
Tima 所在的電視台也有無人機，但他幾乎不用。他對端傳媒記者說，「電視台也會用我拍的影片，但只要你的飛機墜毀、或者惹麻煩了，電視台會甩手說和自己無關。」
養活調查報導？多元化利潤來源
突尼斯（台譯：突尼西亞）的網絡雜誌 Inkyfada，意指「墨水的革命」，是一家嘗試用前沿技術更新新聞呈現形式的新媒體。Inkyfada 的主編 Monia Ben Hamadi 透露，雜誌的資金 70% 來自自家服務，30% 來自基金會。
Inkyfada 現在有12名員工，其中有7名記者、3名開發者、2名設計師，他們的付費服務包括：
- 為企業提供技術解決方案
- 收費的記者培訓、技術培訓
- 與學校合作，開設課程
- 在市場上銷售自製的新聞內容，比如將獨家調查影片、音頻等賣給電視台
多元化利潤來源，讓 Inkyfada 在艱難的媒體環境下，成功存活了3年。「我們有信心憑自家服務養活我們的調查報導」，同時，Monia 也對端傳媒坦承自己作為主編遇到的困難，「我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不能專注在一件事情上。現在每天必須同時處理好幾件事情，做培訓的時候要兼顧內容，做內容的時候要留意管理。」
什麼樣的基金會，會願意出資支持調查報導？又去哪裏找到這些基金會？
英國非牟利機構調查新聞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在會議上分享了一項面向英國938名意見領袖的調研，其中一題問道，「你覺得以下活動對改變公共政策、立法有多少影響力？」調查報導位列所有答案的第一名。81%的意見領袖認為，揭露違法違規行為的調查報導有很實際的影響力，遠超過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和抗議示威。來自 Omidyar Network 基金會的 Nishant Lalwani 也對端傳媒說，「作為一個基金會，我們最希望與有影響力的新聞媒體合作。」
比起資本回報，基金會更看重新聞的影響力。調查新聞局的總編輯 Rachel Oldroyd 甚至建議，應該在新聞編輯室設立專門的崗位，管理、執行、評估新聞影響力。Lalwani 表示認同，建議媒體效仿 NGO，安排專人負責對外聯絡、與基金會一起評估媒體影響力，「新聞媒體裏，我還沒見到這樣的人。」
在會議接近尾聲時，一名蒙古記者問某基金會的代表：支持調查報導的資金大多來自歐美的基金會，但這些基金會，對於蒙古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與給予發達國家的支持之間存在明顯差距，是否可以平衡？在小規模會談中，基金會代表最終坦白：捐錢的人當然有個人考量，或是想讓自己國家更好，或是想支持本地發展，或是其他目的。這些目的，和調查報導的目的不盡相同。因此，他這樣總結：發展本地調查報導，最終還是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