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8月25日羅興亞武裝分子攻擊緬甸軍哨站，繼而引發雙方武裝衝突並導致大規模人道危機以來，羅興亞人的處境再次備受舉世矚目。西方主流媒體竭力將矛頭指向昂山素姬（台譯翁山蘇姬），譴責她放任軍隊屠殺羅興亞人，並漠視緬甸長久以來剝奪羅興亞人公民權的歧視政策。
或許大家仍記憶猶新，在昂山素姬於2015年接掌政權以前，她一直深受西方媒體愛戴，廣受吹捧為民主英雄、人權鬥士。才不過短短幾年，她的英雄光環不僅消褪無形，甚而淪為千夫所指的人權殺手。這一套劇本，活脫脫是荷里活（好萊塢）電影的翻版，充斥著跌宕起伏的戲劇性（事實上，以上說法並非一種比喻性修辭而已，盧貝松確實在2011年拍出了一部由楊紫瓊主演的昂山素姬傳記電影《The Lady》）。
觀眾習慣正反派角色設定
深受商業電影制約的現代觀眾，已經下意識的習慣了黑白分明的正反派角色設定，以及一套「製造衝突—解決衝突」的敘事邏輯。過去，軍政府與昂山素姬各佔黑白一方，前者暴虐無道，後者多年臥薪嘗膽，終究取得最後勝利。如今角色異位，昂山素姬淪為大反派，另一方羅興亞人則因受害者光環一躍成為主角——觀眾義憤填膺，正義必須降臨。
現代人的思維深受電影媒介影響而不自覺。商業電影在二十世紀初期即已發展出極為成熟的剪輯策略，利用高潮迭起的情節堆砌來吸引觀眾全神投入，從而蠱惑其持續掏錢進場。至於緩慢、故事不明、情緒平淡的電影，即使深具藝術性或政治、社會批判意識，也因無利可圖而被排除在商業機制之外。
資本主義電影體制近百年來持續高速膨脹，在其推波助瀾下，古典敘事電影模式主宰了一般人觀看世界的方式。大眾預期著完美的英雄人物，預期黑白分明的社會現實，預期一個指向邪不勝正的故事終點——更有甚者，對於第三世界亞洲，西方觀眾意識中還潛藏著一種東方主義式的、去政治化的浪漫想像。
在這樣的荷里活式敘事邏輯中，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形象必須持續加以鞏固與深化。於是我們見到：有人開始主張昂山素姬的諾貝爾獎桂冠必須加以剝奪；網路大量流傳著羅興亞人被屠殺的造假照片；媒體一面倒報導穆斯林的慘狀，同為難民的南亞裔印度教徒與若開族佛教徒卻乏人問津。同時，不令人意外的，擁護另一方的說法也開始浮現檯面，羅興亞人被集體描述為叛國者、恐怖分子、ISIS同路人。
民選領袖必然反映主流意志
為什麼我們總是無法抗拒這種鑲嵌著激情、戲劇性、簡化道德邏輯的荷里活式故事？原因恐怕是，現實總是難解，甚或難堪，令世人難以承受。
例如，事實是昂山素姬將不會以正義之姿出手拯救羅興亞人。為什麼？她是一名民選政府的領袖，必然反映並執行主流選民的意志。正如同德國默克爾（梅克爾）不得不有限度接納中東難民，或如英國文翠珊（梅伊）必須進行脫歐一般，昂山素姬也必然將延續緬甸對於羅興亞人的歧視與壓迫。緬甸主流民意已經把羅興亞人定性為燒殺擄掠、強姦民婦的邪惡群體，即便一般民眾素來對國軍強烈反感，也不可能支持昂山素姬對執行鎮壓的軍隊唱反調。
緬甸的族群和解需要漫長的對話，並仰賴一個強健的公民社會為其基礎。這個痛苦而緩慢的過程需要的絕非激情、戲劇性、英雄人物，而是耐心、反思與批判性思維。
同樣需要耐心、反思、批判性思維的是我們接收影像的態度。電影理論家巴贊的寫實主義，導演高達的政治性電影實踐，以及其他許許多多批評家與電影工作者們，已經為我們鋪上一條引道，剩下的必須由我們自己走上。
（緬甸NGO工作者、台南藝術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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