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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一夢:澳門風災及中國的「例外狀態」精神

這種邏輯理據在當今的中國、香港、澳門都長期存在:因為風災,所以要集中精力救災,唔好搞咁多;因為經濟尚要發展,要集中精力處理,所以不要搞政治改革……


2017年8月24日,澳門街道上一棵樹遭颱風「天鴿」吹倒塌下。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7年8月24日,澳門街道上一棵樹遭颱風「天鴿」吹倒塌下。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汶川地震之後,中國總理溫家寶的一句「多難興邦」,在華人圈子之中留下深刻印象,愛國者感動不已,批評者則斥其把災難當喜事辦。

事實上,災難本身是否興邦,未可盡言;歷史上,確有不少經歷多次災難的民族灰飛煙滅,永不存續,例如在跟羅馬戰爭中多次戰敗的迦太基,在第三次布匿戰爭後被毀城滅國;又例如南美阿茲特克帝國,在天花等瘟疫、屬國叛亂和西班牙人的夾擊下,亡國並幾乎滅種。「多難興邦」會否成真,在歷史上而言,實在取決於具體的政治經濟軍事環境。

不過,觀乎近代歷史,災難確會撼動「政治」的本身。例如,2005年颶風卡特里娜(卡崔娜)令美國南部數州受災嚴重,新奧爾良陷入無政府狀態,當時布殊(布希)政府的無能遲鈍反應,大大打擊了其民望;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當中,有日本專欄作家引消息稱時任首相菅直人私下表現精神恐慌,令國民開始質疑其領導國家能力,更導致後來民主黨失掉江山。相反,在2001年911事件後,時任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因為處理得當,立即獲得民眾高度支持,甚至一度令他成為熱門總統候選人。

澳門風災令澳門滿目蒼夷,帶來沉重的物理打擊,但在政治上,衝擊卻被自律的澳門人大致吸收。

這點非常令人奇怪,因為澳門人對政府表現並不滿意。風災在當地激起了一陣矛盾的情感,澳門人既認同澳門政府無能,但對於外界尤其是港人幸災樂禍式的政治批評,卻又有強烈反彈,甚至連有人自發焯念,亦遭批評分散了救災的精力。澳門人的反應是矛盾的,既知道自身處於一種不理想的處境,但又覺得正正因為處境艱難,更加不應該貿然立即追究。許多澳門人的反應和理據,是現在災難當前,「大家唔好搞咁多」(大家先別折騰),背後的隱喻其實是指澳門正處於「例外狀態」。

長期的例外狀態

但事實上,這種「例外狀態」大家並不陌生,平日的澳門,也長期存在這種「唔好搞咁多」的情緒,只不過理由不是要集中力量救災,而是要處理其他的社會危機。

這種邏輯理據在當今的中國、香港、澳門都長期存在:因為風災,所以要集中精力救災,唔好搞咁多;因為經濟尚要發展,要集中精力處理,所以不要搞政治改革;因為列強環伺,亡我之心不死,而我國有悲慘的近代史,中華民族還未真正復興,所以任何的政治發展進程或個人訴求,都不可能是首要任務。

這種長期把社會置於「例外狀態」的做法,和處理風災的手法一脈相承:每一個危機都更令人不敢輕舉妄動;每一次挫敗的結論,都是人民百姓不夠順從;每一次失誤的教訓,都是社會太亂令政府做不好事情。結論的延伸,甚少是政府犯錯,而即使犯錯,也處於一種無法修補的狀態,因為我們處於「例外」之中。

所以澳門的風災,注定不會為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因為人們習慣了一種不查找和檢算政治或管治失誤的思維方式。所有關於權利的訴求,都是欲望的失衡,或不應有的貪念,我們都沒有條件處理,需要在政治議程中被排得再後一點。

2017年8月24日,澳門下環街晚上,部分地區停電。

2017年8月24日,澳門下環街晚上,部分地區停電。攝:林振東/端傳媒

拖延不等於審慎

這種「例外狀態」有一個特點,就是對風災死難者的追悼,對災難的政治責任追究,都詭異地被視為「奢侈」的做法,都不是我們能夠承受的,但這個觀點,卻少有被辯論證明的機會。對死難者的悼念,可能會凝聚社會的道德力量,應付下一次的災難,令死難者家屬感到被支持,長遠也幫助建構更有同理心、更關懷他人的社群;追究政治責任,也可能幫助找到問題所在,立即補救;自由的報導讓資訊流通,也可以幫助人民避過下次的災難,並長遠有助打造更守規透明的管治團隊,防止濫權塞責。

但這道門,幾乎被封死了,這些悼念和追究,往往被視為太過分的要求,是任性的表現,與善治的基礎無關,而且有害,但它們之間的關係為什麼一定是這樣,則是完全唯心的,不需要論證。有人會說,這些事情都可以在救災完成之後再做,但事實上,隨着市民的情緒過去,檢討和追悼往往更難出現,在現場被清理好後,一些調查亦不可能重來,「押後」的結果許多時就是不了了之。

另一個特點,是這種苦難的「例外狀態」,沒有所謂的“Exit point”,也沒有走出去的路線圖。

「例外狀態」隱含了一個前提,就是在「例外」之外,有一種狀態是「正常」的,只要達致那一個層次,我們的社會就可以開始講究個人權利、清廉、法治,甚至可以擁抱民主。但既然這樣,那就一定有一種情況,令我們開始擁有條件,令中華民族或港澳地區,都能夠完成現代化的最後過程。

但這種路線圖,當然永遠不會出現,官方甚至不會容許對這種路線圖的討論,任何這方面的異見,一經提出,都會被立即消滅。因為如此官方便應該參與討論,提出哪怕是較保守的方案。官方的做法是永遠阻止討論,令「例外狀態」在中國不會有終止的一日,連討論何時終止都不可以。

災難當前,要盡力救災人所共知,但這種想法之強烈,不限於風災,而貫穿了很多人面對任何政治改革、人權呼聲的態度。欲速不達,道理人所共知,但欲速不達的恐懼不應掩蓋了人們對平等自由公義權利和真相的追求,畢竟拖延和審慎這兩種態度,在本質上完全不同。處理風災很重要,但災難過後,我們怎樣想,才是更重要的。

(梁一夢,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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