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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老師的自白:如果我把寫文件的時間花在學生身上

今天學校裏,盡是行政、文件、考績等機器式工作,以機器取代人性,以相遇取代相處。如果把部份寫文件的時間花在學生身上,這些學生走上的路,或者截然不同?


老師的工作除了在堂上講課,行政工作的比重亦與日俱增,嚴重佔據教師的日常教學時間,亦成為教師關注學生的障礙。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老師的工作除了在堂上講課,行政工作的比重亦與日俱增,嚴重佔據教師的日常教學時間,亦成為教師關注學生的障礙。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編者按】近年,香港每逢九月開學季,烏雲便籠罩學校:先是令人痛心的學生自殺潮,繼而是週而復始的對學生情緒和壓力的探討、反思、問責,不禁讓人問,我們的學校怎麼了?我們的教育怎麼了?在本該是充滿陪伴的地方,為什麼老師和社工沒能接住一個個不斷下墜的孩子?沒能擁抱一個個把悲傷埋藏在自己心底的孩子?今年開學季過後,我們收到了這名中學老師的來信......

小明是我初執教鞭時遇上的學生,中四的他生活總離不開電腦,遊戲世界把他的時間、精力都吸乾,上堂總是倒頭就睡,功課連抄也懶抄,升班是逢二進一,小學的師弟都成了中學的學長。教學第一年,空閒時間相對較多,在走廊遇上學生總會閑聊幾句。這天碰上了小明,欠債纍纍的他正想調頭離開之際,早已被我逮個正著。

「小明,做咩成日上堂瞓覺?」

「打機......」

「打咩機?」

「LOL。」

「一場打好耐,不如每日打少一場,留番時間......」

「做功課嘛,OK 啦。」

小明講出那句應酬老師的金句轉身便走。

「係留番時間瞓覺呀,知唔知唔夠瞓會甩頭髮!」

小明停下來,梳一梳他的都敏俊髮型,回頭高呼:

「放心啦,成年唔瞓都仲多過你!」

兩人在走廊兩端相視而笑。

那天之後,小明在校內見到我也會主動打招呼,閑聊生活趣事。後來為了補底(照顧追不上學習進度的學生),招了班上成績差的同學課後一起做功課溫習,想不到小明也願意來。其實補底班的成員大多都是小明網絡世界的戰友,沉迷網絡世界,大概成績也不會太好吧。補底班由我發起自然也是由我親自教授,這群學生對新老師多少有興趣,溫習與聊天混雜起來,師生間的認識更深。

原來這群沉迷網絡的學生,在現實世界都面對不同的困難,有人際問題、有學業壓力、有與家長關係欠佳的,身負大量挫折又求助無門,早令他們遍體鱗傷,唯有沉迷網絡逃避。大概誰也想不到,補底班成了他們吐苦水的地方,也成了他們獲得情緒支援的地方。關係建立起來,補底班的學生偶爾竟願意交回功課,質素當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積極的態度是令人鼓舞。

一年過後,小明勉強升班,而我的教學和行政工作也越來越多,平均一日五至六節課,任教五級共十班學生,課後還要處理大量課外活動的校內外聯絡、文件,五點半後的時間才是開始改作業備課的時間,工作至凌晨已是尋常事。

300個學生的名字

現時香港教師每週授課平均28節,與鄰近地區相比之下明顯屬於偏多。中國大陸的平均教節是10-18節,鄰近的澳門更於四年前立法規定《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限制每周正常授課時間為16至18節課,目的正是「減少教學人員授課時數,讓其有更充足的時間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而與西方教育界相比,英國的全國教師聯合會亦提出中學的教學時數每星期為25節(60分鐘一節,共1500分鐘),但此時間是包含了計劃、備課、評估 ( Planning, Preparation and Assessment, PPA)的部份,而香港是28節(40分鐘一節,共1120分鐘),但並不包括佔用教師最多時間的PPA。

授課教節多,除了令教師可投放於PPA的時間減少外,亦令老師任教班別過多。除了中英數外,一般術科(如中史、西史、地理)於初中每星期只有兩堂,要填滿28節,每名教師可能要任教8至10班,以每班30名學生計,一位教師一個學年要教近300名學生。在一星期兩節課的情況下,教師能記下所有學生名字已經是了不起的事,更遑論可留意學生的情緒、校園生活。

於是,我每天在走廊總是行色匆匆,和學生點頭問好都彷彿是侈談,繼續補底班已經是不可能,還好的是小明的學習態度已有改善,堂上總看見他努力與睡魔交戰。測驗過後,小明仍是敬陪末席,但分數上有進步,師生都很鼓舞。

到了學期中的運動會,小明和補底班的同學倚在欄邊聊天,難得有空的我終於可上前談談。

「大忙人,今年上左位,以為你唔記得左我地!」

一貫的互相訕笑展開了話題,談過近況,又說起未來。

「呀sir,其實我唔想再讀書,DSE都冇可能過到,其實我想做廚。」

「咁我幫你寫食評!」

「你作文都唔合格,寫鬼?寫完真係得鬼黎食。」

同學們又一輪互相訕笑後,小明突然認真起來。

「呀sir,你覺得我有無機會考到尾二(倒數第二)?」

「你已經進步緊,加油啦!」

「我知道我無可能考到第一,所以我想考個尾二,威番次嘛!」

運動會之後,小明的欠功課問題又再嚴重起來,不但上課時睡得天昏地暗,甚至遲到早退。工作早已忙得不可開交的我,偶爾遇到他,也只是口頭上鼓勵一下。小明的頹喪沒有因口頭鼓勵而轉變,反而延續到學期尾,最終,小明再次留班。

我想挽留他,但我真能幫他嗎?

暑假終於來到,終於有時間約小明吃午飯,這次對話不再是互相訕笑,因為這頓飯我是有目的而來:我要遊說他接受留班而不是輟學。一頓飯過後,我才發現這一年他經歷了很多打擊,他的兒時玩伴患上血癌過身,家中又發生劇變,他要做兼職減輕經濟負擔。我嘗試轉介他見學校社工,他也顯得抗拒,也不想被學校知道他的家事。

新一學年開始,很高興再次見到他,但他跟同學已顯得格格不入,不是因為他是留級生,而是他的精神面貌已經被兼職工作重新塑造,那樣疲倦的外貌只會在通宵巴士上的上班族出現,而非學校。這一學年,我已不再是他的任教老師,新的工作更是密密麻麻,顧著跟同事、家長、機構和教育局打交道,這兩個月幾乎沒跟小明再有交流,直到有天,他跟我說他決定要退學。

聽到這個決定時,我早前的立場動搖了。我在想,我鼓勵他留下來,但我又能否提供支援?如果不能,這又是否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今天老師的工作除了講課,行政工作的比重與日俱增,嚴重蠶食教師的日常教學時間。行政工作的類型繁多,有如財政管理、招標、自評、進修等等。香港政府近年成立不同的教學津貼,例如學習支援津貼,這些津貼每年所得的撥款、活動支出等均由教師紀錄、計算和分配,負責的教師必須整理大量紀錄文件以供教育局每年檢查。而每當校內舉辦不同的活動前,為避免利益輸送,必須公開招標,招標數量按活動涉及金額而有不同,但負責老師需要撰寫、分析標書內容,過程極為繁瑣。所謂自評,則是每個學科、行政部門每年都要撰寫全年工作計劃,而學校平均三年進行全面自評一次,當中又涉及大量的行政工作。最後還有進修,近年政府推行不同範疇的進修,如照顧不同學習需要課程,課程短至五天,長可達一個月,同時更有實習。

在一星期兩節課的情況下,教師能記下所有學生名字已經是了不起的事,更遑論可留意學生的情緒、校園生活。
在一星期兩節課的情況下,教師能記下所有學生名字已經是了不起的事,更遑論可留意學生的情緒、校園生活。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文件幫得了學生嗎?

雖然教育局安排了代課老師,但教學工作不可假手於人,結果老師不免教學、行政、進修同時進行。一連串的行政工作擠壓了老師於準備教學和與學生相處的時間。教師多非會計、行政訓練出身,要他們處理如此大量的行政事務是否合適?校內雖有文書會計,但他們主要是統合各部門的行政工作和財政報告,最前線的工作仍是由教師負責。

輔導和支援學生最需要的不是文件,而是陪伴的空間,但繁重的工作令人與人只有相遇而沒有相處。近年學生情緒問題日益嚴重,令香港政府對學生也提供越來越多的支援,新學年的學習支援津貼更新增了對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作撥款,又有「好心情@HK」以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和認識,但一個駐校社工要服務近千人的學校(單單處理老師轉介的個案已顯得吃力,遑論可以自己花時間去接觸學生),一個駐校心理學家一個月才訪校兩次,一個普通老師平日要兼成輔導、教學、行政專家,支援的名目越來越多,但進行輔導的空間又有幾多? 很多輟學的學生如小明,他們大多在離校前都是獲安排與社工會面跟進,然而我們都知道與社工會面輔導只是協助學生走出困難的第一步,但一眾老師又有沒有空間陪伴他、鼓勵他走下第二、第三步呢?

「呀sir,對唔住,最後都係考包尾咁走,原來好多野唔係盡左力就得,但係我都會盡力行落去,或者有一日可以親手煮一餐飯請你食。」

退學當日,小明發來了這個訊息。的確,很多事情盡了力也不代表成功,他同年的友人一兩年後也快大學畢業了,可他還是完成不了中五的課程。而我,不是曾經花心機聆聽、陪伴、鼓勵他們嗎?他們不是都因而憤起積極過嗎?何以最終還是要離開呢?我常想,如果我把部份寫文件的時間花在他身上,或許可以更早了解他的家庭問題,如果我可以暫時放下草擬中的通告,傾聽他的心事,或許可以了解友人離逝對他的打擊。

School來自希臘文Skhole,本含閒適的意思,充滿人性,但今天學校裏,盡是行政、文件、考績,都是機器式的工作。以機器取代人性,以相遇取代相處,無怪近年學童情緒問題日益嚴重,甚至出現自殺。每當一個老師失去學生時,他們難免會質疑自己,質疑教育。老師們的初衷不過是教育、陪伴下一代,但現實的工作呢?夜深人靜之時,我的腦海偶爾還浮起幾個熟悉而陌生的名字,一心,那個因人際關係出現困難而得了厭食症的小女孩,近況如何呢?允行,那個因父母離異而成為隱青的男孩,近況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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