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批評李凈瑜，是因為他們認為一切應該以李明哲的釋放為第一目標，因此，在李明哲「認罪」以後，李凈瑜不應該再發聲，而應該配合李明哲的「認罪」，向中國警方表達善意，等待李明哲的釋放。
應該說，在一定的環境下，這種考慮是有道理的。確實，近來我們看到，「7.09大抓捕」中被捕的部分律師在遵從警方所有的要求，包括打破了法律和道德最後的底線的荒唐要求（有被釋放的朋友透露，他們在法庭上讀的「認罪書」，是警方按大致統一的規範起草的）認罪後被釋放。但是，我們也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況。有被捕人士即使認罪仍然被關押，如江天勇等，有的則更糟，「認罪」後被口頭「釋放」後，完全失蹤或猶如在監獄一樣地被嚴密監視，如著名女律師王宇等。
因此，親人被認罪後，會是這兩種狀況中的哪一種？當事人及其家屬會陷入一種更大的焦慮。
以當事人的「認罪」紓緩反對壓力
這些批評李凈瑜，主張她應該暫時「收聲」的好心人，尤其沒看到這兩年中國狀況的變化和李明哲一案的特殊。近兩三年，特別是2015年709大抓捕以來，中國警方的濫權，對法制破壞，激起了世界範圍的罕見的大抗議，即使一向發言謹慎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及其高級專員，也連續多次發表談話和聲明。即使在中共黨內，肆意的逮捕使人人自危，加上關於警察暴行的資訊、視頻也在國內社交媒體上週期性地、廣泛地流傳。面對來自國內外乃至黨內的壓力，中國警方急需當事人「認罪」，它動員一切手段，包括羞辱、極度的身心折磨甚至嚴刑，威脅家人，包括老人和孩子......
這帶來近年我們所見的一種中國發展毀壞、警方侵犯基本職業倫理的惡性循環：即因維穩壓力巨大而肆意逮捕，繼而需要當事人的「認罪」來掩飾、自我辯護，這就導致生理和心理上的酷刑的發展......一個荒唐、嚴酷需要進一步的荒唐、嚴酷來掩飾......
中國警方就是這樣進入了失控狀態，這已遠不是那個人的好壞問題。
這樣，中國警方就掉進了自己挖的坑，進入了自己給自己設下的陷阱。以最侮辱人格、最嚴酷的刑訊得來的「認罪」，超出了個體最基本的承受力。因此，「認罪」的當事人被釋放後，即使為了最基本的社會和道德生存（且不說朋友。作為丈夫、父親，如何向妻子、兒女交代？），為了最基本的心理健康，他／她也必須最低限度地說出他們的獄中遭遇和部分「認罪」真相。這完全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透露真相是生與死的問題
這樣，即使當事人「認罪」，警方在得不到當事人絕對「可靠」的噤聲保證之前，不願、不敢釋放當事人，特別是沒有家屬在大陸作人質的港台人士。
殊不知，巨大的壓力和羞辱，可能使「認罪」的當事人成為已不是那個自己、無法預計和控制自己未來的「他者」。即使當時他／她真誠地保證不透露獄中、被迫認罪的過程，過後，一旦找回了自己，為了基本的心理健康和回歸正常的需要，他／她也必須講述。否則可能是死亡，個性的死亡或瘋癲。說不說，在這裏成了生還是死的問題。也因此，我們看到，一些人寧可選擇重返監獄也不願保持沉默，事關生死而非道德。
這樣，中國警方在轉了黑暗的一圈後回到了它難堪的原點。本來，它精心策劃的「審判」、「認罪」，是因為長期關押無法向國際國內和黨內交代，為顯示自己「合法」、「人道」乃至「立功」，有抓有放，最後卻因擔心酷刑被洩露，不得不長期關押......
那些批評李凈瑜的好心朋友的主要問題，就是這一切在他們的視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