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20年 深度 九七20年評論系列

關信基:香港前途,不容樂觀

過去幾十年來,社會上關心香港長遠利益及定位的精英分子或團體實在鳳毛麟角。


社會發展方面,一般有兩種機制對前途有利──凝聚力強,本土身份認同及歸屬感。早年獅子山下的同舟共濟屬於前者,今日已褪色不少。現在香港取而代之的發展特徵是貧富懸殊、代際矛盾和香港人和大陸人的隔閡。 攝:林振東/端傳媒
社會發展方面,一般有兩種機制對前途有利──凝聚力強,本土身份認同及歸屬感。早年獅子山下的同舟共濟屬於前者,今日已褪色不少。現在香港取而代之的發展特徵是貧富懸殊、代際矛盾和香港人和大陸人的隔閡。 攝:林振東/端傳媒

任何地方的前途,都有賴它能否善用生存環境,趨吉避兇。香港自鴉片戰爭以來,基本上是外來統治者主宰。1997年前是英國殖民地,之後是中國共產黨。今天香港生存在一個急劇變遷和關係複雜的世界,前途難料。

本文的分析側重影響前途的因素:首先要認識各關鍵領域,例如經濟、社會問題,其次是和中國及其他涉外國關係的變化;進而探討香港的自我身份認同,同時推敲它在中國和世界的定位。這個定位是歷史的自發秩序,並非有人有意地創造,而是海內外人士經年累月發生的關係形成的(註一),但到了現代,則是有力人士(官員、社經精英)想像前途發展之道而刻意建構出來的。競爭是歷史的教訓,如今世界競爭大了、複雜了,如果沒有意識去定位,也會沒發展策略,這就難以在巨變而複雜的環境中生存,更遑論發展。

富挑戰性的環境多半是來自久遠的傳統、龐大的趨勢和結構性的約束。從這個角度看香港近年來的發展態勢,實在不容樂觀。

經濟與社會結構

香港人經常以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為榮。事實上,這個中心表面強勁,趨勢卻是正在走下坡。根據「世界金融中心指數」( GFCI),香港自2010年來一直排名第三,到2016年卻被新加坡取代。用絕對數值來看,香港和其他兩大中心倫敦及紐約,比較起來的差距逐年擴大,到2017年才收窄。這個趨勢的關鍵來源,似乎在於香港的創新力不足。香港從2011年到2014年置身在「世界創新指數」(GII)的十大之中,2015年開始失去這份光榮。今年,香港在127個國家或地區中,甚至以53.88分屈居第16名。從創新效率(投入多少資源取得多少創新產出的比率)來看,我們的成績更差,排第73位。上述趨勢不變,不利香港經濟的發展。

社會發展方面,一般有兩種機制對前途有利──凝聚力強,本土身份認同及歸屬感。早年獅子山下的同舟共濟屬於前者,今日已褪色不少。現在香港取而代之的發展特徵是貧富懸殊、代際矛盾和香港人和大陸人的隔閡(註二)

貧富懸殊的通用指標堅尼系數,香港從1971年的0.43,上升到去年的0.539,附帶問題是富者越富。當18%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福布斯富豪榜上的45名港人卻擁有2140億美元的財富,約佔香港2013年國民生產總值80%。貧富懸殊也意味着生活質素下降, 2006到2008年間,質素先是上升,然後拉鋸,2010年開始持續下降 。生活質素下調和仇富心態的成長,蠶食着社會的和諧,從而妨礙跨階層共建香港的合作。

代際矛盾這個模糊概念流行在公眾論述中。它的含義應當是不同世代人可能導致誤會或衝突的思想與互動(註三)香港集思會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在2013年及2015年初分別發表過相關報告。綜合這些及其他資料後,可以得出下列觀察:跟上幾代人相比,80後的年輕人傾向後物質主義、支持加快民主化的速度及深度,贊成環境與文化的保育;厭惡或反對權威、接受本土思想、對新媒體依賴高、喜愛即興的直接行動進行爭議。

這些現象有多麻煩還有待更多的研究。但是,作為老一輩或上幾代的父母、教師和政府官員等的態度與行為也是問題根源,因為管教、責罵和處罰之類的回應往往適得其反。青年人的出軌行為可以是一種針對父權主義的反動,也有為了爭取社會流動的,甚至期盼政治流動,以發揮對公共政策影響力的,只有少數人會追求「這套制度」的劇變。這些政治取向對香港前途發展不能一概而論,但起碼他們關心是好事。

至於香港和大陸人的隔閡,一方面見諸電影、 歌曲與社交媒體所誇張散播的標籤, 比方回歸前的「阿燦」或回歸後出現的「蝗蟲」;另一方面,有關大陸新移民生活體驗的研究則展現另類認識:根據2013年特區政府委託的調查,成年的大陸移民約四分之一感到被歧視,其中男性比女性稍微嚴重一些。至於被惡意對待方面,有五分之一有此感覺。其中性別差異輕微。成年的大陸移民與未成年者比較,前者被歧視感比後者嚴重三倍多,至於感覺被惡意對待過的成年人比未成年人多四倍半。

身份認同與歸屬感是複雜課題。人可以因應環境有多重身份及歸屬感;身份的本質也意義繁雜,視需要而定;集體身份認同則更為複雜,視乎社會的同質性或異質性程度。戰後香港社會的多元化造就了多元的集體認同,然而宏觀地看,香港人作為移民或移民的後代,根源和生存環境基本上同質,因此也共享一種「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實用主義。這種對前景的擔憂,令港人一來關心時局演變,以便決定去留,二來具務實行事的生存意識,以免招惹政治風險。這種實用主義的影響是導致香港「經濟發達,政治落後」,正好呼應主事香港政策的大陸官員對港人的告誡──不要把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城市。

香港的對外資源

社會條件如此不濟,香港的對外關係資源可否補救?首先,分析概念上,對外關係應分成外交和非外交兩類,分別在於後者涉及主權。香港沒有進行外交的主權能力,非外交的對外關係也受到其主權國的授權或限制。這些授權和限制經《基本法》制度化起來。(註四)結果是,香港在經貿金融等的對外關係資源非常豐富,例如駐港海外及內地公司數字持續上升,到去年錄得7986間。(註五)

相對而言,香港政治性的對外關係,則只有作為「關係方」被動地捲入的事例。首先就是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國在該聲明承諾,香港可以就自治範圍的事務發展對外關係。這就是香港最重要的對外關係資源,同時也延伸出另一套間接性的資源:美國在1992年制定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容許美國依據《聯合聲明》裏中國對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的承諾,就有關自治範圍中的事務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的優惠待遇(主要集中於經貿金融等領域,具體例子有進口限額、產地來源證和高端電腦的出售等等)。(註六)該政策法還要求美國總統每年評估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進展,寫成報告,包括依據香港的自治程度決定延續或終止優惠待遇。法令目的在於鼓勵美國和香港發展及鞏固一些直接的聯繫,其間接效應是弱化了中國對香港的控制,因此招來中國的強烈抗議。

《中英聯合聲明》和《美國─香港政策法》的真正價值在於實踐。實踐表現在每年的政府報告,以及官員和議員的言行。一般而言,報告多半是資料報導;官員和議員的言行方面,前者會比後者保守謹慎,但美國則前者較嚴厲。至於整體發展情況則是實踐越來越不到位(註七),這是利益格局變了。

本質上,《中英聯合聲明》和《美國─香港政策法》只是外部環境賦予香港的資源,這份資源的價值也離不開中央政府的干擾,所以多半在政治上用不上的。最明顯的是《美國—香港政策法》,老早已被中國批評為侵犯中國主權和干預其內政的行為。香港如果硬要使用,自會招來勾結外國勢力的指控。至於《聯合聲明》,中國認為前者已經在1997主權回歸而失效。總言之,香港的政治性對外資源作用有限,而經貿金融之類的的對外資源,則是強大的軟實力,能提升香港的議價能力和鞏固香港的前途發展。

香港和大陸人的隔閡,一方面見諸電影、 歌曲與社交媒體所誇張散播的標籤, 比方回歸前的「阿燦」或回歸後出現的「蝗蟲」;另一方面,有關大陸新移民生活體驗的研究則展現另類認識:根據2013年特區政府委託的調查,成年的大陸移民約四分之一感到被歧視。圖為尖沙咀廣東道名店前的內地遊客。

香港和大陸人的隔閡,一方面見諸電影、 歌曲與社交媒體所誇張散播的標籤, 比方回歸前的「阿燦」或回歸後出現的「蝗蟲」;另一方面,有關大陸新移民生活體驗的研究則展現另類認識:根據2013年特區政府委託的調查,成年的大陸移民約四分之一感到被歧視。圖為尖沙咀廣東道名店前的內地遊客。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的定位

身份認同和定位是不斷演變的問題。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人口結構基礎,在於1960年代中葉香港出生的人口首次過半。其後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香港經濟起飛,生活質素持續改善,自豪感逐漸形成,「香港人」的身份才開始確立。這個清晰而對立的認同因為九七回歸、跨境關係增加、中國崛起、中港融合和內地新移民的安頓等等因素逐漸瓦解,過渡到因時制宜的組合──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香港人等不一而足。這些自我身份認同靈活、模糊,甚至強弱不定。

然而,這種模糊性質難以協助香港在臨近區域、國家層次和世界高度找到定位。這也許沒關係,定位這些話語、權力和決策的鬥爭通常都是政治精英的角色。

過去幾十年來,社會上關心香港長遠利益及定位的精英分子或團體實在鳳毛麟角。政府方面,除了董建華之外,也沒有什麼後繼特首或問責官員有意或有腦去定位香港。董建華是個例外,曾蔭權只想「打好這份工」,而梁振英是唯中央馬首是瞻。董先生把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可是政策重點卻放在打造以飛龍代表的香港品牌。這個定位延續到2011年。中央政府透過「十二五規劃」首次、主動地為香港定位,目標是深化粵港澳三方合作,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具體而言,是要「建設以香港金融體系為龍頭、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資源和服務為支撐的金融合作區域,打造世界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構建現代流通經濟圈……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

董建華的施政和中央的2011規劃給香港的定位,都有「國際」概念,但實質上是「亞洲的」或「中國(區域)的」。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新規劃才讓香港的定位視野拓寬了。按中國發改委主任的就「十三五規劃」的說法,香港可以憑其人才與融資能力,為國家的「一帶一路」大戰略發揮更大的影響。香港政府和社經精英也相繼正面回應。 至此,「背靠祖國、放眼全球」的戰略定位大致完成。至於實際發展就得看實踐,尤其是本地的經貿、金融、服務行業等精英的配合。成敗將有待觀察。

港獨本不成氣候,自由學術討論和書生文字倡導都屬無傷大雅,2016年,中文大學民意與政治發展研究計劃同類的調查顯示,支持獨立的人只有約17%,而反對的有58%。圖為2017年七一遊行。

港獨本不成氣候,自由學術討論和書生文字倡導都屬無傷大雅,2016年,中文大學民意與政治發展研究計劃同類的調查顯示,支持獨立的人只有約17%,而反對的有58%。圖為2017年七一遊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行文至此,有必要就港獨問題研判,香港前途論述方為完整。

港獨本不成氣候,自由學術討論和書生文字倡導都屬無傷大雅,運動與組織早在2004年,香港就有《香港獨立運動》,發展到2012年僅獲500人支持。2007年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發現,只有25%的香港人有港獨傾向,不認同者佔65%。2016年,中文大學民意與政治發展研究計劃同類的調查顯示,支持獨立的人只有約17%,而反對的有58%。

中港兩地政府漠視港人的民主訴求,特別是2014的「白皮書」和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加上中聯辦對特區自主事務的介入日增,才是港人已有的本土意識轉化為獨立傾向的主因。特首梁振英以鐵腕策略鎮壓受廣泛市民支持的雨傘運動,繼而以嚴厲的言辭批判香港大學學生會期刊《學苑》出版《香港民族論》,港獨思潮才從此由倡議演化為爭奪正式決策權的波浪。

2016年,港大學生梁天琦初試牛刀,在立法會新界東的補選中奪得66000多票,象徵本土派有力在議會中與建制及民主派鼎足三立的趨勢。可惜港府至今尚未覺悟,依然把港獨問題無限上綱(註八)。如果這個問題果真是香港前途的關鍵,那麽未來的出路只有兩個基本方向,其中各有兩個可能:

甲:以基本法為基礎──(1)維持現狀,或(2)透過基本法的修改或解釋落實真正的「高度自治」;

乙:拋開基本法──(3)主權城市國家成立(類似梵蒂岡),或(4)香港變為中國的一般城市(港獨革命發生,中央政府血腥鎮壓的後果)。

但願香港前途光明!

(關信基,香港著名政治學者,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榮休講座教授,公民黨創黨主席)

註一: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社2015, 第三章「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註二:這三大現象並不涵蓋香港社會發展的全貌,只是對前途的全面發展有害的結構性因素。

註三:其實行為也應包括在內,因篇幅有限而從略。

註四:《基本法》第13、150、151、153和156條。

註五: 其中,日本居榜首,共有1376間公司,之後分別為美國(1353間)、中國內地(1123間)、英國(656間)、臺灣(387間)及新加坡(382間)。

註六:法理來自國際法庭(IJC)就核子試驗問題作出的一項裁決──認定了甲國(這裏適用於中國)對乙國(即英國)的承諾對甲國所產生的約束力,也對依賴該承諾的第三者(例如美國)有效。Nuclear Tests Case (Australia v. France), 1974 I.C.J. 253 (Dec. 20); Nuclear Tests Case (New Zealand v. France), 1974 I.C.J. 457 (June 22).

註七:英國外交部近年的報告主調是說,《聯合聲明》許多環節持續運作良好。偶爾提及不足之處,例如法治受到衝擊。2014年香港發生和平佔中及雨傘運動,英國國會議員組成訪問團欲來港考察,遭到中國政府拒發簽證。此事引起國會的辯論與譴責,而英國首相則低調處理,說「中國此舉是錯誤的,會適得其反」。至於銅鑼灣書店事件,報告一方面說事件是1997年以來違法一國兩制方針的最嚴重事件,但措辭上不外是「中央政府強大干預侵蝕香港的自治引起關注」而已。相反地,美國一群參議員於去年底和今年初提案,應對侵犯了香港自由的官員實施懲罰措施。不過,至今未有通過的消息。

註八:中央政府有些微試圖說服的意思,見今年李克強總理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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