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立場是非，我們必須肯定，在一個有14億人口的基因池裏出類拔萃的人，都是讓人肅然起敬的。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中南海「厚黑」政治中，王滬寧隻身一人進入深宮，服務三代君主，並能官運亨通、一路高升，確實反映了他過人的智商和情商。至少下列兩個判斷是不會有太多爭議的：他既有完成工作、應付挑戰的能力，又有討人歡喜、深藏若虛的本事。但時下對王滬寧的討論還過於停留在「外行看熱鬧」的水準，尤其以成敗論英雄、以成敗論是非。本文試圖為讀者分析點門道。
我的「透角」
王滬寧喜歡造詞。我就在小標題裏引用他的一個詞，來說明一下我對他的觀察視角。我和他從1981到1991年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有十年的交往。那時他還不那麼高高在上，不那麼神秘，所以還有機會看到他的真實面目和性情。以後的二十多年裏，儘管不再與他有個人來往，但朋友圈子的交談和我自己的中國政治研究，也沒有忽略對他仕途和學術的關注。
說起來我們先是系友，同住一個7號宿舍樓。1981年我到復旦讀本科，王是比我年長10歲的碩士研究生。後來他畢業留校任教，在1982至83年教授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現代西方政治思想」課程。所以，我們有師生關係，但沒有產生相互的吸引。王的學術軌跡始於正宗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陳其人的師傳，後來又進入新創建的政治學教研室，跟隨於王邦佐講師。隨着西方學術思想的興起和政治體制改革熱的上升，王滬寧又漸漸拓展學術空間，進入比較政治制度的領域。隨着1980年代「體改熱」的增溫，我和王滬寧的興趣越來越相交。我的導師和他分別主持了「十三大政治報告」分報告的寫作工作，他的課題是「黨政分開」；我參與了我導師主持的「權力下放」的分報告。但在採納「新權威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取向上，我們漸行漸遠。
我們都是在1984年加入共產黨的。我和他長期在一個支部裏，辦公室也只是相隔幾步之遙。在我就讀研究生和留校的幾年期間，復旦每年校慶都有各院系「打擂台」、舉辦學術討論會的傳統。王滬寧總是特別吩咐組織人要把我安排第一個發言。後來這兩位朋友告訴我，他們問過王滬寧其中緣由。王回答說：「夏明總是有新觀點，他打頭炮會把氣氛搞活。他的起手很高，也會把討論定位在高層次。」在此期間，我與王也有合作，比如參加了他主編的《腐敗和反腐敗》、他和他妻子周琪翻譯的尼克遜（尼克森）的《領袖們》（可惜未出）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