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程序員霍炬在《你的數據不是你的，互聯網已經完蛋了》一文指出：原本去中心化的互聯網，已經在互聯網巨頭的影響下變成了中心化的結構。「普通用戶和互聯網公司、資本市場一起，創造了歷史上最大的籠子，並且成功把自己關了進去。」「這不是個技術問題，這是個社會問題。」
在批評現狀的時候，很多人會懷念曾經的互聯網——的確，我們從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的互聯網歷史中，可以看到許多理想主義的閃光。但是，曾經的互聯網是否真的如懷舊者所言的那樣美好？理想主義者為何沒能勝過他們的對手？這篇文章，希望呈現出更為全面的圖景。如作者所言，「如果我們無法完整講述已有的故事，就無法阻止後來人墮入黑暗。」
當年輕人在智能手機的各種社交媒體APP中切換時，他們大多不會想到：曾經的網絡並不是如今的模樣。
這兩年，面對網絡高速的集權化和寡頭化，懷舊的情緒也開始悄悄滋長。「老人們」 懷念論壇時期的公共說理，博客年代的內容獨立，前臉書時代的數據隱私，如同懷念一個早夭的生命。
不過「老人們」口中那個年代，在更老的一輩人看來，也已經算是新鮮事物。如果說這代網民還有部分人對博客和論壇有着模糊的記憶，那麼再往前的歲月可謂蹤跡難覓。著名的Wayback Machine（互聯網時光機）從1996年開始運作，但記錄下的內容也只是冰山一角。更早以前的互聯網模樣，很多只有在口述史出沒了。
事實上，早期網絡史上湧現過不少獨特的項目，這些項目中所包含的對互聯網的種種想像，值得今日深陷數碼帝國中的我們重訪並反思。
Usenet 和 Minitel：前萬維網時代的平等主義
雖然如今萬維網（www）的創造者Tim Berners-Lee堪稱去中心網絡運動的旗手，但萬維網遠非第一個進行去中心嘗試的平台。萬維網起步時，Usenet已經在去中心的道路上走了很久。事實上，Tim Berners-Lee正是在Usenet上宣布了萬維網的誕生。
由兩位杜克大學學生構想的Usenet類似於後來的BBS和郵件組，但採用更開放的內核。與有着中心服務器和管理者的論壇和貼吧不同，它是一個不需要註冊，完全去中心的資訊交換系統。一個服務器發出的消息和文件，會被自動轉發給別的服務器備份，最終連接起網絡上的所有用戶。Usenet是80年代互聯網文化政治討論最關鍵的平台。在谷歌保存的歷史檔案中，你可以讀到對威廉·吉布森小說《神經浪遊者》的評論，也可以一窺當年地下搖滾圈的粉絲對戰。
當然，Usenet 並不是自由言論的天堂，很多不加審核的群組都湧進大量垃圾資訊，這也成為垃圾消息（SPAM）的起源。另外，Usenet上圍繞Linux等話題的罵戰（Flame War），也可以被看作最早的網絡巨魔文化（troll）。
另外值得一說的網絡則是法國政府推行的Minitel網絡。70年代在前總統德斯坦的倡議下，法國在科研上投入巨資，研發出Minitel系統：與電話相連，具備網絡功能的家用終端機。只要家庭繳納電話費，就可以免費獲得一台Minitel設備。於是，80年代連紐約人都需要在中央車站排隊買票的時候，巴黎人已經可以足不出戶訂購各種服務。Minitel當然不只是一個訂票終端，更是新聞網、遊戲廳、討論室和二手交易平台。
由於資費便宜，操作簡單，Minitel實現了高度的大眾化，90年代末有900萬活躍的終端。直到2000年以後，萬維網用戶才逐步超過了Minitel訂購者。又因為網絡非商用，每個終端都有平等的被訪問的權利，也省去了網絡不中立的煩惱。如今由於美國的網絡中立性（net neutrality）議題出現倒退，人們又想起了已於2012年關閉的Minitel。它的硬件已經過時，哲學卻超前於時代。
行動者的實驗室：早期的萬維網政治
進入萬維網年代，獨立項目更是呈現井噴的態勢。1993年4月，10位UCSD激進學生創建了「BURN!」項目，希望藉助互聯網的革命潛質連接起全世界的抗爭運動。與如今很多行動者的想法一致，這群大學生很快意識到，必須搭建自己的服務器，才可以有真正的數據獨立，同時又可以幫助到很多別的團隊。
很快，這些學生通過拼裝廢棄的電腦，製作好了原始服務器，並通過學校寬帶發布了站點。在網站的背景介紹中，團隊成員們寫到：「我們的理念是直接參與報導，而不是被動接受商業媒體告訴我們的東西。我們提供資訊，人們可以自行判斷。我們創造了這個激進的社會媒體（radical social media），發布其他致力於改變社會的項目資訊，最終推動根本的社會變革。」
BURN!團隊將自己看作保衞互聯網公共屬性的行動者，避免網絡被私有化力量所收編宰制。這種看法在早期的互聯網上非常有代表性，人們普遍認為：網絡象徵着公司權力外的另類場域，值得被珍惜和守護。
BURN!始終恪守着這一初衷，也使其成為當時各個激進團隊和爭議站點的庇護所。在鼎盛時期，BURN!存放了另外20個網站和5-10個郵件列表的數據，開設了一個討論組，提供了幾十個激進組織的外鏈，並保存了大量關於社會運動和革命的歷史資料。雖然BURN!的網絡於2000年被UCSD切斷，但他們的理念，成為了後來聲勢更浩大的獨立媒體運動（Indymedia）的雛型。
幾乎與BURN!的激進媒體運動同時，大西洋對岸的阿姆斯特丹也在實驗他們的數碼城市（Digital City）項目。1994年加入萬維網後，阿姆斯特丹人迅速打造出了全體市民皆可參與的虛擬城市。市民可以自由進入「市政廳」、「圖書館」、「報社」等場所參觀，新建住宅和商業設施，也可以在公共會議上與其他市民討論社會議題。這種平等審議的模式之所以得以實現，與荷蘭當時的本地文化息息相關。
早在60年代，先於歐洲自治運動，荷蘭就經歷了頻繁的房屋佔領行動。以無政府組織 Provo為代表的社會團體，把所有權不明的房屋屋門塗成白色，邀請需要的人入住。到了80年代，各種之前棄置不用的屋宇已經被改造成音樂場所、獨立電台和畫廊。佔領運動不僅將自治的理念推廣給了更多公眾，也培養出了最早一批具備實驗精神的文化人。正是這些文化人積極參與到90年代數碼城市項目的搭建中，其中一位還成為了虛擬市長。
如果說BURN!的行動是為了與主流資訊環境進行堅決的對抗，阿姆斯特丹的數碼城市實驗則反映出行動者試圖與普通人對話的努力。依託於基金會的贊助，虛擬城市運作到2001年，最終因為資金不足而被迫關閉。
烏托邦設想與技術決定論
不管是萬維網出現之前的Minitel和Usenet，還是90年代初的激進媒體項目，其網絡從形態到內容，都比現在的數碼空間來得平等和民主。在有限的網速和原始的界面下，網絡只能承載得起人與人之間原始的資訊與溝通慾望，還未能成為資本血拼的戰場。
如今的另類媒體、另類社交網絡、去中心網絡的嘗試，在設想上未能超越三十年前激進學生們的討論筆記，在實際傳播上也沒有Minitel和數碼城市那般貼近普通人。而反觀它們的敵人，卻進化神速。為什麼理想主義者總是在原地打轉，任憑野心家們平地豎起高樓？
從自由軟件運動到維基、從暗網再到最近的零網（ZeroNet），都被捆綁上強烈的技術烏托邦設定。創始人和早期用戶們往往是教育良好、熟悉代碼的極客，相信網絡超越於現實，現實的問題可以利用網絡解決。正如媒體運動研究者Todd Wolfson所言，這些人與線下日常政治的脱節，影響到了他們對技術前景的看法。往往正是對技術平台民主潛質的樂觀主義，讓用戶們忘記了踐行日常生活的革命。最終，美好的期待一次次落空，新技術一個接一個被體制化。
更何況，早期萬維網那種繁榮的民主，往往是中產白人青年內部契約的產物，他們當年並沒有準備好迎接多元社會的挑戰。1993年，整個互聯網上只有不到1000個站點，沒有政治極化、沒有過濾泡泡，每個新加入的獨立站點，都自然可以吸引全網的目光。到了1996年，77%的美國成年人也還沒有連上互聯網。早期理想主義者的成功，建立在發展不均、資源稀缺、精英壟斷的基礎之上，與真正並肩戰鬥的國際主義相去甚遠。
二十年過去了，發達社會的互聯網話題已經被算法、隱私和政治機器人所包圍，而非洲等地的互聯網連接率，還遠未達到美國1996年的水平。古巴人依然在黑市和哈瓦那的wifi公園裏秘密交換着遊戲和視頻，緬甸人的互聯網資費依然是美國的成千上萬倍。臉書的成功，在世界地圖的映照下變得稀薄無比。那些處在主流互聯網歷史邊緣的人們，會複製一條通往奴役的老路，還是會順利躲開那些暗礁與亂流？如果我們無法完整講述已有的故事，就無法阻止後來人墮入黑暗。
（原文刊於微信公號「針尖zjian」，編輯方可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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