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刊於Facebook專頁東亞新觀點，端傳媒獲授權編輯轉載。
日本眾議院選舉來去如風，執政自民．公明聯盟輕鬆贏得313個眾院議席，奪得議會總議席的2/3修憲門檻，遠遠超越安倍晉三一早定下的233議席（即眾院議總議席半數）目標。相反，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挾著去年東京都知事選舉和今年東京都議會選舉大好形勢，另組「希望之黨」挑戰失敗，議席數目不升反跌（從選舉前的57席變成50席），並把最大反對黨寶座的席位讓給枝野幸男領導的「立憲民主黨」。一度勢如破竹的「小池旋風」，終於還是被政治制度的巨牆檔下來。
小池百合子無力撼動「安倍一強」局面，主要有幾個原因：
一、東京都選舉大勝的錯覺：首先，小池在都議會選舉中擔任主席的「都民ファーストの会」（簡稱「都民第一」）是地區政黨，影響力不及國政。而且「都民第一」在七月橫掃東京都議會議席，一來有賴公明黨的戰略合作，孤立自民黨。二來自民黨有多重醜聞纏身（包括安倍的「加計學園」、「森友學園」事件、前防衛大臣稻田朋美瘋狂失言、豐田真由子的「女暴君」醜聞），「都民第一」因此享有天時優勢：「都民第一」在七月選舉中依靠遊離選民奪得大勝，敲響都民心中求變的意欲，有分析直指選舉結果反映「都民第一」吸納了許多傳統的自民黨票源。其次，「都民第一」在東京都選舉中幾乎盡攬單議席（8席中奪去7席，而且當選的全部都是素人），這些單議席全部在過去一屆都是自民黨獨吞的。至於多議席選區中，除了荒川區、北多摩第三區、島區三個之外，其他地方「都民第一」都至少佔有一席。
這條方程式卻不能在國政中完全複製。日本地方選舉就像香港區議會選舉一樣，談論的議題可以是日常瑣事，人脈關係較覆蓋全國上下的政治承諾可能更重要。雖然自民黨參議員木村義雄曾經坦言東京都是全國的縮圖，這個說法放在2009年可能準確（當年鳩山由紀夫帶領民主黨奪得東京都議會的54席，其後日本國會「變天」，民主黨推倒自民黨長期獨大的狀況），但在2017年便未必奏效。
事實上，「都民第一」在部份東京都選民眼中，也不過是反對安倍的保守政黨（「保守」這口號在日本選舉很管用，連立場偏左的枝野幸男也要「帶頭盔」說自己是「保守革新」），意味著選民也不必管它的本質是甚麼，只要是反對現況便可以了。比起2013年東京都議會選舉，2017年的選民投票比例由43.5%升到51.3%，但數字仍然低於2009年的54.5%，可見選民對「小池旋風」的熱衷程度不及當年的民主黨。更何況民主黨在2007年已經是參議院最大黨，在國政層面上已累積實力，只差在眾議院「插旗」完成最後一步。而「希望之黨」在參議院根本尚未起步，情況較似2012年「日本維新會」組成的第三勢力，由地區（大阪）發展至全國選區，不能與民主黨直接相比。
另外，這次眾院選舉小池的「求變」口號已經不再新鮮，再加上她後來明言篩選「歸順」的民進黨人，更削弱了「非我即彼」的二分優勢，促成革新派的民進黨員另組「立憲民主黨」。後者比起「希望之黨」更鮮明突顯出與自民黨的分別，選民再用不著含淚投票。這個原因很可能導致了「希望之黨」在東京都的小選區議席中僅僅奪得一席（還要是長島昭久這個連續當選了六屆的前民主黨黨員，相反高調與小池合作的前自民黨黨員若狹勝都敗退）。舉例言之，東京1區之中，有大部份票源曾經在七月都選舉中流向「都民第一」，但這次眾院選卻有9萬6千票投給「立憲民主黨」的海江田萬里，9萬3千票給自民黨的山田美樹，只有4萬票投給「希望之黨」的松沢香。海江田畢竟是選舉老將，山田美樹也有三次當選經驗，而松沢香只是一個素人。大黨一早在眾議院選舉設下的遊戲規則對新鮮人要求更苛刻，拉雜成軍的「希望之黨」也只能依賴「歸順」議員本來的地區樁腳（例如細野豪志，以「無黨派」參選的岡田克也和前原誠司）。
二、小池的專制政治作風：這樣說很老套，但團結就是力量（儘管是暫時性）。如上所說，小池本來是趁著民間燒起「安倍下台」的大火打劫，組成「希望之黨」原意也是集結在野黨派推動「二大政黨制」，其實是某程度參照2016年參院選的「野黨共鬥」策略。唯一分別是，小池要求其他政黨與「希望之黨」合流，而不是「野黨共鬥」的協商合作。民主黨在2013年參院選滑鐵盧慘敗，121個議席只拿得17個，在2016年的參選略有所成，尚可拿得32席，證明政黨之間統一戰線協調合作的方法可行。然而小池雷厲風行要親自挑選，把反對修憲的民進黨革新派趕走、排除自由派，造就了三國鼎立的格局。
小池的政治作風早在選舉前已招人詬病：《日本時報》一則報導指出，東京都廳官員對小池的評價很差，遠遠落後於前都知事桀添要一和石原慎太郎，原因是她的只顧及自己的形象，對政策是否能夠落地完全不感興趣。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小池雖然身任「希望之黨」主席，又是「小池旋風」的主軸，但卻無意參選這次眾院選舉，自然令該黨頓時失去重心。更要命的是，小池在選舉日竟然去了法國進行訪問。日本筑波大學當代政治經濟事務研究所的 Willy Jou 和高知大學教育研究部的遠滕晶久（Masahisa Endo）在《日本政治科學期刊》（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發布論文，強調1994年通過的選舉改革，以及大眾傳播的進步，導致選民的投票意欲很容易受到黨領袖形象左右，這個現象自2000年以後便更加明顯 （註1）。小池錯失了這個機會，便恨錯難返了。
小池要顧及自己對東京都民的競選承諾，做好都知事這份工作，結果以「希望之黨」的政治前途豪賭（其實也因為安倍突然宣布解散眾院所逼使），而她的政綱又只講理念不講實行，最後不只賭輸，甚至與總理的寶座越走越遠。
當然「小池旋風」後勁不繼不能完全怪罪於小池一人，事實上日本的選舉制度本來便偏向大黨、而且執政黨本身也擁有先天優勢，自民．公明聯盟在小選舉制以極大差距勝出，分裂的在野勢力難以匹敵。
三、其他關注點。如今眾院選已經結束，下列幾點暫時仍未所知：
- 安倍如今穩握2/3眾院選票，加上參院擁有修憲所須的2/3選票（連同維新會、公明黨、日本之魂及幾名無黨籍議員），基本上可以穩打穩紮啟動修憲程序。不過根據《每日新聞》五月進行的民調顯示，59%受訪者認為毋須急於在2020年前啟動修憲，有31%更明言反對把自衛隊地位列入憲法（有28%支持，32%表示未肯定）。加上安倍雖為自民黨贏了眾選，但《每日新聞》民調顯示反對安倍內閣的民眾在解散眾院前也多達42%，證明安倍民望十分波動。如果安倍內閣再爆醜聞，又或者「安倍經濟學」及其社會福利改革（「骨太の方針」）顯著失敗，那他明年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可能要花大力氣過關斬將。
- 安倍在八月改組內閣，團結黨內不同派閥，為選舉舖路。如今內閣大部份成員都已經歸位，到底安倍還會否任用野田聖子、河野太郎等「異見份子」？尤其是當內閣撤換了溫和派的河野之後，會否突然改用立場迥異的人選？這次眾院選舉的名義是朝鮮挑釁導致要「國難突破」，下任外務省和防衛省如何回應朝核問題？明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署四十年，安倍委派甚麼人出任外務省一職，將會對外間發放重要信息？還要應付美國總統特朗普訪日。另一方面，身為安倍愛將的稻田朋美亦成功在選舉出線，表證受到選民「加持」，她又會否被招攬入閣？這次選舉令人眼前一亮的小泉進次郎又會否得到重視？
- 公明黨這次選情慘淡，由35席減少至29席，是2012年以來首次在小選區制中喪失議席。這次選舉結果削弱了公明黨與自民黨談判的籌碼，在修憲問題上未必能夠加以制約。
- 這次選舉的投票比例是二戰以來第二低位（第一低位是2014年的眾院選舉），只有54%。自從1993年「五五體制」遭到挑戰以來，自民．公明聯盟的優勢與投票人口永遠都呈反向發展。選民愈踴躍投票，自民黨的執政地位便愈不穩定。在野黨這次選舉到底是敗給「神風」，還是敗給「選民」？
- 立憲民主黨成為第一大在野黨，但也是史上議席最少的主要反對黨。早在眾院選舉期間，黨內已有元老發聲要求民進黨（已與「希望之黨」合流）和立憲民主黨重新合併。問題是，民進黨積弱不堪、自民黨能夠有機可乘的原因（這次安倍突然解散眾院的目的也是要擊潰民進黨）在於黨內有不同意識形態的聲音互相角力，有保守派的前原誠司，也有革新派的枝野幸男，這些「大老」之間能否達成共識妥協？
- 比較2012年、2014年和2017眾院選舉，自民黨與民主黨（及立憲民主黨）在東京都的比例有明顯變化，民主黨從2012年的2席，到2014年的1席，但立憲民主黨卻取得4席，未知是否受到「小池旋風」效應影響，催生更多反對安倍的人投票所致，還是因為由革新派主導的立憲民主黨立場明確。立憲民主黨這趟吸納了三成遊離選票，黨內必須思考怎樣把他們轉化成固定票源，否則將重犯小池的錯誤。
- 過去一直認為首投族會偏向反對安倍（因「新安保法案」牽起SEALDS學運產生的錯覺），但這次選舉似乎推翻了這個觀點。根據《日經亞洲評論》在票站調查發現，年屆18、19歲的首投族較整體選民更保守，當中有39.9%選擇投給自民黨（選民平均數是36%），給「希望之黨」的是10%（平均數是11.8%)，給立憲民主黨的只有7%（平均數是14%）。新生代對修憲、國家資本主義（「安倍經濟學」）的觀念好像與上一輩出現差異，值得關注。
- 日本至今為止似乎都難以打破「右右主導」的政治格局。雖然小池百合子一早已拒絕與安倍達成聯盟，但兩黨政客心裡所想的可能出奇地一致（大家都是保守派，都是支持修憲，都是支持強硬對朝）。過去一度創造第三勢力的橋下徹立場也是偏右，這是否意味日本左翼難以打入主流？
註1：Willy Jou and Masahisa Endo, “Presidentialization of Japanese Politics? Examining Political Leader Evaluations and Vote Choic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3 (2015), pp. 35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