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配音員的二次創作抗爭：帶着無力與灰心打必輸的仗

「配音原是為了開心。」當社會狀況不如人意，憤怒的他們開始以「覺醒配音組」的名義，製作二次創作影片嬉笑怒罵，表達對各種議題的不滿。3年時移勢易，「覺醒者」們看見香港人越發疲倦，累得連發洩的氣力也沒有，不禁也開始懷疑自己，這場明知道會輸的仗，該怎麼打下去？

「覺醒配音組」靈感源於網上流行多年、將西方電影迅速配上中文字幕的「覺醒字幕組」。他們的logo是一張嘴，中間有隻眼睛，象徵着「用眼去看這個社會，用口去發聲」。

2014年8月，雨傘運動前夕，香港社會正就應否接受政府政改方案爭論不休。當時，網絡出現了一條日劇《律政狂人》的二次創作短片，諷刺「港豬」（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不經思考接受政改「袋住先」（意指先接受政府的「不完美」方案）。

該片原為日文原聲配合改編過的字幕。幾位專業粵語配音員看到後感到技癢，便為影片配音，結果大受好評，讓短片攀上另一個高峰。

那時，「覺醒配音組」只是一個Whatsapp群組，在這段影片之後也沒有多少人記住了他們。直到雨傘一週年，「覺醒配音組」的「帶頭大哥」郭立文覺得，難得找到一群同樣關心政治的配音員，而之前的處女作迴響也不少，「不如繼續做下去」。於是這個群組重見天日，Facebook專頁也開張了。

在政治光譜上的「遊魂野鬼」

郭立文、黎家希和黃志明都是上世紀90年代初進入配音行業，而伍博民及楊啟健分別在04年和09年入行。黎家希和楊啟健從入行至今一直都是自由身配音員（freelancer），郭立文、黃志明和伍博民都曾任職無線電視或亞洲電視配音組，後來在2012年一同加入香港電視配音組。可惜隨着港視不獲發牌，配音組最終解散，他們回到自由配音員的大軍。

現時，「覺醒」所有成員都是自由身配音員，平常各忙各的，不常聚在一起。約訪當日，大家時隔一段日子沒碰面，一見面就都變成「開籠雀」，話題停不下來。能夠把氣氛瞬間凝結的，是一條政治取態問題。

他們都不是建制派支持者，那麼在政治光譜哪個位置呢？他們找不到。

5位之中較為年長的郭立文、黎家希和黃志明認為港英時期的社會比較正常、合理和簡單。黃志明覺得以前的人都不多留意政治，但近年政府的做事手法卻迫使更多人留意政治，包括自己。而黎家希則見證着香港主權移交後的轉變，深感可惜和痛心。

伍博民和楊啟健則以「遊魂野鬼」形容自己：他們都希望求變，但過去所選的議員也沒能帶來什麼改變，現在非建制派撕裂的情況更令他們不知站到哪裏去。

你說他們很「激」，他們說自己鬆散又溫和

「覺醒配音組」最深入民心的形象是「激烈」，因為他們作品中的主角總是在激動地罵人。不過，他們卻喜歡用「鬆散」和「溫和」二詞形容這個團隊。當談到他們的「鬆散程度」，大家都憋不住笑。「我們一向都不是說很有組織性，是比較鬆散的，有人想到點主意，就拿出來談一下怎麼做，沒有的時候就兩三個月都沒怎麼聊......」「我們很有情操，就是鬆散點。」「我們是不是該覺醒一下？」

每當有人想到有興趣做的題目和合適的影片，就會在Whatsapp群組提出，如無異議就會開始寫配音稿。寫配音稿是個很費心機的過程：同一個位置要不斷重播，經過一個「數口」的步驟，計算同一時段裏每個角色對白字數。

稿子完成後，便分配角色和約時間配音。郭立文指，「我們可以各自用iPhone在家錄好再自己拼在一起，有時有製作比較複雜的我們會預約錄音室做。」他們的影片罵人和批評毫不留情，他們做事卻非常謹慎。若租錄音室製作「覺醒」的影片，片尾鳴謝部分不會列出錄音室的名字，生怕題材敏感的製作會為這些錄音室帶來影響。「我們的意見不算溫和，但我們的運作形式其實是溫和的。」

配音原是為了開心，「本來也不想發聲的」

配音組8位成員中，6位是前港視配音組員工。2013年港視不獲發牌，配音組最終要解散，是他們的切膚之痛。其中一位成員Alex在發牌事件前完全不關心政治，卻因此事而「覺醒」。黃志明無奈道，「很多人配音是為了興趣、開心，但現在反過來為了這件事（發聲）而做，感覺不是味兒。」郭立文也認同，「都不想發聲的其實，但好好的（政府）又ban（打擊）了我們的工作。」

自由配音員的日子過得並不算好。香港有約200多名配音員，約一半是無線電視合約員工，其餘都是自由配音員。大部份配音工作都是「外判」的，令他們缺乏保障、議價能力低，工資水平二十多年來不升反減，還常遇到拖欠薪金問題。

為爭取更多收入，幾乎每個配音員都會兼顧寫稿的工作。楊啟健曾將《聽海》重新填詞改編為《稿海》，唱出配音員的痛苦：常被催稿、面對不懂的外語還要翻譯、綜藝節目多人同時說話，「數口」過程令人崩潰。

生活都這麼累，還要搞「覺醒配音組」？他們希望用職業技能和僅有資源，在配音員的崗位上為社會做些事情。楊啟健說，「如果我們做的一些事可以令到一些人想多點，那我們會繼續願意做，令多些人自發願意想多點、關心多點。用我們的專業去做一點事出來，有沒有成果不知道。」

郭立文覺得他們的角色不只是關注「大事件」，「我們都會去做一些明知是不太多人關心的議題，譬如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航空管制系統等。為什麼去做呢？就係因為那個議題已經是那麼沒有noise（迴響），如果我們都不關心一下就更加沒人知道。」

曾經，他們「鬧上法庭」

「覺醒」至今人氣最高的作品，是他們雨傘後重出江湖的《古美門怒審朱警司》，光是Facebook瀏覽量就超過72萬。

雨傘期間，前警司朱經緯涉以警棍毆打市民，事發一年，律政司仍未提出檢控，社會不滿聲浪高漲。「覺醒配音組」於是以日劇《律政狂人》的片段為藍本，重新配音，把「朱警司」帶上法庭痛罵一頓。沒想到，這條影片後來真的「鬧上了法庭」，成為庭審的一部分：2017年4月，朱經緯案提審時，辯方律師指有網民將口供內容製作成二次創作影片，令媒體對朱經緯「未審先判」。

2015年12月，「網絡23條」恢復二讀，一旦議案三讀通過，二次創作將有機會觸犯法例。一直進行二次創作的「覺醒」無法置身事外，隨即推出「遺作」《希特拉都反網絡23條》，加入反網絡23條的戰團。這場仗令郭立文非常深刻，「慶幸最後算是守住了一個陣地，暫時」。

「覺醒」最新的影片《靠父》改編自《教父》，講述香港的土地問題：大家的「夢想」都是買樓，但不靠老爸就買不到樓......

「其實我們那麼多條片，那些問題都沒有解決過......」伍博民的這句話讓大家陷入了沉默。

黃志明拋出一個疑問，「會不會現在只是發洩，但做不了什麼？」黎家希接着回應，「會不會去到一個（地步）已經連發洩都不太願意去發洩了？」

有用還是無用，做還是不做？

近年有不少人支持「抗爭無用論」，認為和平示威遊行並無助改變社會現狀，認為這些只是「行禮如儀」。

軌跡是多麼的相似，在「覺醒」身上，纏繞着這個難題。「覺醒」的黃志明、黎家希分別是「香港配音從業員工會」的正副主席，楊啟健是幹事，工會的目的是改善配音行業生態。工會成立至今有爭取到什麼嗎？

「前路也挺困難的... 要這麼多人去爭取一件事，不是那麼容易。」關鍵之一是，自由配音員並沒有一個收費標準，都是自訂的，但不少同業害怕提高價格會失去工作機會，寧可「以不變應萬變」。

「覺醒配音組」本身也可能做着無用的事？

這一年，「覺醒配音組」的作品瀏覽量大不如前，Facebook讚好、分享、留言量也一併下滑，郭立文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人的政治疲勞。「所有的集會、遊行人數都是急跌。最簡單你會見到剛剛發生的DQ（取消資格）四議員，19萬人把票投給他們，但支持他們的集會只有500人。這都可以反映大家都很累，無力感很重，覺得再做什麼、再走出來好像都沒用。」

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黎家希看着社會事件接連發生，內心無力感越發加重。他覺得，他們要趕在事件的迴響還未消失之前，製作一條有關的影片是挺吃力的。他們本來開始製作一條短片，講述6月初，一名八旬老翁不堪妻子飽受病魔折磨而把她殺害的事件，反映社會支援的不足。可是事件引起的迴響，一個星期之內就消失了。「那些事件很快就消失，很快就有新問題。消失的意思不是問題消失，是個noise（迴響）消失。」

黎家希看到雨傘運動之後，很多人的心態都轉變了，變得麻木或心灰意冷。「現在發生再比這些重要、再大的事，都好像預了『都有可能』、『多賤、多荒謬的事都可以（發生）』。」他們的影片難以再次引起如此大的共鳴和迴響。

郭立文認為，他們影片的表達方式應該要作出改變，過往比較激動和有譴責意味地討論一個議題或社會事件，香港人已經不太接受。「你一定要想另一個方式和他們去溝通和表達才行，如果多些gag（笑話）或者輕鬆點，可能會好一點。」

讓這個城市沉淪的速度慢一點

《古美門怒審朱警司》中，有一句對白震撼很多人：「不過喺呢個世界上，總係有一啲蠢人，佢地唔甘心就咁樣接受現實，唔顧自身嘅安危，自願走出嚟捱打。亦都托呢班蠢人嘅褔，呢個城市沉淪嘅速度比預期中慢咗少少......」

當整個社會都充斥着無力和灰心，很多人都開始懷疑一直以來做的抗爭方式是否有用的時候，「覺醒配音組」的答案是？

郭立文簡單引用了相傳是明末將軍袁崇煥的口頭禪：「丟那媽，頂硬上！」

黎家希則選擇把理性和感受分開：「原則上我只是心態和情緒無力了，但理智不是......我會逼我自己去做一些我認為是對的事情，不一定要根據我的心情去做。」至於「有無用」，他認為，很多人一起出一分力才會有大作用，一小撮人就算出再多的力，也可能只會引起爭端。「所謂的覺醒是在自己覺得舒服的位置，或者自己覺得沒用之中，都逼自己走一點點。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用，也可能不是在我這一代有用。以我個人性格來說，就算為口氣，我都不讓他（政府）這麼容易！就是一個這樣的感覺，我就算明知道輸，都要你（政府）難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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