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学老师的自白：如果我把写文件的时间花在学生身上

【编者按】近年，香港每逢九月开学季，乌云便笼罩学校：先是令人痛心的学生自杀潮，继而是周而复始的对学生情绪和压力的探讨、反思、问责，不禁让人问，我们的学校怎么了？我们的教育怎么了？在本该是充满陪伴的地方，为什么老师和社工没能接住一个个不断下坠的孩子？没能拥抱一个个把悲伤埋藏在自己心底的孩子？今年开学季过后，我们收到了这名中学老师的来信......

小明是我初执教鞭时遇上的学生，中四的他生活总离不开电脑，游戏世界把他的时间、精力都吸干，上堂总是倒头就睡，功课连抄也懒抄，升班是逢二进一，小学的师弟都成了中学的学长。教学第一年，空闲时间相对较多，在走廊遇上学生总会闲聊几句。这天碰上了小明，欠债累累的他正想调头离开之际，早已被我逮个正著。

“小明，做咩成日上堂瞓觉？”

“打机......”

“打咩机？”

“LOL。”

“一场打好耐，不如每日打少一场，留番时间......”

“做功课嘛，OK 啦。”

小明讲出那句应酬老师的金句转身便走。

“系留番时间瞓觉呀，知唔知唔够瞓会甩头发！”

小明停下来，梳一梳他的都敏俊发型，回头高呼：

“放心啦，成年唔瞓都仲多过你！”

两人在走廊两端相视而笑。

那天之后，小明在校内见到我也会主动打招呼，闲聊生活趣事。后来为了补底（照顾追不上学习进度的学生），招了班上成绩差的同学课后一起做功课温习，想不到小明也愿意来。其实补底班的成员大多都是小明网络世界的战友，沉迷网络世界，大概成绩也不会太好吧。补底班由我发起自然也是由我亲自教授，这群学生对新老师多少有兴趣，温习与聊天混杂起来，师生间的认识更深。

原来这群沉迷网络的学生，在现实世界都面对不同的困难，有人际问题、有学业压力、有与家长关系欠佳的，身负大量挫折又求助无门，早令他们遍体鳞伤，唯有沉迷网络逃避。大概谁也想不到，补底班成了他们吐苦水的地方，也成了他们获得情绪支援的地方。关系建立起来，补底班的学生偶尔竟愿意交回功课，质素当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积极的态度是令人鼓舞。

一年过后，小明勉强升班，而我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也越来越多，平均一日五至六节课，任教五级共十班学生，课后还要处理大量课外活动的校内外联络、文件，五点半后的时间才是开始改作业备课的时间，工作至凌晨已是寻常事。

300个学生的名字

现时香港教师每周授课平均28节，与邻近地区相比之下明显属于偏多。中国大陆的平均教节是10-18节，邻近的澳门更于四年前立法规定《非高等教育私立学校教学人员制度框架》，限制每周正常授课时间为16至18节课，目的正是“减少教学人员授课时数，让其有更充足的时间照顾学生的不同需要”。而与西方教育界相比，英国的全国教师联合会亦提出中学的教学时数每星期为25节(60分钟一节，共1500分钟)，但此时间是包含了计划、备课、评估 ( Planning, Preparation and Assessment, PPA)的部份，而香港是28节(40分钟一节，共1120分钟)，但并不包括占用教师最多时间的PPA。

授课教节多，除了令教师可投放于PPA的时间减少外，亦令老师任教班别过多。除了中英数外，一般术科(如中史、西史、地理)于初中每星期只有两堂，要填满28节，每名教师可能要任教8至10班，以每班30名学生计，一位教师一个学年要教近300名学生。在一星期两节课的情况下，教师能记下所有学生名字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更遑论可留意学生的情绪、校园生活。

于是，我每天在走廊总是行色匆匆，和学生点头问好都仿佛是侈谈，继续补底班已经是不可能，还好的是小明的学习态度已有改善，堂上总看见他努力与睡魔交战。测验过后，小明仍是敬陪末席，但分数上有进步，师生都很鼓舞。

到了学期中的运动会，小明和补底班的同学倚在栏边聊天，难得有空的我终于可上前谈谈。

“大忙人，今年上左位，以为你唔记得左我地！”

一贯的互相讪笑展开了话题，谈过近况，又说起未来。

“呀sir，其实我唔想再读书，DSE都冇可能过到，其实我想做厨。”

“咁我帮你写食评！”

“你作文都唔合格，写鬼？写完真系得鬼黎食。”

同学们又一轮互相讪笑后，小明突然认真起来。

“呀sir，你觉得我有无机会考到尾二（倒数第二）？”

“你已经进步紧，加油啦！”

“我知道我无可能考到第一，所以我想考个尾二，威番次嘛！”

运动会之后，小明的欠功课问题又再严重起来，不但上课时睡得天昏地暗，甚至迟到早退。工作早已忙得不可开交的我，偶尔遇到他，也只是口头上鼓励一下。小明的颓丧没有因口头鼓励而转变，反而延续到学期尾，最终，小明再次留班。

我想挽留他，但我真能帮他吗？

暑假终于来到，终于有时间约小明吃午饭，这次对话不再是互相讪笑，因为这顿饭我是有目的而来：我要游说他接受留班而不是辍学。一顿饭过后，我才发现这一年他经历了很多打击，他的儿时玩伴患上血癌过身，家中又发生剧变，他要做兼职减轻经济负担。我尝试转介他见学校社工，他也显得抗拒，也不想被学校知道他的家事。

新一学年开始，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但他跟同学已显得格格不入，不是因为他是留级生，而是他的精神面貌已经被兼职工作重新塑造，那样疲倦的外貌只会在通宵巴士上的上班族出现，而非学校。这一学年，我已不再是他的任教老师，新的工作更是密密麻麻，顾著跟同事、家长、机构和教育局打交道，这两个月几乎没跟小明再有交流，直到有天，他跟我说他决定要退学。

听到这个决定时，我早前的立场动摇了。我在想，我鼓励他留下来，但我又能否提供支援？如果不能，这又是否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今天老师的工作除了讲课，行政工作的比重与日俱增，严重蚕食教师的日常教学时间。行政工作的类型繁多，有如财政管理、招标、自评、进修等等。香港政府近年成立不同的教学津贴，例如学习支援津贴，这些津贴每年所得的拨款、活动支出等均由教师纪录、计算和分配，负责的教师必须整理大量纪录文件以供教育局每年检查。而每当校内举办不同的活动前，为避免利益输送，必须公开招标，招标数量按活动涉及金额而有不同，但负责老师需要撰写、分析标书内容，过程极为繁琐。所谓自评，则是每个学科、行政部门每年都要撰写全年工作计划，而学校平均三年进行全面自评一次，当中又涉及大量的行政工作。最后还有进修，近年政府推行不同范畴的进修，如照顾不同学习需要课程，课程短至五天，长可达一个月，同时更有实习。

文件帮得了学生吗？

虽然教育局安排了代课老师，但教学工作不可假手于人，结果老师不免教学、行政、进修同时进行。一连串的行政工作挤压了老师于准备教学和与学生相处的时间。教师多非会计、行政训练出身，要他们处理如此大量的行政事务是否合适？校内虽有文书会计，但他们主要是统合各部门的行政工作和财政报告，最前线的工作仍是由教师负责。

辅导和支援学生最需要的不是文件，而是陪伴的空间，但繁重的工作令人与人只有相遇而没有相处。近年学生情绪问题日益严重，令香港政府对学生也提供越来越多的支援，新学年的学习支援津贴更新增了对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学生作拨款，又有“好心情@HK”以提升学生对精神健康的关注和认识，但一个驻校社工要服务近千人的学校（单单处理老师转介的个案已显得吃力，遑论可以自己花时间去接触学生），一个驻校心理学家一个月才访校两次，一个普通老师平日要兼成辅导、教学、行政专家，支援的名目越来越多，但进行辅导的空间又有几多？
很多辍学的学生如小明，他们大多在离校前都是获安排与社工会面跟进，然而我们都知道与社工会面辅导只是协助学生走出困难的第一步，但一众老师又有没有空间陪伴他、鼓励他走下第二、第三步呢？

“呀sir，对唔住，最后都系考包尾咁走，原来好多野唔系尽左力就得，但系我都会尽力行落去，或者有一日可以亲手煮一餐饭请你食。”

退学当日，小明发来了这个信息。的确，很多事情尽了力也不代表成功，他同年的友人一两年后也快大学毕业了，可他还是完成不了中五的课程。而我，不是曾经花心机聆听、陪伴、鼓励他们吗？他们不是都因而愤起积极过吗？何以最终还是要离开呢？我常想，如果我把部份写文件的时间花在他身上，或许可以更早了解他的家庭问题，如果我可以暂时放下草拟中的通告，倾听他的心事，或许可以了解友人离逝对他的打击。

School来自希腊文Skhole，本含闲适的意思，充满人性，但今天学校里，尽是行政、文件、考绩，都是机器式的工作。以机器取代人性，以相遇取代相处，无怪近年学童情绪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出现自杀。每当一个老师失去学生时，他们难免会质疑自己，质疑教育。老师们的初衷不过是教育、陪伴下一代，但现实的工作呢？夜深人静之时，我的脑海偶尔还浮起几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一心，那个因人际关系出现困难而得了厌食症的小女孩，近况如何呢？允行，那个因父母离异而成为隐青的男孩，近况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