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在《海峽時報》發表文章，引述卡塔爾（卡達）被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集體杯葛為例，談及新加坡一個小國該如何自處。馬氏一文強調「小國必須經常表現得像個小國一樣」（Small states must always behave like small states），無論原則和道德規範如何重要，但前提永遠是審時度勢，避免捲入大國之間的糾紛。此文一出，瞬間在新國外交及學術界牽起爭論，各方紛紛演繹「為國之道」。
馬氏強調的「求存」心態在東南亞並不罕見。在地理上，東南亞畢竟是大國競賽的馬前卒。前有歐美日殖民帝國，後有美蘇冷戰、中美角力，東南亞「小國」都無法獨力扭轉局面，被迫在強權威脅下選擇自我封閉或是臣服一方。
然而，在兩者之間，東南亞國家選擇了走區域自主的「第三條路」，開展區域合作的路徑。1967年8月8日，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代表便簽署《曼谷宣言》，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ASEAN，台譯東協）。東盟當時目標包括：設定外交準則穩定東南亞國際關係，確保成員國遵守「不干預原則」，加快各國獨立後的復甦進程；擴大區域聲音反對美蘇冷戰、美中角力延伸到東盟國家，捍衛區域自主。
冷戰結束讓全球步入美國獨大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但東南亞的安全沒有因此獲得保證。相反，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形勢變得更複雜，東南亞國家失去「共產主義恐懼」的共同陰霾，成員數目由六增加至十個（註一），令尋求共識代替「共同威脅」這塊缺口變得難上加難，建立共同體的進程更顯艱巨。東盟在1980年代開始冒起共同體意識，但有學者批評東盟虛有其表，單純是個有名無實的「模仿共同體」（imitation community，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