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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劉克襄:從山林走出的中央社掌門人,真能「找回記者的光榮」嗎?

新官上任,他說要在中央社做這幾件事:增添、培養藝文記者,強化海外通訊社功能,探索數位轉型。至於媒體業變局,他坦承未形成思考,但壹週刊結束「未嘗不是好事情」。


劉克襄當了三個星期的台灣中央通訊社(簡稱中央社)的董事長職務,一個以山水為家、鳥獸為朋的人,剛掌領這家早於1924年於廣州由中國國民黨成立、後遷守台灣的通訊社。 攝:林振東/端傳媒
劉克襄當了三個星期的台灣中央通訊社(簡稱中央社)的董事長職務,一個以山水為家、鳥獸為朋的人,剛掌領這家早於1924年於廣州由中國國民黨成立、後遷守台灣的通訊社。 攝:林振東/端傳媒

作家劉克襄的「自然寫作」太過深入人心,他筆下的台灣香港山林飛鳥街貓野狗,在嚴謹的生態描摹中蘊含詩意,常常讓讀者忽略了他另一個身份——從陽明山麓的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多年的傳媒工作者。所以當得悉劉克襄接任台灣中央通訊社(簡稱中央社)的董事長職務時,很多讀者反倒擔心起來:一個以山水為家、鳥獸為朋的人,如何掌領這家早於1924年於廣州由中國國民黨成立、後遷守台灣的通訊社?

2017年7月,劉克襄受香港書展之邀來港出席活動,其時剛剛接任中央社董事長三星期。出現在記者面前的他,依然一身簡便行山服配運動背囊。接受端傳媒專訪時,他笑談:「這輩子最喜歡的、最理想的工作還是藝文主編,去看一些稿子、修改稿子,跟人家做深度對談,就是文藝編輯。」劉克襄說,從他大學時期,就已抱持這樣的理想,也踐行良久,甚至加入中央社,也與這樣的理想有關。

劉克襄1981年從海軍退伍,加入《台灣日報》副刊,1982年於《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任職,1988年任職自立報系藝文組主任,1991年任《人間副刊》撰述委員等等,及至10年前50歲時,才從媒體退休。談及當時離開傳媒的原因,他說:「就是我看到做藝文記者、編輯的地位都沒有了。」而今天,「接任(中央社)這個職位,是因為發現我有改革的機會。如果你有一個理想有機會,那就試試看吧,就算碎了也沒關係。」

什麼樣的理想?最重要之一,就是找回「記者的尊嚴、光榮和價值」。

「以前記者本質是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中扮演不可換取的角色,但這個角色一直在往下掉。」問他為甚麼會出現這現象,他的答案是:「這個要問黎智英啊!」劉克襄解釋,現在跟人說自己是記者,別人就會覺得「你是挖小道消息的,你不是一個出來要報道公義,用筆去寫出一個動人的故事,用筆改變世界。」劉克襄說:「這樣子有骨氣的記者,好像在這個時代已經不能讓人注意到。」

劉克襄指出,現今在已經低落的記者地位之中,藝文記者就更在報社裏處於「最最最下面,甚至可以不存在」,他覺得「不應該這樣子」。劉克襄解釋:「像香港、台灣,這麼小的區域,但是他們有文學、藝術,以及自己的文化特色,這方面記者可以發揮很大作用。我覺得中央社有這樣一個重要的責任。台灣其實軟實力很厲害的。」他續指出,當大家都在談論台灣的經濟遠不如中國一些城市,但記者可以「透過他們多樣、深邃的報道」,將台灣的軟實力發揮出來,可是有能力的記者是需要培養的,但現的情況不要說培養,連在報社存在的地位也沒有,所以當中央社作為很大部分由政府資助的媒體,就要擔起這責任。

劉克襄舉例,誠品書店就是台灣軟實力的代表之一。誠品創辦人吳清友於7月18日驟然辭世,未幾,他從吳清友秘書口中得悉一件小事。就在吳清友離世前3天(7月15日),中山北路誠品R79書街試營運,吳清友前往探看,多位記者隨行採訪,當眾人散去,卻有一位臨時代班的年輕記者繼續跟隨,好奇地追問更深入的細節,意欲了解300公尺書街進一步內容。吳清友非常欣賞這位記者的敬業態度,隔日更翻讀相關新聞作比對,愈加稱讚。「我希望這樣的記者多一些。」劉克襄說,他希望能讓如此好記者專心往新聞前綫走,資源的問題就由他來想辦法,「拉廣告是拉廣告的事情,和記者無關。」在新媒體湧現,傳統媒體廣告收入不斷下滑的今天,記者被迫思考如何增加公司收入、顧不上新聞中立守則已是很多家媒體面臨的不爭事實。可劉克襄卻逆流而上,當然,這與中央社公共媒體的角色,經費一半來自政府、另一半來自籌款有關。

讓藝文記者發揮台灣的軟實力,是劉克襄願意接任中央社董事長一職的三大理想之一,另外兩大理想,是更有效地發揮海外通訊社的功能,和探索媒體與數位影音的結合。

讓藝文記者發揮台灣的軟實力,是劉克襄願意接任中央社董事長一職的三大理想之一,另外兩大理想,是更有效地發揮海外通訊社的功能,和探索媒體與數位影音的結合。攝:林振東/端傳媒

劉克襄於去年7月在香港出版的作品《虎地貓》,剛於本年初的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中獲非小說類書展大獎,這本結合紀錄書寫、行為攝影、繪圖作品、詩句詮釋,以香港嶺南大學虎地作為觀察點,記錄描述街貓生存之道的作品,在「要有時代的感覺、突破性的寫法、呈現獨特深邃的洞見」這三大評審標準下奪獎。據說考察時,在嶺南大學的宿舍到辦公室一段散步直線距離僅約8、9分鐘的路上,為了觀察街貓,劉克襄可以走上3個小時,來回共花6個小時。對要觀察思考的對象,抱持非凡耐性,這一點從他於1982年出版的首本自然著作《旅次札記》已可見一斑。

對老牌媒體的改革,他儲備了多少耐性,中央社又能給他多少時間?

讓藝文記者發揮台灣的軟實力,是劉克襄願意接任中央社董事長一職的三大理想之一,另外兩大理想,他說,是更有效地發揮海外通訊社的功能,和探索媒體(media)與數位影音(digital)的結合。

「中央通訊社和其他媒體不一樣,主要最大的差別是有海外通訊社的功能,它有30多位駐海外的通訊員,派駐地點包括香港、海外,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它能把全世界發生的事情帶回台灣,同時也把台灣比較有意義、本土有趣的東西帶出去。」劉克襄說,「現在我的想法就是在這個傳送過程中,加入軟實力,加入藝文。」劉克襄指出在法國、德國等地,閱讀藝術新聞的讀者很多,除了中央社,他還希望其他媒體,包括台灣公共電視、中央廣播電台等也能增加藝文報道,「我覺得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想當年誠品書店在台灣起步,可能沒人會想到現在這樣。」劉克襄透露,在官方代表接洽邀請他時,他已提出這一願景,「他們沒意見,或應該說,他們認為這做法是一種可能性。」

劉克襄對台灣軟實力的信心,在他過去眾多關於台灣本土的著作當中可見。例如於2015年出版的《兩天半的麵店》,他的自序題目乾脆就是《全世界都喜歡的台灣》。文章談及一位長年在美國從事醫療服務的友人,回台灣時,從擠滿旅客至整個走道也水洩不通的高鐵車廂,如何獲眾人相助緊急取出行李下車的經驗,以及一位南投高中女學生3年來常利用假日到台中火車站進行free hugs擁抱活動,讓外國背包客感受台灣溫暖的行動。在文中,他說到「台灣被喜歡的最大公約數」:「我不以為只是善良和熱情,這麼化約簡單的性格。昔時農村社會質樸、平實的精神養成,加上整個社會及早均富後,方才逐漸孕育此一樂善個性。」

至於探索media與digital如何結合方面,多次詢問,劉克襄也指自己暫時無法講具體,「因為這個變化太快,當變化太快的時候,我就沒法仔細談。」 劉克襄認為新媒體太多樣了,當中他較擔心的問題是假新聞(fake news)的湧現與流傳,以及如在「房思琪事件」的報道和傳播中傷害了許多人。

問他如何看待壹傳媒近期變動,以及黎智英近期發表的關於傳媒個人化、打破傳統傳媒一言堂時代的《新聞的變革》一文,劉克襄只說基於中央社的資金來源與其他商營媒體有別,所以他「沒有朝着這方向去思考媒體」,而強調會持守媒體客觀中立,以及完成「準確、完整報道政府政策」的責任。

再追問劉克襄關於新媒體的看法,他第一句還是回了「暫時沒有」,不過又續道:「我覺得新媒體都帶有理想革命的色彩,我覺得目前都是正面,沒像黎智英《蘋果》那樣的。」劉克襄並不掩飾自己對「八卦新聞」的不滿:「其實黎智英這樣的結束(香港及台灣《壹週刊》賣盤)未嘗不是好事情。當然它有一個不好,是你覺得當記者更不容易了,但好處是可能讓大家意識到,那種八卦消息可能是沒有發展前景的。」

通訊社是24小時工作的媒體,現在劉克襄一大清早就會上班,至晚上10時才回家。

通訊社是24小時工作的媒體,現在劉克襄一大清早就會上班,至晚上10時才回家。攝:林振東/端傳媒

通訊社是24小時工作的媒體,工作了三週的劉克襄,一大清早就會上班,至晚上10時才回家,因為他是個11時就必得睡覺的人。不過每天早上5時他就會起來去跑步,跑到6時多才開始一天的工作,這段短短的時間,就是這位以「自然寫作」聞名的作家,暫時僅餘的享受戶外新鮮空氣的時間。問到劉克襄有否想過會在中央社任職多久,他答,未想過。

雖然今年3月,劉克襄才因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之邀而推出了新書《在街角,遇到飛行》,分享台北市區與近郊12條賞鳥路線,但劉克襄形容暫時他在寫作方面「撞牆」,唯一仍在堅持的是詩。去年在一次與台灣詩人隱匿的對話中,他翻查寫作記錄,發現自己9年才寫了12首詩,「好像在沙漠裏種樹」,有感於自己的怠惰,一晚他攤開白紙,拿筆寫道:

為什麼寫詩 / 因為想跟世界分手 / 因為想回到十七歲 / 想完成過去沒有完成的自己

山水為家、鳥獸為朋的人,於是這樣,重又走進了沒有完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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