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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翹:中港的探戈前傳──中國與城共舞史

唐宋以後的中國城市,已不具體制外的特質。自此,中國演的是國家的獨舞,城市充其量是它的伴舞。


香港看中國,不妨視之為國家守護者,安内攘外是它的職分。但香港也要讓中國明白,把守護的責任看得太高太重,必會窒礙外向型城市的發展,對國家本身沒有好處。 攝:Vincent Yu /AP
香港看中國,不妨視之為國家守護者,安内攘外是它的職分。但香港也要讓中國明白,把守護的責任看得太高太重,必會窒礙外向型城市的發展,對國家本身沒有好處。 攝:Vincent Yu /AP

城市與國家是那麼的不同,它們彼此對立卻又糾結在一起,難分難解。承接拙文《中國和香港:國家和城市的探戈》,本篇「前傳」旨在解答一個問題:中國與香港探戈前,歷史上它有過怎樣的與城共舞經歷?前文說到,國家是內向、保守和封閉的。反之,城市則是外向、多元和開放。彼德.泰勒(Peter Taylor)說,國擔當的是「守護者」(guardian)的角色,而城則肩負商貿開拓的責任。國要守護,要先劃定領土範圍,使國内與外有所區別,然後才能安内攘外;城要開拓商機,則要致力構築貿易網,以匯聚各方人、貨、財,因此它力圖衝破國所設定的政治邊界。用政治地理學形象化的理解,國的空間呈固態;而城,則是無數條線聚合的「點」,是流動的。

取得國家政權的西方城市

城市在西方歷史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熟知的西方文明搖籃古希臘,是城邦文明。古雅典(公元前508至公元前322年),其科學、哲學、文學乃至社會政治制度,影響西方文化二千年。孕育希臘文明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文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539年),也是城市文明。今日商業社會賴以運行的會計、簿記等知識,始自兩河文明。到羅馬帝國早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200年),城市化達空前的程度,二百年間帝國就建成由意大利城市、希臘城市與外省城市組成的龐大聯合體。此時期的城市化,一方面是經濟發展使然,但更重要,是奧古斯都、哈德良等統治者推動的成果。統治者營建城市,以之統御地方,並作為帝國擴張和文化傳散的前沿陣地。帝國強盛時,羅馬城市皆聽命中央。

羅馬帝國衰落,歐洲踏入中古時期,蠻族入侵、戰亂頻仍,城市不再是政治和經濟中心,城市數目和人口銳減。至11世紀,手工業興起,城市再成為商業中心。城市行會(同業公會)漸演變為業者保護其利益的政治性組織,城市擺脫封建領主的制約而步向自治,成為自由市。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說「城市空氣使人自由」,說的就是這時代背景中的歐洲城市。

資本主義萌芽於晚期的中古城市,它最終導致歐洲封建制瓦解。其一,因交通之便,農產品在城市買賣,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易在城市形成,城市漸成中心而鄉郊為其腹地。其二,市場交易壯大,奴隸能到城裏尋找生計,逃離地主貴族階級的剝削,地主貴族權力消減。其三,中古城市的自由風氣也為現代民權觀念的孕育提供了條件。

隨後,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取得經濟的主導權,他們進而染指政治。西歐諸國的民主化,就是城市資本家及中產階級奪取政治權的過程。此後,王權、教權衰落,在民主制下,政體改為共和或君主立憲。傳統的地主、貴族、教士階級失去昔日的權力,平民在社會中地位由屬民轉變為公民。現代以來發端自歐洲城市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也因城市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而成為當地主流價值觀,其後更傳遍世界。這漫長的革命,是西方城市與國家探戈中深刻的一步:城市的勢力取得了國家的政權。

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說,在西歐封建社會中,「城市就是體制外的權力中心,市民就是體制外的異己力量」。這是很準確的描繪。城市這體制外力量既然佔了主導,國家便要與之相適應。國家化身為市場秩序和財富的守護者,也保障資本家的利益。因資本主義講求人、貨、財,甚至知識、觀念等的自由「流通」(circulation),國家的空間規劃有了新思維,城市空間被改造,城門敞開、城牆拆去,使城市更開放。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傅柯)更指出,18世紀的歐洲,人口已成國富的根本,是財富創造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勞動力的基礎,所以國家治理的重點已由往日君王所重的「領土安保」(safety of the territory),轉為「人口安全」(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的管理。

在「流通」的大前提下,國家不能再處處強調領土主權,領土治理反而要服務於經濟的運行。隨後,西歐的城市資本向外開拓,國家以又以炮艦為其開路,遂建成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

中國城市化的興衰

在中國,有較完備功能的中國城市,出現於西周。此時市場已成為城市的固定場所,定時交易。《周禮》裏「司市」一詞,是指政府對市場的管理,包括「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這說明城市已有相當頻繁的經濟活動。春秋時期,諸侯國林立,國與國之間的商貿往來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城市人口大增,不少都城也演化為重要的經濟中心。秦統一中國,自此,城市成為中央集權政府控制地方的據點。行政城市成為中國城市中最重要的類型。歷朝布局地方行政城市時,往往也選已成經濟中心、交通樞紐之城市。因行政管理較森嚴,官和商之間社會地位懸殊,商業活動長時間在政府的嚴密監管之下。

中古時期,中國城市發展達到高峰。史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指出此時期的城市革命,形成了重商、外向型的城市。由盛唐及至晚唐,由於人口自然增長、商業活動擴展,中國官方漸漸意識到它對商業無法壓制也無法有效管理,於是索性放手不管,而把商業作為國稅的來源。政府的限制解除,城市的商業化也隨之加速。中古城市革命下的中國城市,有了與過去城市不同的特點:政府放鬆了每縣一市集,市集設於縣城的規定,市集數目大增;官方市場管理組織瓦解;坊市制度被廢,代之以更自由開放的街道規劃;城市規模及其對郊區的輻射範圍迅速擴大。

在沿海地區,城市革命促進了對外貿易。登州(今山東蓬萊)、明州(今寧波)、泉州、潮州、廣州等,皆是中國對外海上交通門戶,單是定居廣州的外國人達十萬之眾,廣州城遂設番坊。至宋,海上貿易更加發達,於是廣州、杭州、泉州、溫州等處設市舶司管理外貿和稅收。

然而,中國的城市發展,在經歷唐宋的高峰後便反復步向衰落。元朝政策傾向減少與外國貿易,東南沿海、嶺南乃至西北的城市受到打擊。明初,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東南亞一帶的發展,朝廷乃在寧波、泉州、廣州設市舶司。其後,因海疆不靖、倭寇侵擾,中國遂行海禁,只留廣州作對外交通門戶,其餘貿易大城,漸漸沒落。至清,南明反清勢力盤踞東南沿海,為清剿之,清廷多次頒布禁海令和遷海令,使沿海貿易城市處境更嚴峻。康熙統一台灣後,重開海疆,沿海港口城市再得發展機會。惟至乾隆年間,因西方勢力漸至,清廷又再封閉沿海城市。

再往後,中國因戰敗而與西方諸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門戶再開,但因此而對西方開放的商埠,對中國而言卻象徵着它的帝國沉淪。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有重振門戶城市(設北方、東方、南方三大港)的計劃,但因民國短祚而未得落實。1949年建國後,原已具資本主義城市雛形的沿海商埠陸續被改造為社會主義城市,其對外聯繫被切斷。

大約在中國帝國晚期,中國和西方走上了大不同的歷史路徑。西方的國家與城市探戈開展了新篇章,創造了新的世界格局。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以一個個遍布世界各地的城市為節點,它們之間由密集的航運通訊網絡連結起,城市又支配其腹地的資源,並把之納入到體系當中。可以説,城市是西方稱霸世界的矛,而國家則是其背後的盾。國與城雖對立,但它們的探戈,卻展現張力與和諧的統一性。

反之,此時期中國門戶封閉,城市化退潮,面向世界的貿易城市更一一沒落。中國城市中較大規模者,如北京、南京,人口仍有增長。以人口計,它們穩佔世界大城市前列。但它們都是國都或重要的地方行政中心,以行政為主要功能,服務於國家的大一統。它們雖是區域經濟中心,為國內經濟效勞,但儒家的重本抑末思想主導,城市的貿易、金融等活動受政府排擠;城市的行會與衙門關係密切,與其把行會理解為自治組織,倒不如說它們代表政府行使其部分職能。

唐宋以後的中國城市,已不具體制外的特質。自此,中國演的是國家的獨舞,城市充其量是它的伴舞。國家沒有體制外城市這舞伴,舞不起國與城的探戈,中國也告別了世界舞台。

中國看香港,與其把它視為外部勢力的地盤,倒不如把它理解為線聚合的「點」,外向、開放、多元同時又充滿不確定性。地緣政治因素存在當中但也不必誇大之。

中國看香港,與其把它視為外部勢力的地盤,倒不如把它理解為線聚合的「點」,外向、開放、多元同時又充滿不確定性。地緣政治因素存在當中但也不必誇大之。攝:Vincent Yu /AP

一國兩制是國與城探戈的設定

香港,是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往全球擴張在中國沿岸建立的自由港。在英國殖民管治下,它避過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城市改造運動,走過一百多年的路,到九七回歸時,已是具世界性精神的全球城市。它位處中國南疆,是中國的門戶城市,人口構成以華人為主。然而,它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東亞的重要節點,經濟、文化外向,市民價值觀西化。它是中國真正的體制外城市,和中國的國家本質有根本區別。

英殖時代的香港,已和中國共探戈。這時,它們互相凝視、有交流互動,也摸索着對方。香港回歸中國,這場國與城的探戈進入高潮。過渡期,中國熱切期待香港回歸。港人對於九七有顧慮,八九六四更加深了他們的恐懼,不少人選擇移民。但在民族大義旗幟下,加上本地經濟得益於大陸改革開放,普遍港人也漸漸接受回歸。可是,中港雙方都未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去迎接這場舞的高潮。

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中港關係的制度安排。筆者剛重溫過《鄧小平文選》中關於香港問題的一些文章,對鄧口中一國兩制的概念做了簡單梳理。它包含四個主要内容:

一、一國兩制首先是處理主權問題。主權問題不容談判,它是中英協商的前提。若不收回香港,「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人民交代」。

二、它是為解決國際爭端。要解決香港問題,有兩個選擇,一是武力解決,另一是談判方式。用談判方式,要「中國和英國,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

三、它設定中港的關係。香港行高度自治,但當香港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使香港利益受損,或危害國家利益,中央得要干預。

四、為確保香港繁榮穩定,它訂明九七後香港仍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這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密切的關聯」。

鄧小平的睿智,在於他深明中港之間因制度不同而存在的矛盾,因此他提出一國兩制,理想是兩種制度「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然而我們也得認識到,一國兩制的內在有難以消解的張力。一國與兩制、主權與授權之間的緊張,若不懂拿捏,就很容易以零和思維對待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中國唐宋後未學會與城市探戈,九七後面對香港時,它的舞步顯得生硬,缺了點靈巧。它要麽就強調香港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當一國兩制施行不暢,或中國有感地緣政治形勢不利時,它就高喊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優先。近幾年,一國兩制有被簡單詮釋為中央與地方授權與被授權關係的趨向,制度走向僵化,原有的創造力與包容性,被大幅局限了。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啓步。香港在19世紀後期以來在中國發展中的重要角色,鄧小平都看在眼裏,因此他很明瞭國家與城市的共生關係。他提出要在内地多造幾個「香港」,即在中國沿海多建立幾個能與國際溝通的口岸城市,以借助外力拉動中國前進。以深圳為首的經濟特區,乃朝這方向開發。到他推動上海浦東開發時,他對城市於國家發展貢獻的思考,就表述得更清晰了。他說「把上海抓起來」,是中國發展的「一條捷徑」;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中國在金融方面的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因此,上海浦東是面向世界開發的。鄧小平從香港得到啓發,再把香港經驗推廣到深圳、上海。他知道,外向型的世界性城市的建立是中國的出路。

我會這麽看:一國兩制本來就是國與城探戈的設定。若說它是個創舉,我認為原因在於它把矛盾至深的國家與城市拉在一起共舞。今日所見,中港間的矛盾更主要就是國與城因本質的不同而生的矛盾。如何面對這困難?我認為最重要是平常心,不能因舞者間有張力而放棄探戈,因為張力是探戈的精粹。

香港看中國,不妨視之為國家守護者,安内攘外是它的職分。但香港也要讓中國明白,把守護的責任看得太高太重,必會窒礙外向型城市的發展,對國家本身沒有好處。中國看香港,與其把它視為外部勢力的地盤,倒不如把它理解為線聚合的「點」,外向、開放、多元同時又充滿不確定性。地緣政治因素存在當中但也不必誇大之。中國共產黨經常講要「辯證的看問題」——即要認識「對立面的統一規律」,城與國探戈的奧妙,他們應該懂的。

(李家翹,政治地理學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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