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野島剛:「滅私奉公」的武士道遺毒,令日本人停不了「賣命」工作

NHK女記者的加班時間超過150小時而引起社會輿論一片譁然時,在日本業界內應該有不少的記者在心裏想着:「那又如何呢?我們大家也都是這樣子過的」吧。


負責採訪政治人物的政治線記者是相當折磨人。因為政治人物是早出晚歸的,連假日也在忙着選區裏大大小小的事務。圖為記者採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攝: 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負責採訪政治人物的政治線記者是相當折磨人。因為政治人物是早出晚歸的,連假日也在忙着選區裏大大小小的事務。圖為記者採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攝: 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倒臥在自宅的床上,死後四天已經冰冷的手裏,她還緊握着與公司聯絡用的手機。日本的公共電視台日本放送協會(NHK)的年輕女記者,2013年7月因為心臟衰竭死亡。次年被認定為過勞職災。NHK並沒有公開這項事實,直到四年後的本月,才在家屬的要求下召開記者會公布。

死亡的是在NHK工作第九年的女記者佐戶未和(當時31歲)。她畢業於一橋大學這所聞名的一流國立大學,及後進入NHK從事記者工作。她的死對日本社會造成不小的震撼,是因為她工作繁忙時的加班時間竟然一個月超過150小時。佐戶未和的事件並非孤例,2015年12月,在大型廣告公司電通(Dentsu)上班的、東京大學畢業的才女高橋茉莉(當時24歲),因為承受不住公司龐大的工作業務而選擇自殺。帶給國際社會很大衝擊的日本人過度勞動問題,究竟是多麼的嚴重?而且,到底日本人是為了什麼如此賣命工作呢?

日本記者的人才培養體系

新聞記者的工作繁重,這應該是世界共通的吧?因為,新聞本身並不會配合記者的行程,誰都不知道何時、哪裏,會發生什麼樣的事件。一旦發生事件,就必須放下手邊所有的工作,立即衝到現場採訪或者開始寫稿,這就是新聞記者的工作,不允許任何藉口。這就像發生殺人事件就必須着手調查的刑警,或是發生火災就立即趕赴火場滅火的消防隊員,道理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日本記者的情況較為特殊,因為記者本身的工作也被涵蓋在「日本式企業文化」、「日本社會的美德」等的框架裏,於是就形成了勞動時間過長的職業。除非親身在日本的媒體界工作過,不然絕對無法理解那種痛苦。我在前年辭去了新聞記者的工作,一個總共待了24年的地方。我非常熱愛這份工作,若是有來生,我還是想要當新聞記者,可是如果真的有來生,我絕對不要待在「日本」的媒體界。

首先,我說明一下日本記者的一般工作狀況,或許讀者就可以理解原因所在。

日本記者的特殊性,是擁有一套從地方到中央的統一人才培育體系。大學畢業後被錄用的記者,大家的平均年齡都在22歲或23歲。日本的記者很多是精英分子,幾乎都是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但是這些年輕有能力的菜鳥一開始會被分派到各個地方,在那裏工作三年到五年左右。以日本或世界觀點來看,這段日子的記者幾乎都是採訪一些完全不重要的新聞。在地方的訓練過程當中,大約有一半的菜鳥會選擇放棄,其中很多都是承受不了對記者工作的抱負與現實有太大的落差。

這個時期,只要沒有出現什麼重大事件的話,其實工作不會很繁忙。一天的工作時間頂多是12小時左右,若是換算加班時間,1天4小時,一個月工作20幾天,即使再加上一些假日出勤工作,加班時間也不會超過100小時。

能夠熬過這些派駐地方的記者工作之後,大家大概也快30歲了。接着就是被分派到東京總公司或是大阪總公司的社會線。

NHK的佐戶小姐成為記者之前已經在鹿兒島待了五年,她應該是能力很好,所以「通過」了在地方跑新聞的派駐階段,移動到東京首都圈採訪中心,在這裏就以「社會線」稱之。

突擊採訪──記者過勞死的潛在原因

記者在這裏採訪的接觸窗口很多都是警察,大都市容易發生重大犯罪事件,所以負責跑警察採訪的會變得很忙。在這裏,記者們首次體驗到何謂真正的「突擊採訪」。這大概是日本媒體的最大特徵,也可以視為是衍生出過勞死的潛在原因。

「突擊採訪」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不分早晚地取材或訪問。但是,記者需要事先調查好採訪對象在家的時段,直接登門造訪。警察幹部的住址對外不公開,但是媒體都握有「通訊錄」,這是公司內部代代傳承下來的,負責的記者要時常更新這本「通訊錄」。

警察幹部大概是上午8時上班,5時或6時下班,之後通常會到外面應酬小酌。我們記者可能在早上就先在警察幹部的家門口守株待兔,一看到人出現,就在玄關或是前往車站的途中,上前鍥而不捨地追問:「那宗事件的進展如何?」「什麼時候會逮捕呢?」等,試圖取得最新的消息。 晚上也是一樣,我們也守候在警察幹部的家門口等待時機,因為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回來,通常幸運的話在8時或是9時左右就看到人。可是如果他們跑去喝酒的話,也只能等到10時、11時才有辦法說上一兩句話。足足三到四小時之間,一邊看着夜空一邊等待,結果一逮到人衝上前採訪,卻因為對方喝得太醉了而問不出個所以然,那個時候真的很想哭。

面對這樣的「突擊採訪」時,警察幹部又會是如何應對的呢?依據情況會有所不同。若是健談的警察幹部,也有會分享很多情報的人,當然事件越到後面收網的階段,口風也會越來越緊,為了讓他們能夠多少透漏一些,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從平常開始,就要記住他們老婆的生日並送禮物,或是準備其兒子的入學禮物;喝酒時的酒錢或交際費,當然也都是從記者這邊支付。

雖然,日本媒體記者的薪水相當豐厚,可是很多公司都不會額外支付這些送禮或吃飯費用,因此記者的薪水裏有一大部分都是用在應付這些開銷上面。即使如此,記者們也甘願犧牲睡眠和金錢,努力取得其他媒體沒有的獨家消息。

社會線記者採訪的接觸窗口很多都是警察,大都市容易發生重大犯罪事件,所以負責跑警察採訪的會變得很忙。圖為記者在案發現場等候消息。
社會線記者採訪的接觸窗口很多都是警察,大都市容易發生重大犯罪事件,所以負責跑警察採訪的會變得很忙。圖為記者在案發現場等候消息。攝:Toshifumi Kitamura /AFP/Getty Images

政治線記者的地獄

像這樣子,跑社會線的生活過了兩三年之後,前面就會出現兩條岔路了:一條是在這段期間沒有闖出一番名堂而被淘汰的人。他們可能回到地方記者的崗位上,或是在總公司被分配到非編輯部門,也就是失去了作為新聞記者大展身手的機會;另一條就是被分配到政治線、經濟線或是國際線,持續過着被迫投入更長工時的生活。

實際上爬升到這個階段時,每個月的超時勞動時間已經超過100小時。跑政治線的時候是我最痛苦的時期,負責採訪政治人物的工作型態真的是相當折磨人。因為,政治人物是早出晚歸的,連假日也在忙着選區裏大大小小的事務。

這個時期,每天早上都會有黑色的特約計程車到家門口等候,這是公司派遣的採訪用專車,5時起床,6時坐上車,直驅政府閣僚位於東京都內的住家。在那裏完成採訪後,一整天就穿梭在國會審查或是議員的辦公室,然後寫新聞。晚上大概是從8時左右開始,又必須在政府閣僚的住家門口等候。採訪結束後,記者們又必須回到總公司。在那裏,記者們一起討論從各方面收集得來的採訪成果,決定隔天要進行什麼樣的採訪內容,要如何寫新聞稿等。或者,晚上的採訪若是有掌握到什麼重大消息,就必須動筆寫稿。日本報社的截稿是在晚上11時和凌晨1時,通常報導內容在晚上11時要校稿完畢,在凌晨1點前也得趕上隔天的重大頭條或獨家新聞。

每晚幾乎都到凌晨1時或2時記者工作才結束,忙得焦頭爛額。毎天的加班時間大約10小時,睡眠時間為3至4小時,日復一日,每個月的加班時間超過200小時是家常便飯。許多人因此賠上了健康,可是記者一旦生病就可能被降職轉調,所以只能瞞着公司,自己吃藥硬撐想辦法康復。因此,每年都會出現幾位延誤治療而住院,從通往功成名就的跑道上消失的記者。我自己也過了大約四年這樣的生活之後,幸運地被派遣到海外,如果持續五年以上的話,一定就沒有像現在的健朗體魄吧。

當然有加班費,可是記者加班時間過長,公司如果全部支付的話,應該會破產。因此,在工作如此繁重的職位上,記者們的薪資裏面通常已經包括了大概是一個月100小時的加班費。我在《朝日新聞》時代的薪資是月薪100萬日圓左右(約港幣7萬元、台幣27萬元),可是裏面有30萬日圓是自動加上的加班費。如果真的以所謂的加班費來計算,一定有100萬日圓左右吧。

日本社會整體蔓延的「加班病」

那位過勞死的NHK女記者佐戸的加班時間超過了150小時,成為議論的焦點。可是,只要有重大新聞,記者很多時也是在公司過夜,加班200小時或300小時是稀鬆平常的。因為有很多人跑新聞太忙而無法回家,所以日本媒體的公司大樓裏,一定都有浴室和臥房等設施。

因此,NHK女記者的加班時間超過150小時而引起社會輿論一片譁然時,在日本業界內應該有不少的記者在心裏想着:「那又如何呢?我們大家也都是這樣子過的」吧。長時間處在異常的工作環境裏面,不知不覺地甚至把這樣的異常合理化,感覺已經麻木了。

日本報紙的銷售量有九成是來自訂閱的,也就是說,爭取獨家新聞大多是作為記者的自尊心和面子之爭。記者們賭上自己的未來取得獨家消息,為了博得「優秀記者」的名聲而競爭,編輯也想盡辦法讓記者為工作賣命。
日本報紙的銷售量有九成是來自訂閱的。攝:Kazuhiro Nogi /AFP/Getty Images

那麼,為什麼記者的工作要受如此嚴苛的要求呢?

當然,盡可能地深入權力核心挖掘出新聞,有部分是需要經歷許多艱辛才能夠實現的,所以記者赴湯蹈火的付出並非沒有意義。

但是,日本報紙的銷售量有九成是來自訂閱的,所以並非一刊登獨家新聞,那天的報紙就會賣得特別好。也就是說,這是作為記者的自尊心和面子之爭而已。記者們賭上自己的未來取得獨家消息,為了博得「優秀記者」的名聲而競爭,編輯也因為身為記者的上司,而覺得應該成為「擁有優秀下屬的管理者」,所以想盡辦法讓記者為工作賣命。這雖然是個人志向的理由,也是無法否定的現實,因為取得獨家新聞的動機攸關記者榮譽感,未必是件壞事;但不管是身處哪一種環境,都有正反兩面。

日本相繼發生年輕女性的過勞死,理由各有不同。廣告公司電通的高橋是因為不是很喜歡這份工作,可是又無法向人訴苦,把煩惱放在心裏,而周遭的人也對於她的痛苦視而不見。而NHK女記者佐戶或許是過於喜歡這份工作,太過拼命,而周遭的人也對她過於認真的態度產生了依賴感吧。

事件發生後,有部分觀點指出像電通或是NHK等媒體界的工作特別繁忙,所以才會出現過勞死的問題,但是我並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這個原因是源於日本社會整體蔓延的「加班病」,而「加班病」又與重視集體行動的日本傳統社會規範,或是以「奉公滅私」為中心的武士道影響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日本,加班是好的,準時下班是自私的,假日出勤是好的,放有薪假是不道德的,像這樣子「全心奉獻給公司的工作態度」,幾乎在公司裏面是可以100%獲得很高的評價的。如果也具有相當實力的話,肯定成為媒體界的寵兒大放光彩;即使實力沒有那麼好,也會因為被認為是「工作認真勤快的人」,而佔有一席之地。

日本現在還有很多企業仍是採用終身僱用制,就連人才流動性高的媒體界也有這樣的強烈傾向。在終身僱用制裏面,上司的評價非常重要,攸關死活,所以為了要讓上司對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日本工作過的人,或多或少,不管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即使犧牲家庭和健康,都會選擇加班來保住自己的仕途。

我個人的情況是,也許該慶幸我原本就不是拼命三郎的個性,因此即使被迫要長時間工作,我也會在上司或同事看不到的地方,稍微偷懶一下,讓自己有個喘氣的空間可以保存體力和精神力。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忙裏偷閒,我實際上受到的疲勞轟炸應該會更加嚴重吧。可是,過世的這兩位年輕女性,想必真的是就連加班時間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吧。這有一部分也是因為過於認真而產生了悲劇。

這兩位年輕女性的過勞死事件,想必對今後的日本加班文化帶來很大的影響,我也深切盼望這種武士道「奉公滅私」的前近代思想的遺毒,即日本社會裏的加班文化,能夠有效獲得改善。

加班並不是壞事,可是選擇不加班的人卻備受責難,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子的。即使是加班,也應該是能夠在放鬆的狀態下在家工作,或者是上司強制規定下屬一個禮拜至少要休假一天等,讓工作本身變得更有彈性且人性化,應該還有很多種其他方法。

要如何避免再度出現像佐戶和高橋這樣的犧牲者,就端看日本人能否找到根治「加班病」的處方箋了。

(野島剛,日本資深傳媒人、作家。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擔任駐新加坡、台北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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