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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翹:中港的探戈前傳──中國與城共舞史

唐宋以後的中國城市,已不具體制外的特質。自此,中國演的是國家的獨舞,城市充其量是它的伴舞。


香港看中國,不妨視之為國家守護者,安内攘外是它的職分。但香港也要讓中國明白,把守護的責任看得太高太重,必會窒礙外向型城市的發展,對國家本身沒有好處。 攝:Vincent Yu /AP
香港看中國,不妨視之為國家守護者,安内攘外是它的職分。但香港也要讓中國明白,把守護的責任看得太高太重,必會窒礙外向型城市的發展,對國家本身沒有好處。 攝:Vincent Yu /AP

城市與國家是那麼的不同,它們彼此對立卻又糾結在一起,難分難解。承接拙文《中國和香港:國家和城市的探戈》,本篇「前傳」旨在解答一個問題:中國與香港探戈前,歷史上它有過怎樣的與城共舞經歷?前文說到,國家是內向、保守和封閉的。反之,城市則是外向、多元和開放。彼德.泰勒(Peter Taylor)說,國擔當的是「守護者」(guardian)的角色,而城則肩負商貿開拓的責任。國要守護,要先劃定領土範圍,使國内與外有所區別,然後才能安内攘外;城要開拓商機,則要致力構築貿易網,以匯聚各方人、貨、財,因此它力圖衝破國所設定的政治邊界。用政治地理學形象化的理解,國的空間呈固態;而城,則是無數條線聚合的「點」,是流動的。

取得國家政權的西方城市

城市在西方歷史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熟知的西方文明搖籃古希臘,是城邦文明。古雅典(公元前508至公元前322年),其科學、哲學、文學乃至社會政治制度,影響西方文化二千年。孕育希臘文明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文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539年),也是城市文明。今日商業社會賴以運行的會計、簿記等知識,始自兩河文明。到羅馬帝國早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200年),城市化達空前的程度,二百年間帝國就建成由意大利城市、希臘城市與外省城市組成的龐大聯合體。此時期的城市化,一方面是經濟發展使然,但更重要,是奧古斯都、哈德良等統治者推動的成果。統治者營建城市,以之統御地方,並作為帝國擴張和文化傳散的前沿陣地。帝國強盛時,羅馬城市皆聽命中央。

羅馬帝國衰落,歐洲踏入中古時期,蠻族入侵、戰亂頻仍,城市不再是政治和經濟中心,城市數目和人口銳減。至11世紀,手工業興起,城市再成為商業中心。城市行會(同業公會)漸演變為業者保護其利益的政治性組織,城市擺脫封建領主的制約而步向自治,成為自由市。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說「城市空氣使人自由」,說的就是這時代背景中的歐洲城市。

資本主義萌芽於晚期的中古城市,它最終導致歐洲封建制瓦解。其一,因交通之便,農產品在城市買賣,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易在城市形成,城市漸成中心而鄉郊為其腹地。其二,市場交易壯大,奴隸能到城裏尋找生計,逃離地主貴族階級的剝削,地主貴族權力消減。其三,中古城市的自由風氣也為現代民權觀念的孕育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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