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艾未未：文明的定義，取決於在黑暗中失去聲音的人

作者按：我在特拉維夫藝術博物館外的空地上等艾未未從機場過來。對面是以色列國防部，大廈圓形頂部是直升機停機坪，旁邊一座裝置了各種雷達天線的尖塔高聳。艾未未從一輛有點古怪的黑色大巴下來，和他正在拍攝的難民紀錄片的一名導演一起。他們形色略顯疲憊，皮膚黝黑，應是鑽那些難民營時曬的。兩年前加沙戰爭時，他在 Twitter 轉推了不少我關於戰爭的推文，我就指給他看國防部，說每次戰爭時，以軍的總指揮就在這裏。他轉身舉起相機邊按邊說那要拍張照⋯⋯選擇在這裏與他會面，因為朋友說藝術博物館花園旁的露天餐廳優雅安靜適宜談話。

艾未未說，以色列軍方拒絕發給他去加沙的通行證，他問我有沒有辦法。我噗嗤笑出來：「你覺得我，一個在大學教中文的外國教書匠，有這種神通嗎？」我問他是不是在搞怪，他嚴肅地否認了，說一定要去加沙，為此會嘗試任何可能性。

散漫交談中，我習慣性給初來乍到的人略充「導遊」，說我們正在吃飯的花園旁邊，是特拉維夫藝術博物館。艾未未說，就是這個美術館，取消了他與一位以色列藝術家的聯展。這位以色列藝術家的攝影作品以巴勒斯坦難民為題材⋯⋯然後艾未未上了一輛出租車去了耶路撒冷。他走後一個月，對面的以色列國防部附近，兩名巴勒斯坦槍手向露天餐座掃射，四人死亡。這兩名槍手來自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希伯倫，他們裝束成侵佔了希伯倫的猶太教定居者的模樣。

這一年，暗合着藝術館取消展覽的理由，「時間表不合適」：耶路撒冷、希伯倫以及這片「局部民主自由」的多處，「恐怖槍手」、「恐怖刀襲」此伏彼起，「恐怖」之說洗刷着「無審判死刑」、「定居點」和「佔領」。

一年後，耶路撒冷市中心吉瓦特拉姆山丘上的以色列國家博物館，舉行了艾未未的個展《或是或非》（2017年6月2日-10月28日）。


在博物館的第三層，我和家人走過上億的《葵花子》，走過艾未未打破漢代陶罐的樂高拼圖，走過齊整貼滿借據的展牆，走過枯枝匯聚的《樹》，枯枝像移民來自不同的遠方，我們踩在了《軟地》上。這塊依照第三帝國藝術聖殿大廳地面複製的地毯，覆蓋了以色列博物館展廳的地面，簇集的猶太人和稀少的巴勒斯坦族站在上面，壁紙《Odyssey》上奴役、炮火、殺戮、難民和流散，像鏡子映照着他們，旁側影像中的加沙老虎奄奄一息，成都警察和被警察打致腦血腫的反對者，猶如穿越時空將鏡頭朝向這裏，兩個孩子在意義多重交織的《軟地》上嬉戲，他們身上有死在達豪集中營的人以及死在土地改革中的人的基因，也是三次中東戰爭的戰士和中共黨員的晚輩。孩子歡笑，還不知身處怎樣的世界中⋯⋯

以下是2017年7月我與艾未未的訪談紀要。

唐丹鴻（以下簡稱「唐」）：近兩年柏林定居後，在 Twitter 上你似乎更多轉推外媒信息。對大多數翻牆上推的中文關注者來說，看不懂，很多也不是他們關注的議題。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呢？

艾未未（以下簡稱「艾」）：我生長在一個人權理念受壓制的社會環境中。1976年隨着毛澤東的去世，我是參與中國民主運動的成員之一，直到2005年我開始嘗試使用互聯網。之後我一直保持着全方位的政治參與，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我都會不自覺地捲入維護人權和言論自由的事件。可以說，強權之下的經驗和反抗構成了我生活的主體。我認為，維護權利，維護言論自由是一個藝術家無法推卸的責任。如果放棄自我表達，弱化自我的聲音，那樣就是把一切交由強權來操控，那會是很諷刺的事。我時時有必要平衡和抉擇如何介入，並排除空泛的姿態。

2015年出國在柏林定居後，我的關注面主要是國外，但我並不只是轉國外的報道，對國內發生的比較重要的議題，我都會發表一些看法，只是和從前相比要少很多。這有兩方面原因，首先，以前我在中國，我幾乎只關心中國的事兒，不在那兒了，關注的可信性和真實性就差了。身在海外而只關心中國問題，缺少真實和誠實性，是因為不在那個境遇中，不受那個境遇的條件約束，很多談法都不真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可疑的。不在危險的境地中的反抗，其真實度會有問題。反抗的正當性來自直接或是間接地承受痛苦，以及承擔因反抗帶來的傷害，承擔其責。

其次來到國外生活後，我從前沒有遇到的問題凸顯出來，比如西方政治環境中的民主與自由，諸如此類是我在中國並不需要考慮的。來到歐洲直接面臨的就是難民的問題，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去了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訪問了幾十個難民營，採訪了幾百人，相關的官員、聯合國救援組織、非政府組織還有志願者。從希臘開始，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加沙和西岸地區，黎巴嫩和約旦，然後有攝制組去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孟加拉和非洲的肯尼亞，加上墨西哥，走了不少地方，見了一些人，拍攝了近一千個小時，我們製作完成了一部紀錄片《人流》（Human Flow）。這個紀錄片將會在全球公映。整個過程中，我使用較多的是社交媒體，把我每天的工作情況直接放在 Twitter 和Instagram 上，一天百條的情形常有。

我認為，人權是一個通行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地域性或階段性的概念。這屬於今天的理解，可是這個理解是極為重要的。在中國，你經常會看到哪個地方拆遷了，一些人關心自己村裏的房屋拆遷，對臨村的道路改變、房屋拆遷是不管的。這種局域性的反抗，無論是從理念還是效果上都不太好。這也是為什麼很少有人關心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和其他宗教的侵權的問題，少數民族或是同性戀問題。常常是權益的受害者自己出來吶喊，然而，這些受害者通常並不關心其他方面的權益受損，這說明瞭中國人對人權、對人的價值的理解是狹隘甚至無知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和他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我關心的人權是一個整體，我不在意他們關不關心我，或說他們是否看得懂，這根本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存在轉變，我是遇到河流的時候才會想到架橋梁，要我背着一座美麗的橋在旱地上行走，這是不可能的。

唐：你拍的中國題材的紀錄片，多數中國觀眾心領神會並產生了強烈共鳴；而當你轉向拍攝難民後， Twitter 上「中國粉絲」的共鳴不再，甚至負面聯想很多。可以說說你拍難民紀錄片的緣起想法嗎？你對相應「轉向」了的中國粉絲怎麼看？

艾：我基本沒有什麼計劃，也沒有什麼策略，我說了我只是面對我需要面對的問題，這也分不同的時期和階段，在中國的網絡上和在國外的互聯網上，我面對的觀眾顯然不同，在國內的比較具體，而國外相對寬泛。拍難民的紀錄片和我拍中國紀錄片出於相同的目的。當我遇到了問題，我覺得需要通過記錄才能夠形成認識，形成一個可以供討論的平台。

至於「中國粉絲」，我從不在乎，他們的聯想跟我無關，有聯想那還不錯，轉向了就讓它去死吧。

唐：2016年你來了一趟以色列，然後去了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在以色列你主要做了什麼？以色列軍方開始為什麼不願給你去加沙的通行證，後來怎麼又給了？你在巴勒斯坦做了什麼呢？

艾：我去加沙，是為了拍攝一部關於全球難民問題的紀錄片。以色列對要去加沙的人都加以限制，他們最初沒有給我許可證。我回答說，那很簡單，我會等在以色列，直到他們給我許可證。這是我通常的做法，我也只會這一種做法。後來因為他們不願意我等在那裏，他們瞭解到這個事情可能演變為不僅僅是不給我許可證那麼簡單，所以當天改了主意，突然就給了。

在加沙，我看到了很多我沒法想像的事情，這一段在我的電影裏表述較多，總體說，你很難想像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裏，怎麼可能允許一個地區成為一座現代監獄，將近兩百萬人群強制性地禁錮和隔離在一個困境中。我看到了國際社會的無力，以色列的強硬態度是很難讓人理解的。

我有意採訪巴以雙邊的政要，我們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以色列方的政要們說不想見。簡單地說，以方沒有一人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還好我們與巴勒斯坦方面實現了溝通。當傲慢與敵視視溝通為惡時，人性的可能也就會所剩無幾。

唐：2016年，特拉維夫藝術博物館（Tel Aviv Museum of Art）取消了你與以色列攝影家 Miki Kratsman 的聯展。取消的理由是什麼？你本計劃在此聯展中展出哪些作品？那位以色列攝影家計劃展出的是什麼？你怎麼看待展覽被取消這事？

艾：據我的朋友 Miki 說，取消我們的聯展是對他的審查的結果，算是以色列存在的審查制度的明證吧，我相信他的話是有根據的。我當時還沒有交出我的方案，也就不可能是因為我的存在。Miki Kratsman 是一個好藝術家，一個優秀攝影師，他投入到了揭露以色列軍方對巴勒斯坦的迫害的活動中。他是一位令我尊敬的朋友。

唐：2017年6月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舉辦了你的個展《或是或非》，為什麼起這個名字？這個展覽的策劃和實現，與之前特拉維夫當代藝術博物館取消展覽，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你有很多作品，那麼以色列博物館和你，怎樣議定哪些作品入展呢？是否存在對「敏感性」的審查或「自我審查」？

艾：關於這個展覽，《或是或非》實際上是我對以色列地區政治的一個想像，展覽的名字取自我和博物館館長在紐約的一次談話，在他的談話中經常出現類似的用語，一種不確定性，我告訴他，他的說法和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很相像。人們都想知道以色列的政治現狀，它的未來會有什麼樣的可能，它的十分不清晰和充滿矛盾，也促成了整個地區的不安定和焦慮。

《或是或非》是一個速成的展覽，準備時間不足半年，沒有更多時間為這個展覽創作新作品。展品部分來自從未在這塊土地上展出過的現成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有維護言論自由和社會正義，在不同的程度上，呈現出挑戰專制統治的特質及那一段歷史，所談價值是普世的，對它所展示之地的現實顯得尤其合適。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盡力為這個展覽做了幾件新的作品，它們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特徵。在作品的入展過程中，並沒有遇到明顯的審查跡象。

唐：在許多人眼中，以色列是中東民主、文明之窗。以色列也身處中東硝煙地帶，猶太人背井離鄉、難民、流散、在海上漂泊被拒絕靠岸、大屠殺的歷史背景，以巴衝突、與兩河古文明地區當今的悲慘景象兩相映照……這一切你在耶路撒冷的展覽中也有迴響：從慕尼黑藝術之家美術館的地磚「複製」的地毯《軟地》《Soft Ground》，以古埃及古希臘繪畫圖式展現的當代奴役、殺戮和大流散的牆紙，加沙皮包骨頭的老虎影像——想請你比較一下，在慕尼黑藝術之家 Haus der Kunst 的地面鋪展《軟地》，與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的地面鋪展《軟地》。另外，除了牆紙，關於難民你還有甚至更具震撼力和令人心碎的作品，比如《自助洗衣店》、《法道》等。可這次在耶路撒冷的展覽，為什麼沒有展出這些作品？你為什麼展示加沙的老虎影像呢？

艾：我09年在慕尼黑的《So Sorry 》展覽中的作品《Soft Ground》，一張地毯，它是對德國納粹時期為希特勒建造的藝術館 Haus der Kunst 主廳地板的複製，在慕尼黑的 Haus der Kunst 展出過，第三帝國時期，希特勒稱這座藝術館要展出「最純正的德意志意志的精髓」。這件作品能夠在以色列展出，是我在製作這件作品時不曾想像的，從德國納粹時期元首的「藝術聖殿」到現今耶路撒冷藝術館展覽場館的語境變遷，時間和地點的挪位，歷史與現實的覆蓋和重置，賦予了這件作品新的關聯性解讀，使它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再生含義。

除了壁紙《The Animal That Looks Like a Llama but is Really an Alpaca》，我們還展出了另外一件新的壁紙，它是一件與當下難民問題相關的作品《Odyssey》，這是它第一次在博物館展出。這件作品的參照是自古希臘時期至今的敘利亞的難民現實，它描繪了逃離戰區，城市殘骸，跨越海洋與邊境，生存於煉獄般的難民營，面對歐洲多重暴力的文明圖示，這不過是中東和歐洲陷入的愈演愈烈的悲劇的輕描淡寫。難民跟以色列的現實有很大關係，巴勒斯坦人失去土地和家園以後，屬於最大的難民群。

還有一件作品，是我去年在加沙拍攝的一隻頻臨死亡的老虎的視頻。由於以色列對加沙地區的強制封鎖，阻斷了對該地區的物資供應，隔絕同時造成了加沙 Khan Younis 動物園中的很多動物死亡。在僅存的幾只動物中有一隻老虎，它叫「Laziz」。我們拍攝了關於它的20分鐘視頻，講訴了生命在牢獄的封閉狀態下的絕境。它成為加沙地帶政治現實的象徵，一個在整個世界的注視下，苦苦掙扎、瀕臨死亡的邊緣的對人性的酷刑。

這只老虎，後來在一個國際組織的救助下回到了非洲。

唐：在耶路撒冷舉辦這個展覽，你受到了一些人權組織的批評。主要批評你什麼？你對這類批評怎麼看？

艾：在 Instagram 評論上有一些批評，人權組織的批評沒有看到，如果有最好能發給我。在 Instagram 收到的一些相關批評令我有點吃驚，它們顯得短暫、單薄、且不容討論的情緒化。我樂意更深地公開探討這些嚴重的問題，但似乎不太可能，爭論的雙方都已形成了僵化的觀點，人們在維護一種觀點和態度時，忘卻了觀點和態度是屬於生命的，是應由無數的生命來決定的。

作為一個藝術家，我沒有太多的可選性，如果我決定不在以色列做展覽的理由是因為以色列的種族主義和對巴勒斯坦的入侵，那麼採用同樣姿態，以我的政治態度，我同樣不應該在中國做展覽，也不應該在美國或是其它地區展覽。無論歷史還是現實，這樣那樣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認為，一個藝術家首先是主動參與的一個單元，相對的說，這勝過簡單的尋找一個「道德優勢」的出口，如果堅持某種「道德優勢」，實際上什麼都不用做了。藝術家不僅僅是在抵抗，他首先在抵抗不失去抵抗的權利，這個權利應是超脫世俗標準的，同樣才是我所看重的屬於藝術的那一部分，藝術家要通過自己的行動和語言來表達觀點，表達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才是藝術的生存之道，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任何一個展示行為，或者說任何類型的美學表達，都是政治的。就我而言，這個展覽之地和它的現實是一件現成品，它正適於我的思考和提出問題，並檢驗當代藝術的功能以及可產生影響的諸多可能性。

拍攝紀錄片《人流》拓寬了我對巴以衝突的認識。我的以色列的朋友們，大多並不苟同他們政府的立場，我看到在今天是他們困難地捍衛人的基本尊嚴。討論人權問題時，不能把政府和它的人民混為一談，因為他們的立場截然不同。
帶着同樣的想法，我坦誠地接受了去以色列做展覽的邀請，儘管我對去年的特拉維夫的展覽不能成行而心有餘悸。我相信展覽能激活對話，引發矛盾和爭議，主動地參與思辨和汲取現實的教誨，幫助我實現對這片陌生土地的認知。

我也願意在任何一個巴勒斯坦的文化機構做展覽，但還沒有收到邀請。我邀請了一些加沙和西岸的藝術家和活動家朋友來看展覽，不幸的是，沒有一個人能夠通過封鎖進入耶路撒冷的博物館⋯⋯

唐：2016年初，你模仿3歲的敘利亞難民兒童艾蘭倒伏地中海岸邊的屍體姿態，倒臥在希臘萊斯弗斯島海灘上。2017年5月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你的個展《或是或非》開展的前兩天，你再次以同樣姿勢倒伏在《葵花籽》上。這一行為是即興的還是「預謀」的？你是怎麼考慮的呢？

艾：海灘的姿勢是即興而為，當一個印度攝影師提議我這樣做，我說可以。這次也是一樣，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可以預謀的內容。就這件事自身來說，它簡單到跟做任何其他事沒有什麼差別。這是一個關於存在於現代生活中的悲劇的模仿，藝術家提出警示，而不是一個虛假的道德的倡導者，那是牧師的職守吧。同樣的悲劇每天都在發生，發生在每一個人面前，大家都詳作不知，這也好意思，這才是真正的現實。我總是會不小心地觸碰到一些「文明人」的極其脆弱的神經。

唐：你感覺，以色列媒體和公眾對你哪方面的作品更感興趣，或者更理解，亦或更衝突？在以色列的短促經歷，你留下了什麼印象？

艾：我根本看不懂任何以色列與我相關展覽的希伯來文報道，所以展覽與我幾乎跟沒做是一樣的。

我和以色列朋友 Miki Kratsman，和我的兒子一起，我們去了介於耶路撒冷和西岸之間的 Qalandiya 檢查站，在車上，Miki 忿忿地告訴我，因為他對當前的以色列政治局面發聲，而被認為是一個「叛徒」。我聽了有些吃驚，並不能不為他擔憂。我有太多這樣的友人，無論在世界的任何一處，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因為堅持說出真相，繼而受到威脅，有些至今還在獄中，或是「消失」的狀態。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擔憂，聽着Miki斷斷續續的訴說，車窗外是連綿的可惡的隔離帶，在水泥牆的另一邊，越過那些鐵絲網，是一個幾百萬人的、比世界很多民族都小的族群，他們生來就是被隔離的，包括他們的下一代，而且不知將被隔離多少代，他們沒有可能知道牆這邊的事，更不要談去看一個展覽了，我已沒有心情與任何其他來自雙邊的藝術家有任何接觸。我對耶路撒冷和周邊地區印象深刻，導遊在介紹時不斷提到了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提到48年和67年的戰爭，之後的版圖，提到三個或是更多的宗教，還提到定居點。那一天和每一天，陽光強烈，我幾乎全身裸露，步履實在地走向死海，據說我走了不近的一段路程。我們探視了死海，以及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後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區，以及以色列現行邊境沿線⋯⋯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耶路撒冷這樣的地理位置，它的強烈的宗教文化氛圍，以及無盡的政治衝突是獨一無二的。我頭一次意識到歷史和現實的，物質的，可觸的，甚至無法逃脫的困厄，像可惡的夢境，這種不安存在於空氣裏，在陽光和影子裏，在人們的表情裏，在他們最放鬆的歡愉和最深的痛苦中。

我遇到了許多普通人，有教師、學生、旅遊者，或是知名作家，他們的言談聰明、著裝有品味，流露出良好教養，優越的處境和豐厚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發現了一個我不能忽視的特質，這種特質在其它之處很難遇到，我不得不懷疑也許是因為我的某種心理在作怪，那就是，即使是在最歡樂的時刻，也能感到一絲的沮喪，一絲的無常，不確定，不妥或是不安。這是荒誕的，沒有人會享受這樣的特質，更不要說生活在其中，像是生活在極度的不正當之中，扮演生活而不是生活，這不可能，但是它很微妙的存在着，你知道你的存在與不公正有關連，你不想正視它，是因為你不能沒有了它而依然存在，這其實是一種恐懼。我說的這種特質，可以感受存在於每一次握手時，存在於微笑和問候的時候。這樣的不真誠之感，使我處在深深地不適應之中，即便我時時提醒自己只是路過了歷史上最長久衝突的一個局外人。

地中海優美的海灘，戈壁沙漠中的宗教文化遺跡令人陶醉忘我，可是另一方面，焦慮和不安又無處不在，隨處感受得到缺失和壓抑。加沙呈現的失落並不相同，那是一片空白，猶如氧氣的缺失，所有一切都會頻臨稀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享有相同的地理位置，一邊享有強勢優渥的生存，另一邊卻是徹底的沒落和無望，如此不對等關係，集中表現在巴勒斯坦和其人民的無關緊要，這種趨勢是明顯的。

文明，以及我們對人性的定義，並不來自那些個體的繁榮或進步，卻是取決於那些遭受不幸，承受不公正待遇，被遺忘在黑暗中的沒有聲音的人，這些命運無關緊要的人，同樣說出我們的人性是如何的無關緊要。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刻，人們或許意識到，片段的局部的自由，它只可能是禁錮的另一種形式。無論是「左」是「右」，最終的評價還是對或是錯。

唐：舉行開幕式的博物館雕塑園區有你的裝置作品《鐵樹》，聽說這兩棵鐵樹一模一樣，在你的意圖中，隱喻的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請你說說你心目中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說得比這兩棵樹更具象一些。

艾：我再說些什麼也不可能比這兩棵樹更具象了。兩棵樹的原型，是由在中國南方的山脈上的不同種類的枯枝幹的組合，它們是兩棵，但同時也是一棵。

唐：前面你提到在中國，很少人關心西藏問題、新疆問題等。你也談到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幾百萬人被強制性的禁錮和隔離在一座現代監獄。那麼，能否簡單談談你對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的觀點？如果把中國對西藏和新疆的做法，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做法並置，你看見了什麼？

艾：西藏和新疆，是兩個被稱為「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地區，佔中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別為650萬和1000萬。在專制政權統治下，我們看到兩個地區都失去了基本的自治權利，宗教，文化，語言和歷史斷裂和消亡，這些民族的政治權利和文化特徵的消亡，是專制之下的一個必然的結果。拒絕平等的政治權利，平等的對話和文化尊重，種族隔離的政策從來是構成種族仇恨和暴力之源。

在耶路撒冷地區和加沙地區，隨處可見以色列政府的傲慢和蠻橫之處，與中國不同之處，是巴勒斯坦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歷史的生存空間，仍有地緣政治的同情和國際社會的關注，雖然舉步維艱，以色利的社會形態允許存在不同的輿論。中國的情形不然，它是鐵板一塊，涉及民族問題的討論是絕對禁忌，少數民族在寂靜中喪失了基本政治和文化權利。

唐：前面你的回答：「西藏和新疆，是兩個被稱為『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地區，佔中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別為650萬和1000萬」， 這使我想到了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的、也許是最敏感的神經：藏人、新疆各族原民比如維吾爾人，他們有與中國人截然不同的歷史觀、歷史敘述和認同，比如認為在1949年以前，西藏並非中國的一部分，新疆各族在滿清和民國軍閥的殖民控制下，持續抵抗和獨立運動中。我的問題是，對藏人以及新疆各族原民的歷史觀和認同，你是否有所瞭解？

艾：對於西藏和新疆的歷史我知道的很少，儘管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新疆的一個兵團中度過的。這恰恰說明瞭為什麼統治者永遠在努力的切斷和抹去歷史，因為他們可以佔領和統治的只是土地，而不是人們心中的記憶，他們想要抹去人對自己的過去的思戀，這個思戀強大到足以讓江河倒流。沒有歷史和記憶的民族是沒有自尊的，而沒有自尊的民族則沒有了認同的可能，沒有了存在感。如果少數民族，西藏或是新疆有自己的歷史觀和不同的認同，有如巴勒斯坦一樣，那就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同化他們，因為他們具有歷史性的合法性地位。

唐：這幾天在中國監獄裏的政治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肝癌、離世引致的反響中，你的中文 Twitter 發出了與主流「極不和諧」的聲音。你為什麼這麼做？

艾：我不關心主流。我不希望看到劉曉波的價值，他的政治遺產被他的「友人們」曲解，無論以怎樣的面貌，有意或是無意，這樣做對剛剛失去生命特徵的一個理想主義者都是殘忍的。閉口不談劉曉波失去自由的政治初衷，而是以「親情」和西方勢力的介入來替代他的個人理想和政治理念，消解個體意志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衝突，掩飾存在於全球政治中的政治虛偽性和實用性。它暴露出中國社會進程中的瓶頸，在一個垃圾堆上剩下的是一群毫無理想的烏合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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