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臥在自宅的床上，死後四天已經冰冷的手裏，她還緊握着與公司聯絡用的手機。日本的公共電視台日本放送協會（NHK）的年輕女記者，2013年7月因為心臟衰竭死亡。次年被認定為過勞職災。NHK並沒有公開這項事實，直到四年後的本月，才在家屬的要求下召開記者會公布。
死亡的是在NHK工作第九年的女記者佐戶未和（當時31歲）。她畢業於一橋大學這所聞名的一流國立大學，及後進入NHK從事記者工作。她的死對日本社會造成不小的震撼，是因為她工作繁忙時的加班時間竟然一個月超過150小時。佐戶未和的事件並非孤例，2015年12月，在大型廣告公司電通（Dentsu）上班的、東京大學畢業的才女高橋茉莉（當時24歲），因為承受不住公司龐大的工作業務而選擇自殺。帶給國際社會很大衝擊的日本人過度勞動問題，究竟是多麼的嚴重？而且，到底日本人是為了什麼如此賣命工作呢？
日本記者的人才培養體系
新聞記者的工作繁重，這應該是世界共通的吧？因為，新聞本身並不會配合記者的行程，誰都不知道何時、哪裏，會發生什麼樣的事件。一旦發生事件，就必須放下手邊所有的工作，立即衝到現場採訪或者開始寫稿，這就是新聞記者的工作，不允許任何藉口。這就像發生殺人事件就必須着手調查的刑警，或是發生火災就立即趕赴火場滅火的消防隊員，道理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日本記者的情況較為特殊，因為記者本身的工作也被涵蓋在「日本式企業文化」、「日本社會的美德」等的框架裏，於是就形成了勞動時間過長的職業。除非親身在日本的媒體界工作過，不然絕對無法理解那種痛苦。我在前年辭去了新聞記者的工作，一個總共待了24年的地方。我非常熱愛這份工作，若是有來生，我還是想要當新聞記者，可是如果真的有來生，我絕對不要待在「日本」的媒體界。
首先，我說明一下日本記者的一般工作狀況，或許讀者就可以理解原因所在。
日本記者的特殊性，是擁有一套從地方到中央的統一人才培育體系。大學畢業後被錄用的記者，大家的平均年齡都在22歲或23歲。日本的記者很多是精英分子，幾乎都是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但是這些年輕有能力的菜鳥一開始會被分派到各個地方，在那裏工作三年到五年左右。以日本或世界觀點來看，這段日子的記者幾乎都是採訪一些完全不重要的新聞。在地方的訓練過程當中，大約有一半的菜鳥會選擇放棄，其中很多都是承受不了對記者工作的抱負與現實有太大的落差。
這個時期，只要沒有出現什麼重大事件的話，其實工作不會很繁忙。一天的工作時間頂多是12小時左右，若是換算加班時間，1天4小時，一個月工作20幾天，即使再加上一些假日出勤工作，加班時間也不會超過100小時。
能夠熬過這些派駐地方的記者工作之後，大家大概也快30歲了。接着就是被分派到東京總公司或是大阪總公司的社會線。
NHK的佐戶小姐成為記者之前已經在鹿兒島待了五年，她應該是能力很好，所以「通過」了在地方跑新聞的派駐階段，移動到東京首都圈採訪中心，在這裏就以「社會線」稱之。
突擊採訪──記者過勞死的潛在原因
記者在這裏採訪的接觸窗口很多都是警察，大都市容易發生重大犯罪事件，所以負責跑警察採訪的會變得很忙。在這裏，記者們首次體驗到何謂真正的「突擊採訪」。這大概是日本媒體的最大特徵，也可以視為是衍生出過勞死的潛在原因。
「突擊採訪」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不分早晚地取材或訪問。但是，記者需要事先調查好採訪對象在家的時段，直接登門造訪。警察幹部的住址對外不公開，但是媒體都握有「通訊錄」，這是公司內部代代傳承下來的，負責的記者要時常更新這本「通訊錄」。
警察幹部大概是上午8時上班，5時或6時下班，之後通常會到外面應酬小酌。我們記者可能在早上就先在警察幹部的家門口守株待兔，一看到人出現，就在玄關或是前往車站的途中，上前鍥而不捨地追問：「那宗事件的進展如何？」「什麼時候會逮捕呢？」等，試圖取得最新的消息。 晚上也是一樣，我們也守候在警察幹部的家門口等待時機，因為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回來，通常幸運的話在8時或是9時左右就看到人。可是如果他們跑去喝酒的話，也只能等到10時、11時才有辦法說上一兩句話。足足三到四小時之間，一邊看着夜空一邊等待，結果一逮到人衝上前採訪，卻因為對方喝得太醉了而問不出個所以然，那個時候真的很想哭。
面對這樣的「突擊採訪」時，警察幹部又會是如何應對的呢？依據情況會有所不同。若是健談的警察幹部，也有會分享很多情報的人，當然事件越到後面收網的階段，口風也會越來越緊，為了讓他們能夠多少透漏一些，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從平常開始，就要記住他們老婆的生日並送禮物，或是準備其兒子的入學禮物；喝酒時的酒錢或交際費，當然也都是從記者這邊支付。
雖然，日本媒體記者的薪水相當豐厚，可是很多公司都不會額外支付這些送禮或吃飯費用，因此記者的薪水裏有一大部分都是用在應付這些開銷上面。即使如此，記者們也甘願犧牲睡眠和金錢，努力取得其他媒體沒有的獨家消息。
政治線記者的地獄
像這樣子，跑社會線的生活過了兩三年之後，前面就會出現兩條岔路了：一條是在這段期間沒有闖出一番名堂而被淘汰的人。他們可能回到地方記者的崗位上，或是在總公司被分配到非編輯部門，也就是失去了作為新聞記者大展身手的機會；另一條就是被分配到政治線、經濟線或是國際線，持續過着被迫投入更長工時的生活。
實際上爬升到這個階段時，每個月的超時勞動時間已經超過100小時。跑政治線的時候是我最痛苦的時期，負責採訪政治人物的工作型態真的是相當折磨人。因為，政治人物是早出晚歸的，連假日也在忙着選區裏大大小小的事務。
這個時期，每天早上都會有黑色的特約計程車到家門口等候，這是公司派遣的採訪用專車，5時起床，6時坐上車，直驅政府閣僚位於東京都內的住家。在那裏完成採訪後，一整天就穿梭在國會審查或是議員的辦公室，然後寫新聞。晚上大概是從8時左右開始，又必須在政府閣僚的住家門口等候。採訪結束後，記者們又必須回到總公司。在那裏，記者們一起討論從各方面收集得來的採訪成果，決定隔天要進行什麼樣的採訪內容，要如何寫新聞稿等。或者，晚上的採訪若是有掌握到什麼重大消息，就必須動筆寫稿。日本報社的截稿是在晚上11時和凌晨1時，通常報導內容在晚上11時要校稿完畢，在凌晨1點前也得趕上隔天的重大頭條或獨家新聞。
每晚幾乎都到凌晨1時或2時記者工作才結束，忙得焦頭爛額。毎天的加班時間大約10小時，睡眠時間為3至4小時，日復一日，每個月的加班時間超過200小時是家常便飯。許多人因此賠上了健康，可是記者一旦生病就可能被降職轉調，所以只能瞞着公司，自己吃藥硬撐想辦法康復。因此，每年都會出現幾位延誤治療而住院，從通往功成名就的跑道上消失的記者。我自己也過了大約四年這樣的生活之後，幸運地被派遣到海外，如果持續五年以上的話，一定就沒有像現在的健朗體魄吧。
當然有加班費，可是記者加班時間過長，公司如果全部支付的話，應該會破產。因此，在工作如此繁重的職位上，記者們的薪資裏面通常已經包括了大概是一個月100小時的加班費。我在《朝日新聞》時代的薪資是月薪100萬日圓左右（約港幣7萬元、台幣27萬元），可是裏面有30萬日圓是自動加上的加班費。如果真的以所謂的加班費來計算，一定有100萬日圓左右吧。
日本社會整體蔓延的「加班病」
那位過勞死的NHK女記者佐戸的加班時間超過了150小時，成為議論的焦點。可是，只要有重大新聞，記者很多時也是在公司過夜，加班200小時或300小時是稀鬆平常的。因為有很多人跑新聞太忙而無法回家，所以日本媒體的公司大樓裏，一定都有浴室和臥房等設施。
因此，NHK女記者的加班時間超過150小時而引起社會輿論一片譁然時，在日本業界內應該有不少的記者在心裏想着：「那又如何呢？我們大家也都是這樣子過的」吧。長時間處在異常的工作環境裏面，不知不覺地甚至把這樣的異常合理化，感覺已經麻木了。
那麼，為什麼記者的工作要受如此嚴苛的要求呢？
當然，盡可能地深入權力核心挖掘出新聞，有部分是需要經歷許多艱辛才能夠實現的，所以記者赴湯蹈火的付出並非沒有意義。
但是，日本報紙的銷售量有九成是來自訂閱的，所以並非一刊登獨家新聞，那天的報紙就會賣得特別好。也就是說，這是作為記者的自尊心和面子之爭而已。記者們賭上自己的未來取得獨家消息，為了博得「優秀記者」的名聲而競爭，編輯也因為身為記者的上司，而覺得應該成為「擁有優秀下屬的管理者」，所以想盡辦法讓記者為工作賣命。這雖然是個人志向的理由，也是無法否定的現實，因為取得獨家新聞的動機攸關記者榮譽感，未必是件壞事；但不管是身處哪一種環境，都有正反兩面。
日本相繼發生年輕女性的過勞死，理由各有不同。廣告公司電通的高橋是因為不是很喜歡這份工作，可是又無法向人訴苦，把煩惱放在心裏，而周遭的人也對於她的痛苦視而不見。而NHK女記者佐戶或許是過於喜歡這份工作，太過拼命，而周遭的人也對她過於認真的態度產生了依賴感吧。
事件發生後，有部分觀點指出像電通或是NHK等媒體界的工作特別繁忙，所以才會出現過勞死的問題，但是我並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這個原因是源於日本社會整體蔓延的「加班病」，而「加班病」又與重視集體行動的日本傳統社會規範，或是以「奉公滅私」為中心的武士道影響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日本，加班是好的，準時下班是自私的，假日出勤是好的，放有薪假是不道德的，像這樣子「全心奉獻給公司的工作態度」，幾乎在公司裏面是可以100%獲得很高的評價的。如果也具有相當實力的話，肯定成為媒體界的寵兒大放光彩；即使實力沒有那麼好，也會因為被認為是「工作認真勤快的人」，而佔有一席之地。
日本現在還有很多企業仍是採用終身僱用制，就連人才流動性高的媒體界也有這樣的強烈傾向。在終身僱用制裏面，上司的評價非常重要，攸關死活，所以為了要讓上司對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日本工作過的人，或多或少，不管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即使犧牲家庭和健康，都會選擇加班來保住自己的仕途。
我個人的情況是，也許該慶幸我原本就不是拼命三郎的個性，因此即使被迫要長時間工作，我也會在上司或同事看不到的地方，稍微偷懶一下，讓自己有個喘氣的空間可以保存體力和精神力。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忙裏偷閒，我實際上受到的疲勞轟炸應該會更加嚴重吧。可是，過世的這兩位年輕女性，想必真的是就連加班時間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吧。這有一部分也是因為過於認真而產生了悲劇。
這兩位年輕女性的過勞死事件，想必對今後的日本加班文化帶來很大的影響，我也深切盼望這種武士道「奉公滅私」的前近代思想的遺毒，即日本社會裏的加班文化，能夠有效獲得改善。
加班並不是壞事，可是選擇不加班的人卻備受責難，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子的。即使是加班，也應該是能夠在放鬆的狀態下在家工作，或者是上司強制規定下屬一個禮拜至少要休假一天等，讓工作本身變得更有彈性且人性化，應該還有很多種其他方法。
要如何避免再度出現像佐戶和高橋這樣的犧牲者，就端看日本人能否找到根治「加班病」的處方箋了。
（野島剛，日本資深傳媒人、作家。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擔任駐新加坡、台北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