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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嘉誠:東盟50年──模仿的共同體?小國求存之道?

新加坡學者馬凱碩在《海峽時報》發表文章,強調「小國必須經常表現得像個小國一樣」。作為大國競爭的馬前卒,東南亞國家如何走出自己的求存路?


2017年8月8日,東盟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成立50周年慶典。 攝:Bullit Marquez / AP
2017年8月8日,東盟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成立50周年慶典。 攝:Bullit Marquez / AP

6月30日,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在《海峽時報》發表文章,引述卡塔爾(卡達)被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集體杯葛為例,談及新加坡一個小國該如何自處。馬氏一文強調「小國必須經常表現得像個小國一樣」(Small states must always behave like small states),無論原則和道德規範如何重要,但前提永遠是審時度勢,避免捲入大國之間的糾紛。此文一出,瞬間在新國外交及學術界牽起爭論,各方紛紛演繹「為國之道」。

馬氏強調的「求存」心態在東南亞並不罕見。在地理上,東南亞畢竟是大國競賽的馬前卒。前有歐美日殖民帝國,後有美蘇冷戰、中美角力,東南亞「小國」都無法獨力扭轉局面,被迫在強權威脅下選擇自我封閉或是臣服一方。

然而,在兩者之間,東南亞國家選擇了走區域自主的「第三條路」,開展區域合作的路徑。1967年8月8日,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代表便簽署《曼谷宣言》,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ASEAN,台譯東協)。東盟當時目標包括:設定外交準則穩定東南亞國際關係,確保成員國遵守「不干預原則」,加快各國獨立後的復甦進程;擴大區域聲音反對美蘇冷戰、美中角力延伸到東盟國家,捍衛區域自主。

冷戰結束讓全球步入美國獨大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但東南亞的安全沒有因此獲得保證。相反,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形勢變得更複雜,東南亞國家失去「共產主義恐懼」的共同陰霾,成員數目由六增加至十個(註一),令尋求共識代替「共同威脅」這塊缺口變得難上加難,建立共同體的進程更顯艱巨。東盟在1980年代開始冒起共同體意識,但有學者批評東盟虛有其表,單純是個有名無實的「模仿共同體」(imitation community,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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