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運動屬於所有人」——當代全球社運的無政府主義轉向

【編者按】本文原刊於微信公眾號「土逗公社」，端傳媒獲授權編輯轉載。

2011年9月17日，幾千名美國人佔領了紐約華爾街金融區附近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開啟了轟轟烈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運動的參與者批判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種種醜惡和不公，呼喚一種平等、民主的新秩序。很短的時間內，美國各大城市紛紛出現佔領據點，運動席捲整個美國。然而，當各大媒體將鎂光燈投向佔領運動的時候，卻驚訝地發現：這場運動沒有領導者和中心人物，也沒有任何人願意或能夠代表運動發聲。正如一位運動參與者所說：「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這場運動的組織者；我們每個人都是組織者」。

最早號召大家佔領華爾街的兩位活動家Micah White和Kalle Lasn不願將自己描繪成運動的發起人，他們不僅從未去過祖科蒂公園的佔領現場，而且拒絕為佔領運動提出具體的抗爭目標和訴求。在他們看來，沒有人有資格規定運動的具體訴求是什麼，任何訴求都必須在囊括所有運動參與者的最大範圍討論中形成。

的確，在各個佔領據點，運動參與者努力踐行着「最大範圍討論」：公共論壇不斷舉行，每個人都有資格發言或反對別人的發言，直到絕大多數人都表態同意一項決議。如此一來，漫長的公開討論使得任何具體訴求都難以達成，而運動更是缺乏一種機制來整合和協調各個佔領據點的聲音。在很多運動參與者看來，具體的政策訴求是什麼並不重要，堅持討論和直接民主的運動形式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訴求，就是一種新的政治生活方式。

的確，「佔領華爾街」將無領導、無層級、去中心、去組織、高度自發、重視直接民主的運動模式展現得淋漓盡致，而這恰恰就是這場運動最大的歷史意義之一。許多人認為，「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模式昭示着一個真正民主、包容的社運時代的到來。祖科蒂公園佔領據點散發的傳單中寫道：「在建立共識的過程中，我們花了大量精力聽取每個人的意見、並把這些意見編織成一個整體，這充分說明了我們當中的每個人都是重要的。而我們反對的那個體系則一直在說：有些人重要，有些人不重要。在共識當中，每個人都不可或缺。」

但這個故事的另一面則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留下的現實成果極其有限。在佔領持續的兩三個月中，運動在主流政黨與政客中得到的回應寥寥無幾——佔領運動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訴求，政黨和政客能回應什麼呢？最終，祖科蒂公園的據點以警察強行清場而落幕，全美各地的佔領據點也紛紛黯然收場。回想2010年崛起的右翼茶黨運動，在短時間內不僅吸引了大量草根參與者，更捧出了一大批茶黨政客。這些政客在美國政治中迅速擁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和政策影響力，不僅一手造成了2013年美國聯邦政府停擺，而且大大削弱了共和黨建制派的黨內統治力、間接為特朗普的崛起鋪平道路。

相比之下，同樣風起雲湧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後來的爭取提高最低工資運動、黑人反抗司法不公運動、反輸油管道建設運動和2016年的桑德斯總統競選間接地積蓄了能量，但運動本身對美國政治版圖沒有造成明顯的改變，也沒能有效提升進步左翼的政治影響力。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2016年的法國。3月31日的反勞動法改革示威行動後，許多法國人每天晚上「佔領」共和廣場、召開公共論壇，對法國社會的資本壓迫與經濟不公等眾多問題展開大討論——這就是「不眠之夜」運動。公共論壇的形式，與「佔領華爾街」如出一轍：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言、提出主張或反對別人的主張，每個人的意見都被聽取，決策機制以共識為核心。

正如專欄作者劉況寫道，「不眠之夜」運動的目的不再是針對勞動法改革或其他具體的政策訴求，「其本身意義就是要令群眾自我組織，促進各種抗爭的交會，通過廣場上的委員會、大會討論、音樂會、普及大學（Université populaire）和自發的聚會，令更多人投身抗爭。」這場運動不與任何政黨、工會等政治機構合作，雖然運動的開展有賴於一些社運團體的策劃和後勤工作，但沒有任何團體統籌運動的發展方向或者代表運動發聲。恰恰相反，運動強調的是直接民主和人們的自發參與。一位參與者說道：「我們當中沒有誰可以代表其他人」——這和佔領華爾街的參與者聲音何其相似。

然而，日復一日的討論終於讓參與者感到厭倦，而運動在「如何看待暴力行為」的問題上遲遲達不成共識，也損害了運動的公眾形象，「不眠之夜」的聲勢一天天衰弱。更重要的是，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並未提升進步左翼在法國政治版圖中的存在感。對奧朗德政府的不滿，幾乎被民粹本土主義右翼「國民陣線」和傳統右翼共和黨完全收割。雖然主張進步左翼路線的梅朗雄在2017法國總統大選的衝刺階段突然崛起，但當時政治舞台上最亮眼的角色已然是旗幟鮮明地將勞動法改革作為競選綱領之一的馬克龍。馬克龍大獲全勝之後強推勞動法改革的堅決姿態，昭示着進步左翼的政治抗爭變得更加艱難。

無領導、去中心、高度自發的政治運動，往往迅速壯大聲勢、最終卻黯然收場。因為不存在成型的組織結構和決策機制，這些運動無法將人們在街頭的熱情轉化為政治力量，無法及時地制定策略，因此極易被政治版圖中本就強大的勢力瓦解或收編。同樣的故事，還發生在2011年和2013年的埃及、2013年的土耳其、2009年的伊朗、2014年的香港和2017年的塞爾維亞。

相同運動模式的反覆上演，說明當代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持進步主義訴求的政治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無政府主義化」了。這種「無政府主義化」不是指政治運動中出現了越來越多佩戴黑色面罩、手持棍棒的無政府主義者，而是指政治運動的組織和行為模式發生了更為根本的、全局性的轉變。無領導、無層級、去中心、去組織、高度自發、重視直接民主的運動模式，說明運動參與者對政治實踐的理解已經有意無意地染上了無政府主義的底色，在不知不覺中逐漸靠近無政府主義的思維方式。換句話說，當代政治運動的無政府主義轉向，不是靠無政府主義思想或無政府主義組織的直接影響，而是在潛移默化中發生的。

這個轉向為什麼會發生？它對政治運動的未來會有什麼樣的影響？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從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談起。

無政府主義溯源：「第三條路」在哪裏？

作為一種激進左翼思想的無政府主義，有着悠久的傳統和複雜的源流。它和其他激進左翼思想之間的關係，也一直十分微妙——既有根本的一致，也有嚴重的分歧；既在不同的時期並肩戰鬥，也沒少發生牴牾和決裂。粗略地說，左翼無政府主義——尤其是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一樣，也致力於廢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私有制、廢除保護私有制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但兩者在「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如何理解政治實踐和政治行動」 、「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生活應該如何組織起來」等問題上常有對立。

然而，要理解左翼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意義、要理解它對當代政治運動的影響，就不能只在思想史的層面上討論它，而必須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和實踐。

左翼無政府主義發展成一股蔚為壯觀的政治運動潮流，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事。這個潮流之所以獨樹一幟，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它旗幟鮮明地反對兩種以馬克思主義為名的政治實踐。第一種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模式。以德國社民黨為首，各國的社會民主政黨從工人階級大眾的革命黨逐漸退化為奉行改良主義的議會政黨。由於過分強調革命發生的必要條件來自於某種「資本主義終極危機」導致的系統性崩潰、割裂了為革命所進行的準備工作和革命本身，各國社民黨越來越忽視當下的政治動員對長遠革命目標的意義，反而將重點放在如何玩好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選舉遊戲、如何改良資本主義制度上。

雖然許多社民黨在紙面上一再拒絕改良主義，但這無法阻擋它們的政治實踐越發向改良主義傾斜。如何擴大黨員的數量、爭取更多的選票，這些問題取代了革命動員的核心地位。社民黨所領導的工會組織，也越來越將抗爭目標局限在為工人爭取更多經濟利益，而淡化了工會的革命使命。

左翼無政府主義者猛烈批判這種改良主義退化。他們既抨擊沉迷於議會選舉遊戲的政黨，也批判淪為經濟博弈機器的工會。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對政黨和工會的批判，進一步拓展為對於各種制度化的政治組織的批判。在他們看來，制度化的政治組織太容易變質，革命目標的實現要靠民眾更加自發的政治參與。

不過，對於社民黨的改良主義路線發起猛烈抨擊的不只是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的先鋒黨模式和1917革命，同樣可以看做是對社民黨模式的回應和否定：與社民黨不同，先鋒黨的任務不是擴大成員數量、不是參加選舉、不是被動等待革命到來，而是積極地在工人階級中培養革命意識，將工人階級的鬥爭引向革命的方向。

然而，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對先鋒黨模式同樣抱有鮮明的反對態度。在他們看來，先鋒黨「培養」革命意識、「帶領」工人階級革命的設想實在太像自上而下的灌輸和強制；「民主集中制」的組織方式也具有太強烈的威權主義色彩，很容易將權力集中在幾個革命領導者手中。

左翼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革命目標的實現不能靠先鋒黨，而要靠工人階級自下而上、以直接民主的原則組織工人委員會；不能靠垂直的官僚機構，而要靠工人委員會相互之間的協調。

讓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尤為扼腕的是，在1917年二月和十月之間蓬勃發展的工人委員會系統（「蘇維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直接民主、工人自下而上自我管理的色彩，但在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逐漸破壞了工人委員會的民主機制、將工人委員會的權力集中在黨的手中。斯大林掌權之後的種種政治變化，更讓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對先鋒黨領導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模式失去信心。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對斯大林政權的態度成為了區分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清晰標準。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堅持依靠自下而上、直接民主的工人自我管理來實現革命目標，並在1936年西班牙內戰期間將理想短暫地變成現實。[1]

換句話說，左翼無政府主義正是在兩種馬克思主義政治實踐的夾縫中定義自身，一手反對改良主義的社民黨模式，一手反對自上而下的先鋒黨模式和斯大林體制。這其中體現的，是對政黨、工會等政治組織和政治領袖的深刻懷疑，是對凌駕於民眾之上的政治權力的強烈反感，是對去中心化的自發行動、自我管理和直接民主原則的堅持。

到了二十世紀中後期，左翼無政府主義的這些主張深刻影響了歐美左翼的反思歷程。這並不是說越來越多的左翼人士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而是說左翼知識分子和社運人士——不管他們自稱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其他什麼——在當時所面臨的挑戰，恰恰和左翼無政府主義運動在幾十年前的處境高度相似。他們在重新定義左翼的政治理想與道路時，有意或無意地走上了無政府主義確立的方向。

這其中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國社會主義者Hal Draper等人提出的「第三陣營」論述。這一批美國社會主義者從1940年代開始主張，無論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下社會民主政黨與工會的妥協改良路線，還是斯大林體制下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都應該被否定，必須追求這兩者之外的「第三陣營」。「第三陣營」路線的根本宗旨，就是「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不是靠政黨、工會、國家來解放工人階級，而是靠工人階級自我解放。

Hal Draper等人在發展這一套論述的過程中，主要參考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資源，Hal Draper本人也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第三陣營」論述中體現的無政府主義色彩。這一論述可以被看作是從無政府主義方向上重構馬克思主義的努力。

另一個例子，是以Antonio Negri為代表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1960年代提出的自治主義。自治主義主張將階級鬥爭的重心從政治場域重新轉移到生產場域，因為生產場域的鬥爭才是對資本主義體系最為致命的打擊。對於生產場域的鬥爭而言，最為有效的策略不是通過傳統的組織結構動員，而是工人們在日常的生產勞動過程中自發行動，通過缺勤、怠工、搞破壞等方式在勞動場所抗爭。

自治主義強調生產環節對於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強調工人作為生產者天生的反抗能力，這種能力是獨立於政黨、工會、國家等組織結構的。很顯然，作為一種在資本主義社會民主道路和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外尋找新出路的努力，自治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讀同樣帶有鮮明的無政府主義色彩。

轉折：無政府主義運動模式的崛起

歐美左翼的無政府主義轉向，不僅體現在理論層面，更體現在1960、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激進社會運動中。在美國，Hal Draper對1964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爆發的言論自由運動提供了導師般的幫助，這場運動深刻影響了美國新左派運動的發展軌跡。在美國新左派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個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則在差不多同一時間遭遇了嚴重的撕裂，組織當中的一大部分成員投身於無政府主義色彩濃重的反文化活動，崇尚自我解放，反對一切形式的權威。

在意大利，1962年菲亞特汽車廠的工人群起反抗——不僅反抗僱主，而且反抗工會——為自治主義運動拉開了序幕。此後的十幾年間，大量工人和學生投身於各種不依靠工會和政黨的直接抗爭行動——暴動、佔領工廠和學校、拒絕支付房租與水電費等，並將這些行動看作對直接民主的踐行。在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同樣推崇自發的抗爭集結、開放的參與方式，拒斥自上而下的領導和組織。

1960、1970年代席捲歐美的這一波運動風潮，可以看做是左翼政治運動在整體上「無政府主義化」的開端。而隨着1980年代的到來，在幾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無政府主義化」徹底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首先，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歐美各國政府對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的態度急轉直下，出台各種打壓工會的政策。1981年，美國列根政府在航空管制員工會發起的大規模罷工面前毫不留情；1984-1985年，英國戴卓爾政府對煤礦工人罷工進行強力鎮壓——這兩次罷工的失敗分別被認為是美國和英國勞工運動史的轉折點。在此之後，歐美各國的工會力量被嚴重削弱、甚至一蹶不振。同時，以德國社民黨和英國工黨為代表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左翼政黨也逐漸右轉，擁抱各種親資本反勞工的經濟自由化政策。工會的羸弱和政黨的右轉，顯著加深了左翼政治運動對於各種制度化政治組織的不信任。

其次，在1960、1970年代種族平權運動、性別平權運動、性向平權運動、監獄被囚者權利運動等社會運動的影響下，左翼政治運動在整體上對各種基於身份的壓迫和邊緣化更為敏感和警惕。人們意識到，當政治運動的動員以某些組織和領袖為中心，當政治運動存在着某種脱離普通參與者的、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當某些人得以「代表」運動發聲，那麼必然的結果就是：運動放大了某些人的聲音、而忽視了另一些人的聲音，將某些帶有偏見的話語置於舞台中央、而將其他視角擠到邊緣。因此，為了給予各種視角同等的發聲空間，政治運動要最大限度地體現民主機制、儘可能清除一切權力不對等，不讓任何人代表任何人。而各種後結構主義思潮的流行，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觀點。

最後，1980年代以來，資本的剝削與掠奪手段變得越來越豐富多樣，讓勞動者的生活體驗也變得日益多元和碎片化。不穩定就業的流行、製造業的跨國轉移、公共服務的商品化和私有化、消費者信貸的膨脹、數字勞動作為剝削新形式的出現，諸如此類的資本主義新動態分別在不同的環節影響不同的勞動者，這使得不同的勞動者所體驗到的剝削和壓迫有着大相徑庭的面貌。生活體驗層面的撕裂，不僅導致不同的勞動者提出的直接訴求各不相同，而且還會被資本用來製造勞動者之間的對立。

在這種情況下，有組織、有中心的動員變得比之前困難得多，政治運動要想提出具體的訴求也比之前困難得多。人們很難想像，單一的領導和組織結構如何能把五花八門的運動參與者擰成一股繩，也很難想像能找到一種話語來表達所有參與者對運動的理解和期待。似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期待那些蜷縮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個不同角落的人們經由某種神奇的催化作用而「自發」地走到一起，期待政治運動為不同的願景和訴求留出充足的表達空間、不用任何一種話語來代表全體、實現「一個運動，各自表述」。

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WTO會議期間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被認為是世紀之交發生的影響力最大的反抗資本全球化行動之一。這場示威行動，也充分體現了當代政治運動的無政府主義模式。雖然許多工會和社運組織參與了前期的準備和動員，但這些組織之間只有鬆散的聯盟關係，沒有成型的動員結構和決策機制。運動並未布置統一的行動策略，而是鼓勵不同的組織分頭自主行動，百花齊放地採用各種抗爭手段。換句話說，這是一場沒有「主體部分」、而是由無數個不同的側面組成的運動。這場運動的浩大聲勢，不是基於統籌所有人的布置和安排，而恰恰是基於此起彼伏、遍地開花的零散行動。

就在反WTO示威之後不久，無領導、去中心、高度自發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模式也在學術思想層面找到了最佳的代言人。前文提到的意大利自治主義理論家Antonio Negri和美國學者Michael Hardt合作，分別在2000、2004、2009年出版《帝國》、《諸眾》、《大同世界》三本著作。在三部曲中，兩位學者為當代的政治抗爭描繪了一副清晰的新圖景。

在兩位學者看來，當代資本主義的運行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它的彈性和滲透能力大大增強，讓自上而下的領導和組織變得極其困難，卻為大眾的自發反抗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他們將抗爭的主體定義為「諸眾」（Multitude），也就是複雜多樣、遍地開花的大眾，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任何一個「階級」，更不是號稱代表特定階級的政黨和工會。在他們看來，任何特定的人群都不應該在抗爭中佔據「先鋒」或「主體」的地位，抗爭必須是屬於大眾自己的運動。「諸眾」中的每一分子都有權自主決定參與抗爭的形式，都有權用自己的方式論述抗爭的意義。

兩位學者的三部曲一經出版，不僅在歐美知識界掀起一股巨浪，而且在社運人士中間和歐美之外的世界引起強烈的反響。兩位學者的論述，不僅給無政府主義運動模式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也讓這種模式在全球範圍內更加深入人心。同時，兩位學者也致力於將理論與政治運動實踐相結合。 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期間，兩位學者自主出版了一本名為《宣告》的小冊子，讚揚佔領運動對去中心化、自發參與、直接民主的堅持，並希望這種運動模式能進一步發揚光大。

Michael Hardt本人曾經表示，並不是學者提出新的理論來指導實踐的發展，而是理論跟着運動實踐發展的方向走。換句話說，兩位學者的理論，本身就是政治運動走向無政府主義模式之後的產物。他們並不是政治運動發展方向的引領者，而是這個政治運動新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總結者。

挑戰：政治運動的未來往何處去

我們已經看到，政治運動在歐美乃至全球範圍內走向無政府主義模式，是多種歷史力量交織的結果。這種轉變的源頭，是早期的左翼無政府主義運動對「第二國際」和十月革命在實踐中暴露出的種種問題的批判，繼而體現了二戰之後三十年裏歐美左翼試圖在冷戰雙方的政治體制之外尋找新的解放可能性的努力。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左翼傳統對之前實踐中積累的經驗教訓所做的總結和反思，是左翼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在這之後，無政府主義運動模式的進一步深化和擴散，既體現了左翼在種族壓迫、性別壓迫、社會邊緣化等問題上變得更加謹慎和自覺，也體現了左翼在1980年代之後面對轉型升級、更加強大的資本主義時力量衰弱的無奈。

從很多角度看，無政府主義運動模式的興起是一種進步。它讓我們更加警醒，在政治運動中，領袖、組織、中心的背後潛藏着權力壓迫和變質的可能性；它讓我們更加珍視民主的意義和價值，並思考如何在政治實踐中實現民主；它提醒我們思考：如何不讓政治運動成為少數精英的遊戲、如何讓運動真正屬於所有人？政治運動的每一個參與者都是活生生的獨立個體，他們不應該是運動領袖和精英用來製造人肉景觀的工具，他們應該是運動的主人。參與者的熱情、積極與自發性，應該是所有政治運動的根本基石。無政府主義運動模式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政治運動是複雜的，任何一種對於運動的「主流」論述都可能壓制、排斥、邊緣化那些同樣在運動中存在的多元視角。

在這個意義上，無政府主義不僅是眾多激進左翼思想中的一支，更是推動作為一個整體的激進左翼向前發展的思想資源。左翼無政府主義的主張，也十分有助於馬克思主義者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在無政府主義者的提醒下，我們更加強調「共同所有制」中的「所有」二字意味着人們應該有權通過民主的方式在集體中決定生產資料如何使用；我們在閲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時更加關注馬克思對代議制民主的批判，以及「代表」作為一種政治參與方式的本質局限；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法蘭西內戰》中頌揚的無產階級革命，本質上不只是一個階級將國家權力從另一個階級手中奪過來，更是否定國家機器的壓迫性權力本身，更是建設一種以直接民主為原則的政治生活。

然而，無政府主義模式的政治運動也存在顯而易見的問題。無領導、去中心、扁平化的運動，往往也是缺乏行動力的。近年來依照這種模式展開的政治運動，要麼在漫長的討論中無法關於統一的行動策略達成共識，邁不出下一步，最終耗盡了運動參與者的熱情和耐心；要麼就是缺乏決策和執行決策的清晰機制，在危機面前只能倉促應對、進退失據；要麼則乾脆被當權者利用、收編。

強調直接民主和自發參與的政治理想固然美好，但政治同時也是嚴肅的、兇險的、充滿硝煙的，重點不是隔空向敵人喊話，而是實打實的進攻和防守。自發參與固然重要，但指揮、協調、讓運動的參與者同往一處使勁，在很多時候更重要。直接民主固然重要，但面對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尤其是不惜對運動參與者使用暴力的國家機器，政治運動同樣需要具有政治智慧的領袖當機立斷、運籌帷幄、在艱難的時刻決定運動的策略。

另外非常諷刺的是，儘管無政府主義模式的政治運動努力追求最大限度地容納多元聲音、多元視角、多元身份，但實際上，在參與者的種族多樣性和階級多樣性方面，這一模式的政治運動要比依靠工會等傳統組織進行動員的集體行動差得多。

紐約市立大學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在積極參加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被調查者中，三分之二是白人，80%以上有本科學位。沒有人會覺得這樣的運動參與者構成真的可以代表所謂的「99%」。一些評論者進而認為，「佔領華爾街」所表達的並不是受資本主義體系壓迫最深重的那些人的反抗聲音，而只不過是目前這個體系中掌握特權的人向掌握更多特權的人表達覬覦和不滿而已。無獨有偶，2016年法國的「不眠之夜」運動只局限於大城市，沒能輻射到小城市和鄉村，底層勞工、少數族裔在運動中的存在感同樣十分有限。

指出這些問題，絕不是說我們應該徹底拒絕政治運動的無政府主義模式，更不是說我們應該停止對於自發參與和直接民主的追求。尤其是，那些與政治領袖和政治組織結合比較緊密的運動，這些年來也同樣是問題重重。

2011年西班牙爆發的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憤怒者運動」，最終在2014年完成了從草根社運向新興政黨的過渡；但從草根社運中誕生的「我們可以」黨還是面臨着「主要精力應該放在選舉政治上還是草根動員上」的艱難抉擇，並且正在被黨爭所困擾。委內瑞拉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運動以查韋斯個人的領袖核心地位為基礎，最終隨着查韋斯的逝世而失去動力。巴西的工人運動和勞工黨保持密切互動，但當勞工黨在執政之後政治路線變得越發保守時，工人運動也失去了挑戰勞工黨的力量。

這或許就是當下這個時代給我們提出的最複雜、最艱難的挑戰之一：如何在政治運動中既體現自發參與和直接民主的原則，又能用某種靈活有序的組織結構和決策機制作為運動的中心、強化運動的行動力？如何既不讓政治運動因為群龍無首而成為一盤散沙，又不讓處於運動核心位置的組織者與草根參與者之間脱節？如何回應這個挑戰，決定了我們是否會辜負這個時代、是否會辜負漫長的政治運動史上那些勇敢的前輩們。

[1]：關於無政府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的實踐，左翼雜誌《雅各賓》刊發過一篇文章詳細介紹：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george-orwell-spain-barcelona-may-d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