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嘉诚：小池百合子的旋风与希望，如何被大选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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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众议院选举来去如风，执政自民．公明联盟轻松赢得313个众院议席，夺得议会总议席的2/3修宪门槛，远远超越安倍晋三一早定下的233议席（即众院议总议席半数）目标。相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挟著去年东京都知事选举和今年东京都议会选举大好形势，另组“希望之党”挑战失败，议席数目不升反跌（从选举前的57席变成50席），并把最大反对党宝座的席位让给枝野幸男领导的“立宪民主党”。一度势如破竹的“小池旋风”，终于还是被政治制度的巨墙档下来。

小池百合子无力撼动“安倍一强”局面，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东京都选举大胜的错觉：首先，小池在都议会选举中担任主席的“都民ファーストの会”（简称“都民第一”）是地区政党，影响力不及国政。而且“都民第一”在七月横扫东京都议会议席，一来有赖公明党的战略合作，孤立自民党。二来自民党有多重丑闻缠身（包括安倍的“加计学园”、“森友学园”事件、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疯狂失言、丰田真由子的“女暴君”丑闻），“都民第一”因此享有天时优势：“都民第一”在七月选举中依靠游离选民夺得大胜，敲响都民心中求变的意欲，有分析直指选举结果反映“都民第一”吸纳了许多传统的自民党票源。其次，“都民第一”在东京都选举中几乎尽揽单议席（8席中夺去7席，而且当选的全部都是素人），这些单议席全部在过去一届都是自民党独吞的。至于多议席选区中，除了荒川区、北多摩第三区、岛区三个之外，其他地方“都民第一”都至少占有一席。

这条方程序却不能在国政中完全复制。日本地方选举就像香港区议会选举一样，谈论的议题可以是日常琐事，人脉关系较覆盖全国上下的政治承诺可能更重要。虽然自民党参议员木村义雄曾经坦言东京都是全国的缩图，这个说法放在2009年可能准确（当年鸠山由纪夫带领民主党夺得东京都议会的54席，其后日本国会“变天”，民主党推倒自民党长期独大的状况），但在2017年便未必奏效。

事实上，“都民第一”在部份东京都选民眼中，也不过是反对安倍的保守政党（“保守”这口号在日本选举很管用，连立场偏左的枝野幸男也要“带头盔”说自己是“保守革新”），意味著选民也不必管它的本质是甚么，只要是反对现况便可以了。比起2013年东京都议会选举，2017年的选民投票比例由43.5%升到51.3%，但数字仍然低于2009年的54.5%，可见选民对“小池旋风”的热衷程度不及当年的民主党。更何况民主党在2007年已经是参议院最大党，在国政层面上已累积实力，只差在众议院“插旗”完成最后一步。而“希望之党”在参议院根本尚未起步，情况较似2012年“日本维新会”组成的第三势力，由地区（大阪）发展至全国选区，不能与民主党直接相比。

另外，这次众院选举小池的“求变”口号已经不再新鲜，再加上她后来明言筛选“归顺”的民进党人，更削弱了“非我即彼”的二分优势，促成革新派的民进党员另组“立宪民主党”。后者比起“希望之党”更鲜明突显出与自民党的分别，选民再用不著含泪投票。这个原因很可能导致了“希望之党”在东京都的小选区议席中仅仅夺得一席（还要是长岛昭久这个连续当选了六届的前民主党党员，相反高调与小池合作的前自民党党员若狭胜都败退）。举例言之，东京1区之中，有大部份票源曾经在七月都选举中流向“都民第一”，但这次众院选却有9万6千票投给“立宪民主党”的海江田万里，9万3千票给自民党的山田美树，只有4万票投给“希望之党”的松沢香。海江田毕竟是选举老将，山田美树也有三次当选经验，而松沢香只是一个素人。大党一早在众议院选举设下的游戏规则对新鲜人要求更苛刻，拉杂成军的“希望之党”也只能依赖“归顺”议员本来的地区桩脚（例如细野豪志，以“无党派”参选的冈田克也和前原诚司）。

二、小池的专制政治作风：这样说很老套，但团结就是力量（尽管是暂时性）。如上所说，小池本来是趁著民间烧起“安倍下台”的大火打劫，组成“希望之党”原意也是集结在野党派推动“二大政党制”，其实是某程度参照2016年参院选的“野党共斗”策略。唯一分别是，小池要求其他政党与“希望之党”合流，而不是“野党共斗”的协商合作。民主党在2013年参院选滑铁卢惨败，121个议席只拿得17个，在2016年的参选略有所成，尚可拿得32席，证明政党之间统一战线协调合作的方法可行。然而小池雷厉风行要亲自挑选，把反对修宪的民进党革新派赶走、排除自由派，造就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小池的政治作风早在选举前已招人诟病：《日本时报》一则报导指出，东京都厅官员对小池的评价很差，远远落后于前都知事桀添要一和石原慎太郎，原因是她的只顾及自己的形象，对政策是否能够落地完全不感兴趣。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小池虽然身任“希望之党”主席，又是“小池旋风”的主轴，但却无意参选这次众院选举，自然令该党顿时失去重心。更要命的是，小池在选举日竟然去了法国进行访问。日本筑波大学当代政治经济事务研究所的 Willy Jou 和高知大学教育研究部的远滕晶久（Masahisa Endo）在《日本政治科学期刊》（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发布论文，强调1994年通过的选举改革，以及大众传播的进步，导致选民的投票意欲很容易受到党领袖形象左右，这个现象自2000年以后便更加明显 （注1）。小池错失了这个机会，便恨错难返了。

小池要顾及自己对东京都民的竞选承诺，做好都知事这份工作，结果以“希望之党”的政治前途豪赌（其实也因为安倍突然宣布解散众院所逼使），而她的政纲又只讲理念不讲实行，最后不只赌输，甚至与总理的宝座越走越远。

当然“小池旋风”后劲不继不能完全怪罪于小池一人，事实上日本的选举制度本来便偏向大党、而且执政党本身也拥有先天优势，自民．公明联盟在小选举制以极大差距胜出，分裂的在野势力难以匹敌。

三、其他关注点。如今众院选已经结束，下列几点暂时仍未所知：

• 安倍如今稳握2/3众院选票，加上参院拥有修宪所须的2/3选票（连同维新会、公明党、日本之魂及几名无党籍议员），基本上可以稳打稳扎启动修宪程序。不过根据《每日新闻》五月进行的民调显示，59%受访者认为毋须急于在2020年前启动修宪，有31%更明言反对把自卫队地位列入宪法（有28%支持，32%表示未肯定）。加上安倍虽为自民党赢了众选，但《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反对安倍内阁的民众在解散众院前也多达42%，证明安倍民望十分波动。如果安倍内阁再爆丑闻，又或者“安倍经济学”及其社会福利改革（“骨太の方针”）显著失败，那他明年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可能要花大力气过关斩将。
• 安倍在八月改组内阁，团结党内不同派阀，为选举舖路。如今内阁大部份成员都已经归位，到底安倍还会否任用野田圣子、河野太郎等“异见份子”？尤其是当内阁撤换了温和派的河野之后，会否突然改用立场迥异的人选？这次众院选举的名义是朝鲜挑衅导致要“国难突破”，下任外务省和防卫省如何回应朝核问题？明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四十年，安倍委派甚么人出任外务省一职，将会对外间发放重要信息？还要应付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日。另一方面，身为安倍爱将的稻田朋美亦成功在选举出线，表证受到选民“加持”，她又会否被招揽入阁？这次选举令人眼前一亮的小泉进次郎又会否得到重视？
• 公明党这次选情惨淡，由35席减少至29席，是2012年以来首次在小选区制中丧失议席。这次选举结果削弱了公明党与自民党谈判的筹码，在修宪问题上未必能够加以制约。
• 这次选举的投票比例是二战以来第二低位（第一低位是2014年的众院选举），只有54%。自从1993年“五五体制”遭到挑战以来，自民．公明联盟的优势与投票人口永远都呈反向发展。选民愈踊跃投票，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便愈不稳定。在野党这次选举到底是败给“神风”，还是败给“选民”？
• 立宪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在野党，但也是史上议席最少的主要反对党。早在众院选举期间，党内已有元老发声要求民进党（已与“希望之党”合流）和立宪民主党重新合并。问题是，民进党积弱不堪、自民党能够有机可乘的原因（这次安倍突然解散众院的目的也是要击溃民进党）在于党内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声音互相角力，有保守派的前原诚司，也有革新派的枝野幸男，这些“大老”之间能否达成共识妥协？
• 比较2012年、2014年和2017众院选举，自民党与民主党（及立宪民主党）在东京都的比例有明显变化，民主党从2012年的2席，到2014年的1席，但立宪民主党却取得4席，未知是否受到“小池旋风”效应影响，催生更多反对安倍的人投票所致，还是因为由革新派主导的立宪民主党立场明确。立宪民主党这趟吸纳了三成游离选票，党内必须思考怎样把他们转化成固定票源，否则将重犯小池的错误。
• 过去一直认为首投族会偏向反对安倍（因“新安保法案”牵起SEALDS学运产生的错觉），但这次选举似乎推翻了这个观点。根据《日经亚洲评论》在票站调查发现，年届18、19岁的首投族较整体选民更保守，当中有39.9%选择投给自民党（选民平均数是36%），给“希望之党”的是10%（平均数是11.8%)，给立宪民主党的只有7%（平均数是14%）。新生代对修宪、国家资本主义（“安倍经济学”）的观念好像与上一辈出现差异，值得关注。
• 日本至今为止似乎都难以打破“右右主导”的政治格局。虽然小池百合子一早已拒绝与安倍达成联盟，但两党政客心里所想的可能出奇地一致（大家都是保守派，都是支持修宪，都是支持强硬对朝）。过去一度创造第三势力的桥下彻立场也是偏右，这是否意味日本左翼难以打入主流？

注1：Willy Jou and Masahisa Endo, “Presidentialization of Japanese Politics? Examining Political Leader Evaluations and Vote Choic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3 (2015), pp. 35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