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國家是那麼的不同，它們彼此對立卻又糾結在一起，難分難解。承接拙文《中國和香港：國家和城市的探戈》，本篇「前傳」旨在解答一個問題：中國與香港探戈前，歷史上它有過怎樣的與城共舞經歷？前文說到，國家是內向、保守和封閉的。反之，城市則是外向、多元和開放。彼德．泰勒（Peter Taylor）說，國擔當的是「守護者」（guardian）的角色，而城則肩負商貿開拓的責任。國要守護，要先劃定領土範圍，使國内與外有所區別，然後才能安内攘外；城要開拓商機，則要致力構築貿易網，以匯聚各方人、貨、財，因此它力圖衝破國所設定的政治邊界。用政治地理學形象化的理解，國的空間呈固態；而城，則是無數條線聚合的「點」，是流動的。
取得國家政權的西方城市
城市在西方歷史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熟知的西方文明搖籃古希臘，是城邦文明。古雅典（公元前508至公元前322年），其科學、哲學、文學乃至社會政治制度，影響西方文化二千年。孕育希臘文明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文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539年），也是城市文明。今日商業社會賴以運行的會計、簿記等知識，始自兩河文明。到羅馬帝國早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200年），城市化達空前的程度，二百年間帝國就建成由意大利城市、希臘城市與外省城市組成的龐大聯合體。此時期的城市化，一方面是經濟發展使然，但更重要，是奧古斯都、哈德良等統治者推動的成果。統治者營建城市，以之統御地方，並作為帝國擴張和文化傳散的前沿陣地。帝國強盛時，羅馬城市皆聽命中央。
羅馬帝國衰落，歐洲踏入中古時期，蠻族入侵、戰亂頻仍，城市不再是政治和經濟中心，城市數目和人口銳減。至11世紀，手工業興起，城市再成為商業中心。城市行會（同業公會）漸演變為業者保護其利益的政治性組織，城市擺脫封建領主的制約而步向自治，成為自由市。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說「城市空氣使人自由」，說的就是這時代背景中的歐洲城市。
資本主義萌芽於晚期的中古城市，它最終導致歐洲封建制瓦解。其一，因交通之便，農產品在城市買賣，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易在城市形成，城市漸成中心而鄉郊為其腹地。其二，市場交易壯大，奴隸能到城裏尋找生計，逃離地主貴族階級的剝削，地主貴族權力消減。其三，中古城市的自由風氣也為現代民權觀念的孕育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