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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超:在縮時的數碼社會,如何不疲於奔命?

為什麼科技的巨大進步,竟沒有改變我們緊張的生活節奏呢?一百多年之後,人類為何還是為了生存疲於奔命呢?


我們所生活的時代,還有可能出現這樣詩意浪漫的「閒逛者」嗎? 攝: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我們所生活的時代,還有可能出現這樣詩意浪漫的「閒逛者」嗎? 攝: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玻璃頂廊、大理石地面、豪華的商品陳列櫃和賭場,19世紀法國巴黎建起了最早的現代都市縮影:拱廊街(Passages Couverts)。在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筆下,拱廊街不僅摩登時尚,也充斥着焦躁不安:「人群熱情地想要盡快融入這前所未有的現代文明中,但很快,無數面孔幽靈般顯現,他們焦灼、茫然、彼此雷同,擁擠得連夢幻都沒有了間隙。」(註一)

然而在當時,並非所有人都願意融入到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閒逛者」(flâneur)是社會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關注的都市族群,引自波德萊爾的作品,借喻一群在生活中漫不經心、慵懶散漫的人。在巴黎,「閒逛者」是與城市格格不入的一群人。他們衣著光鮮、出身貴族,卻不熱衷於現代都市的奢侈繁華,反而整日在街頭閒逛,成為城市擁擠人群中的浪蕩者。班雅明認為,「閒逛者」是漫無目的的生活家,他們批判地看待被科技支配的現代人,在消磨時間、體驗都市生活的同時,又敏銳地觀察城市的各個角落,避免自己被「機械的巨輪」碾軋。

新時代的「拱廊街」

「閒逛者」其實是一種充滿詩意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受主流思想支配,在大眾中保持獨立自我,用自己的生活節奏反抗焦慮的社會情緒,這種自我覺醒令人羨慕。然而,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還有可能出現這樣詩意浪漫的「閒逛者」嗎?

我的朋友阿菲可能是一個「閒逛者」。她是在香港島工作的自由撰稿人,平日不用朝九晚五,最大的挑戰來自出版社編輯的催稿。我一直也很羨慕她輕鬆自在的生活。一次閒談,她對我大吐苦水,原來,她的編輯發現了一款可以互相查閱、隨時更新工作進度的手機軟件,於是勸說她也下載了一款。「簡直煩死了!每天在上面安排日程,紅的綠的標一大堆,這下子想偷偷懶都不行了!」

阿菲是一個散漫自在的人,向來不中意各種產生束縛的事物,「其實呢,我真是對這些應用(apps)很反感,什麼時間管理的、社交分享的,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東西。弄得人神經緊張,好辛苦。」我說,「其實你可以不用的呀。」她大翻一個白眼,「不用?怎麼可能?大家都在用呢!」

如果說工業建材是現代都市的高樓大廈得以豎立的基石,那麼網絡化、移動化、數碼化(數位化)就是如今的潮流和時尚,上世紀中電影裏出現的奇思成為最摩登的現實。出門攜帶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上知天文、下曉地理。智能手機上的app成為了我們獲取信息、與人交流、打發時間的萬能媒介。從查詢天氣,到管理睡眠,人類每一個慾望都得以通過一個小小的圖標實現。而手機,則成為了新時代的「拱廊街」。它不再局限於巴黎、東京,或是紐約,可以超越時空限制,讓我們隨時隨地與他人保持同步、連結整個社會的網絡。

但是同時,整個社會的網絡也因此隨時連結着我們。手機日曆上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WhatsApp上的上司留言,Google分享中特意標紅的截止日期,郵件信箱中刺眼鮮明的未讀數目,所有的這些訊息,無孔不入地安排好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拱廊街」的高樓大廈變成了手機裏的各式圖案,而我們在看不見的網絡迷宮中無所遁形。似乎,百年過後,我們還是那一群被現代社會支配控制的幽靈,「閒逛者」的孤獨和散漫仍然是一種奢侈。

新技術重新定義社會的時間性

為什麼科技的巨大進步,竟沒有改變我們緊張的生活節奏呢?一百多年之後,人類為何還是為了生存疲於奔命呢?實際上,新技術改變的不僅是生產效率,也同樣改變了社會的各個方面。這並不是一個全新的話題,現代社會中,總可以聽到人們抱怨自己變得越來越忙,時間愈發不夠用。

社會學者卡斯特爾斯(Manuel Castells,柯司特)認為,這是因為新的技術重新定義了社會的時間性(temporality)。在工業時代,機械鐘的出現改變了自然界對於時間的定義,鐘樓成為城市的象徵,而時鐘時間(clock time)取代自然法則,成為了人們生活的管理者。資本家按照朝九晚五計算工資,想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創造最大的經濟利益,則必須不斷地提高生產效率。

如今進入網絡社會,新的數碼科技將商品、人、金錢、信息等等都放入全球網絡中,更快速、更高強度的網絡流動,讓時間進一步被消解(卡斯特爾斯稱之為“timeless time”,無時間的時間),同步、即時、多任務成為了新的工作方式。工作時間不再局限於機械時代的八個小時,而是在網絡社會中永不終止,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緊張忙碌,以至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線,把人變成了新型的「永動機」。不同時代的科技發展都被嵌進了資本運作之中,結果不是為了解放勞動力,而是為了不停提高生產效能。

新的科技掌握了我們生活的節奏,就像在跑步機上不斷地加速,普通人難以跟上。即時通訊的app,並不能讓我們與心愛的人共享更多的二人時光,反而不得不應付其他無謂的電話短訊。管理時間的app,並不能幫我們省出更多的個人時間,反而永遠在填充所剩無幾的時間片段。是不是現代社會的所有人,都被快節奏壓迫得喘不過氣,而人們的生活亦隨着科技發展弔詭地越來越不閒適呢?

個人如何「搶回」時間控制權?

身處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因為科技所體驗到的時間壓力也會大有差異。近年來較多人探討的「北歐模式」與香港社會的快節奏生活相比較,可謂「天堂地獄」。為什麼「散漫懶惰」的歐洲人大多拒絕超時工作,甚至旗幟鮮明的表達反感呢?可能的解釋有幾個。

其一,借用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理論觀點,在物質資源豐富的社會中成長的人們,更加追求後物質主義的價值(post-materialism values)。早已進入經濟發達階段的歐洲社會,更容易在社會整體達成共識,反思資本主義的加速發展所造成的緊張生活節奏,鼓勵公民對悠閒生活方式的追求。社會共識之下,政府制定的政策也都更加傾向於減少工作時長,比如法國、德國甚至規定非工作時間不能發郵件到員工手機。

其次,若從一種世界系統理論的視角看,歐洲可以發展出高福利民主社會,是建基於它在後資本主義時期的發展過程中,將本國的製造業、工業大量轉移到諸如非洲、印度、中國大陸這些發展中國家,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保障了國家經濟收入,因此才能夠既維持高福利政策又能推崇慢生活的文化。歐洲社會的慢節奏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建立在其他地區的快節奏之上。

不過,無論我們如何理解社會之間的差異,回到個人層面,我們可以如何減輕從科技所體驗到的時間壓力?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學教授威吉曼(Judy Wajcman)從另一種視角給出了答案。在《縮時社會》(Pressed for Time)一書中,威吉曼提到一個關於英特爾總裁保羅歐德寧(Paul Otellini)的故事。保羅批評英特爾的員工把太多時間花費在發送電子郵件上,甚至無暇與相鄰隔間的同事站起身來交流,於是他制定了「無電郵日」。保羅認為,直接有效的溝通比電子郵件更能夠促進生產效率。在保羅眼中,為了節省時間、加強溝通而創造的電郵,反而是影響工作效率的罪魁禍首。

威吉曼在她的研究中發現,實際上工作時長不同、工作容量各異的人們,都會將超時工作帶來的生活壓力歸罪於電郵身上。電郵不僅僅是工作壓力的源頭,同樣也成為了一種超時工作的文化象徵。更有意思的是,威吉曼進一步發現,這種將生活中體驗到的壓力歸咎到科技身上的做法,能夠分散人們的注意力,使之忽略生活中其他壓力的來源,反而起到了減壓的作用。

威吉曼的結論也在我關於時間管理類手機應用(logistical apps)的研究中得以進一步印證。在我的研究訪談中,那些原本在我們印象中會認為自己容易受到科技操控、生活中充滿壓力的人群,卻都有各自的「獨門祕技」來應對種種生活情景。一位需要照顧兩個兒子的師奶,每日都會將一天需要完成的事項通過WhatsApp一條條發送給老公,在名義上獲得他首肯或是諮詢建議。當出門買餸忘記分量時,再通過WhatsApp的search功能查找相關的對話內容,把即時通訊軟件變成了個人記事本。這位主婦更得意地對我說,「有事也要他(指她老公)一起擔呀!以為返工就不用管屋企事嗎?」師奶的智慧真是讓人拍案叫絕,通過通訊軟件既達到了與老公保持溝通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生活瑣事帶來的感受上的壓力。她甚至比很多人更懂科技,把WhatsApp開發成行走的日曆,可謂一舉兩得。

另一個金融界的新手菜鳥,也有自己的方式來應對工作中的壓力。每當他需要在手機日曆上標記新的日程時,必然將之分享給相關同事,使部門中的其他人也能對他的工作安排了如指掌。而一個學術界新進AP(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的秘訣,則是給每一封郵件用不同顏色、不同標籤進行標記歸類,查找時按「色」索驥,一覽無餘。這些策略雖然看起來繁瑣,卻成為這兩個職場新人口中的「一等機密」:從自身的處景出發,利用科技媒介的特性發展出最適合自己的使用方式,精而不雜,更能有效地控制時間,與周遭環境相契合。

實際上,大部分人在整個工作日之中,都會不斷地改變工作行為,鮮有人可以按部就班地執行計劃,然而科技卻並未必是其行為改變的主因。其他人面對面的打擾(例如同事、仔女、伴侶)、自身突如其來的轉變,都遠多於科技通信設備所產生的「干擾」。所以,正如威吉曼所指出的一樣,我們與時間的競賽關係來自於我們給自己訂下的優先考量和最大界限,而不僅僅是科技所制定的限制。

誠然,社會上每個人面對的時間壓力不一樣,對自己生活節奏的自主程度亦不一樣,但在社會場域上不同位置的人,仍然會嘗試採用不同的策略,盡量調節自己的生活步調。對於想要讓生活慢下來的人來說,問題是如何不被整個社會的快速度牽着鼻子走,而能在適應自己的生存環境之下,量體裁衣地規劃自己的節奏,從現代科技手中最大程度的「搶回」對時間的控制權。

(蘇超,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註一: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 Walter Benjamin,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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