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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我和王滬寧的十年交往

時下對王滬寧的討論還過於停留在「外行看熱鬧」的水準,尤其以成敗論英雄、以成敗論是非。本文試圖為讀者分析點門道。


2017年10月25日,王滬寧於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10月25日,王滬寧於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無論立場是非,我們必須肯定,在一個有14億人口的基因池裏出類拔萃的人,都是讓人肅然起敬的。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中南海「厚黑」政治中,王滬寧隻身一人進入深宮,服務三代君主,並能官運亨通、一路高升,確實反映了他過人的智商和情商。至少下列兩個判斷是不會有太多爭議的:他既有完成工作、應付挑戰的能力,又有討人歡喜、深藏若虛的本事。但時下對王滬寧的討論還過於停留在「外行看熱鬧」的水準,尤其以成敗論英雄、以成敗論是非。本文試圖為讀者分析點門道。

我的「透角」

王滬寧喜歡造詞。我就在小標題裏引用他的一個詞,來說明一下我對他的觀察視角。我和他從1981到1991年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有十年的交往。那時他還不那麼高高在上,不那麼神秘,所以還有機會看到他的真實面目和性情。以後的二十多年裏,儘管不再與他有個人來往,但朋友圈子的交談和我自己的中國政治研究,也沒有忽略對他仕途和學術的關注。

說起來我們先是系友,同住一個7號宿舍樓。1981年我到復旦讀本科,王是比我年長10歲的碩士研究生。後來他畢業留校任教,在1982至83年教授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現代西方政治思想」課程。所以,我們有師生關係,但沒有產生相互的吸引。王的學術軌跡始於正宗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陳其人的師傳,後來又進入新創建的政治學教研室,跟隨於王邦佐講師。隨着西方學術思想的興起和政治體制改革熱的上升,王滬寧又漸漸拓展學術空間,進入比較政治制度的領域。隨着1980年代「體改熱」的增溫,我和王滬寧的興趣越來越相交。我的導師和他分別主持了「十三大政治報告」分報告的寫作工作,他的課題是「黨政分開」;我參與了我導師主持的「權力下放」的分報告。但在採納「新權威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取向上,我們漸行漸遠。

我們都是在1984年加入共產黨的。我和他長期在一個支部裏,辦公室也只是相隔幾步之遙。在我就讀研究生和留校的幾年期間,復旦每年校慶都有各院系「打擂台」、舉辦學術討論會的傳統。王滬寧總是特別吩咐組織人要把我安排第一個發言。後來這兩位朋友告訴我,他們問過王滬寧其中緣由。王回答說:「夏明總是有新觀點,他打頭炮會把氣氛搞活。他的起手很高,也會把討論定位在高層次。」在此期間,我與王也有合作,比如參加了他主編的《腐敗和反腐敗》、他和他妻子周琪翻譯的尼克遜(尼克森)的《領袖們》(可惜未出)的項目。

但1989年,我們不自覺成了一場「零和遊戲」的競爭對手。那年2月,學校舉行了學生投票評選「最受歡迎的青年教師」,我得票第一(我的一位擔任學生會副主席的學生告訴了我),但「民主」後「集中」的結果是王滬寧當選。很快,八九學生民主運動爆發。王毫不猶豫選擇了與黨和官員站在一起,而我則站在了學生一邊。我們開始分道揚鑣。這一事件導致我決定西去留美讀博,恐怕也是王後來北上當官入閣,步步高升的節點。

2013年3月16日,全國人大六次全體會議後,王滬寧(中)跟國家主席習近平及總理李克強一同離開會場。

2013年3月16日,全國人大六次全體會議後,王滬寧(中)跟國家主席習近平及總理李克強一同離開會場。攝:Feng Li/Getty Images

嫁給黨國的學者

在眾人眼裏,王滬寧是有多重光環的學者。其實,他留有時代給他帶來的創傷。至少在上個世紀末的復旦,有一種看法認為:復旦本科生質量要強於研究生,碩士研究生要強於博士研究生。但王從未讀過本科。就學術培養來說,我在美國攻取了博士學位,也培養出無數博士,知道博士作為學術最高學位包含的分量。可以說,系統本科教育奠定了一個學者的基礎知識厚度,頂端博士培養決定了一個學者的高度。培養過博士生的王滬寧,應該也能認識「頂層設計」的重要性。但王既無本科,又無博士學位,所以有點不上不下。

在研究上,由於缺乏系統的規範訓練,王的一個重大缺陷是缺乏科學的設計和完善的方法論。在實證分類上,王缺乏科學概念化,許多非學術化的描述被羅列排比起來。比如在他的《反腐敗:中國的實驗》一書中,他把腐敗的手法歸類為「單據加工」、「巧立名目」、「以職謀私」、「內外勾結」、「名取暗奪」、「利用職權」。因為沒有分類的標準,所以我們無從理解為何「以職謀私」和「利用職權」要分開並列,為何「單據加工」不是「巧立名目」的次類。在這些分類下面,又有「飛過海」、「打秋風」、「全家福」、「雁過拔毛」、「卡脖子」之類別,概念化根本無從說起。在這些定類變量的分類中,既沒有考慮是否遵循了所有類別符合「窮盡原則」,也未考慮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否遵循了「互斥原則」。實證科學的可操作性也無法顧及。用我們共同導師陳其人教授的話來說,理論思維需要「抽象」和「捨象」:核心原因(主要獨立變量)要被抽象出來,繁蕪雜亂的因素要被捨棄掉。但在王滬寧的研究中,他的「歷史─文化─社會」的「景觀分析」只能停留在微觀細描階段,很難上升到明晰的因果鏈條。最後,他就陷入了「國情論」、「生態分析」和「文化相對主義」。

但王滬寧找到了制勝的秘訣。在《反腐敗》一書中,王認識到「中國社會公共權力的全面性和總體性」。他寫道:「中國社會的公共權力體系有四大基本部分構成:執政黨體系、行政體系、經濟管理體系和社會管理體系。每一個體系都由錯綜複雜的高低職位階梯構成,這是公共權力全面性和總體性的骨架。這四大體系分解着公共權力。公共權力具體體現在每個職位上,通過成千上萬個職位來控制和分配社會資源和價值。」王的整個人生軌跡也就是不斷靠近、卡位每一個職位,然後利用職位壟斷的資源尋找上升更高職位的階梯。王的每一本書的前言,都在披露他如何利用職位,調動辦公室、資料室、圖書館、研究生等各種人力、財力、智力資源來使自己有所成就。

我們必須明白,王獲得的資源,只是黨國對他所表現的政治忠誠的報答。王定位自己為體制內的文人(或者用他的一位得意門生的話來說:選擇做「補破褂子」的活),是有多重根源的。王出生於上海一個局級幹部家庭,後來與同學周琪結婚,而其岳父是北京現代國際研究所(是附屬於國家安全部的)的教授級高級研究員,這都決定了王滬寧天生與體制共生共存。

1980年代早期,復旦校園有魅力和地位的年輕學者,基本上都在自由主義陣營。復旦哲學系的研究生在桂林會議上向馬列主義發難,引發了「反精神污染」運動。校園內分化嚴重。1984年王滬寧入黨,成為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邦佐培養的對象,某種目的就是要抵制自由化思潮。很快,王滬寧被講師王邦佐一路保駕護航,火箭式提拔為復旦最年輕的副教授,從此各種榮譽頭銜緊跟而至。王滬寧被打造成一個「人造美女」,為黨國備用。可能王在此時也成為「第三梯隊」培養對象,為曾慶紅所注意。在1986年參與起草和討論十三大政治報告時,王就開始表現出強烈的「新權威主義色彩」,抵制中國的自由民主化思潮。1989年民主運動發生,王滬寧挺身而出捍衞因整肅《世界經濟導報》而陷入麻煩的江澤民,而後者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受到自由派學者的討伐。六四屠城的結果,就是中國政治和學術界的自由派遭遇滅頂之災。而作為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王滬寧從此青雲直上,成為一個日漸反動的政治體制的設計師和化妝師。

王並非一個才華橫溢、咄咄逼人的學人。他有的是兔子的膽小和狡黠,對外界細心的觀察和刻意的算計。在公開場合,王早期並不願多表白自己的觀點、立場,總是模稜兩可、首鼠兩端。在六四以後,我受到清理和處分,復旦的89、90級新生全部要到無錫部隊接受軍訓。我向已作系主任的王滬寧請示:希望自己能與學生一起到部隊去,同時會完成一部《培養紅色接班人》的政治社會化著作。王馬上否決,說:你去看出了問題怎麼辦?

帝師的各宗師,中國的福與禍

王滬寧的選擇,其實只是重複了人類歷史上許多文人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王滬寧受到的馬列主義、歐洲大陸政治學說的影響較深。在他教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我記得他對柏拉圖的「哲學王」、馬基維利的《君主論》、霍布斯的《利維坦》都很欣賞。他的碩士論文談論的是法國政治哲學家布丹(Jean Bodin)的主權理論,他熱衷於討論如何幫助君王建立絕對專制制度來終結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他偏好從國家的視角來看問題,也反映在他指導的學生,也就是其第二位夫人的博士論文選題上:主權理論。王滬寧就是中國的黑格爾,為一個專制體制論述存在的合理性、國家即是「地上行走的神」。王滬寧也是中國的海德格,欲成為一個法西斯政權的第一號思想家。當我們讀到十九大政治報告的「四個偉大」: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難免會想到德國法西斯的另一位思想家卡爾.施密特。施密特把政治界定為:「政治,昭然若揭地,涉及朋友和敵人。也就是說,事情的核心是誰和你在一起,誰是那些你要鬥爭的人。爭鬥和死亡的可能是政治的必要條件。」

在王滬寧的《美國反對美國》一書中,他明確提出他的亞洲挑戰理念:日本的「太陽帝國」在上世紀的二戰在軍事上和80年代在經濟上勝過美國。他認定這都歸於同樣的邏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輸給了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可以想見,他和習近平要打造的「紅太陽帝國」夢想具有何種價值取向和歷史結局。

當下,王滬寧主持的十九大政治報告提出的「強國強軍」之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的指導思想,最終走到德國和日本的歷史結局並非妄測。王滬寧在《政治的人生》中寫道:「更可怕的事情是:人類往往不能從殘酷的歷史中覺悟。今天的世界上,不是每天依然有活生生的生命在戰爭中逝去嗎?」有人說,王滬寧是真正的「大隱隱於朝」。他可能給一些人帶來某種一廂情願,但他從未欣賞或踐行過蘇格拉底的「社會的牛氓」和「世界公民」的理想,也只是把批評精神單向性地用在批判西方制度上。不知他能否否定和超越自己,結束自己與專制制度的同構,把中國推向一個更民主自由的方向?

1991年在我申請赴美留學、離開復旦時,遇到了各種阻礙。後來王滬寧與我談話,說了三點:第一,你走我不阻攔。第二,美國是一部大機器,你一旦進入就必須馬上跟上節拍,否則會被碾成虀粉。第三,只要我在復旦有影響,你任何時候想回復旦,我都要你。第一點對我是有恩的,第二點對我是有益的,希望第三點對我還會有用。

王滬寧在《政治的人生》中寫道:「政治承諾是一個值得開發的概念,可能是建立中國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但承諾不應該是浮士德與魔鬼的契約。於國於己皆應如此。

(夏明,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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