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20年 深度 九七20年評論系列

安徒:天朝治港,去殖背後深深的戀殖

中共在明在暗,默許在香港維持殖民狀態,甚至反對對這殖民體制進行有限的民主改革,已證明了是鐵一般的事實……


尖沙咀中心掛滿中國國旗及特區區旗,以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攝:林振東/端傳媒
尖沙咀中心掛滿中國國旗及特區區旗,以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主權移交20年,不少評論回顧20年來香港的變化、「一國兩制」的實踐是否成功、中港關係面對什麼問題等等。不過,要評論一國兩制有沒有變形、走樣,檢視20年來的實踐是否還是符合「初衷」是不足夠的,因為一國兩制的理念在1982年就已經提出,在1997年主權交接後透過《基本法》付諸實行,中間經過了15年的過渡期。這過渡期內,中國和香港都發生了大變。

1989年六四屠殺,趙紫陽下台,1992年鄧小平南巡,拋棄「社會主義經濟」,加入「後冷戰」全球資本主義新秩序。香港方面,末代總督彭定康來港,推行被中方視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導致「直通車」安排「出軌」,「臨時立法會」還原大批殖民時代惡法。原來為了迎合一國兩制的「民主回歸」亦已變成「民主拒共」。概而言之,1997之時「一國兩制」早已走樣變味。

1997後的20年,香港經歷了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等三朝特首,發生過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2012年的「反國教」風波,以及2014年人大8.31決定、雨傘佔領運動,本土主義的冒升。經過多番人大釋法,今天的「一國兩制」被縛在「白皮書」的「中央全面管治權」底下,當然和1982年人們認識的那個版本大異其趣,走樣得難以辨認。

香港其實沒什麼大變

不過,如果從一個宏觀的歷史尺度來看,香港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它始終都是一個經濟發展至上的殖民城市。當權者還都是那一批權勢階級,只是他們知道現在效忠的是另一個「宗主國」,市民則不被看待成這個城市的主人,只能在有限被指派、被規劃好的角色中選擇生活方式,消費主義仍是一切事情的基調。雖然,求進步求改革的公民意識提升了,但保守、犬儒、反智的力量,也在迅速的集結和增長。

35年之前,害怕政治轉變的特權階層,既反對民主改革,也要「維持(英殖)現狀」;35年之後,他們一樣反對民主改革,擁抱共產黨,但當年他們所要「維持」的特權「現狀」基本上也沒有什麼改變。原因在於,《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並非為了要改變當年的殖民地現狀,相反地,一國兩制的「使命」正好就是保護和維持這種現狀。

過去,人們反覆強調經濟制度得以維持現狀,因為普遍覺得這是好事;政治上則強調改變,比殖民地時代有進步。不過,民主改革被8.31人大決定煞停了,政治上的維持現狀也說明白了。例如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最近就表示,在英國人殖民香港之前,香港的政治是跟從清朝,英國人來到後,香港政治完全跟從英國。在1997年後,香港自然應該轉為跟隨中國。而中國和英國都是單一制國家,形容是“all politics is central”,即是所有政治都在中央。

的確,英國和中國都在沒有徵詢香港人的情況下,決定了香港的政治命運、前途和體制(1997的主權移交就是如此進行的)。中國也沒有分別,一樣是給香港安排一個不是由他們選擇的前途和體制。但原因並不在於英國和香港是同屬於一個單一制的國家(儼然香港和蘇格蘭、威爾斯、英格蘭都屬於同一個國會)。相反地,英國人決定香港的政治命運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殖民地,香港和英國之間是一種殖民關係。王振民將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也等同英國與香港的關係,是否在暗示,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也一種殖民關係?

事實上,早前在另一個場合,王振民已用過另一種詞彙來表述他理解的中港關係。他說,香港人應該嘗試理解國家的邏輯和道理,並要對中國的制度有「敬畏之心」。筆者想不到任何現代以平權立憲作為立國之本的「國民國家」(或曰「民族國家」)會用「敬畏」來描述人民和國家的關係,何況中國還在名義上是一個未敢立「國教」的「人民共和國」。

理論上,民族國家並非傳統的帝國或王國,國家成員之間是以「認同」來維持彼此之間的關係,而非建基於下級對上級的「敬畏」或「罪人」對「上帝」的「敬畏」。香港主權未移交之前,只有極少數的香港人「認同」自己是英國人,對英國「事頭婆」也殊少抱「敬畏」之心。相反地,中國人則可以宣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爭取「同胞」認同中國,卻從未聞要求「敬畏」中國。怕且,這就是主權移交了20年的分別。

過去,在《基本法》起草期間,邵天任、蕭蔚雲、許崇德和吳建璠都是大陸的憲法專家,常常代表中共觀點為《基本法》發言,人稱「四大護法」。四人於今先後作古,王振民被視為新的「護法」。他與強世功一樣,都是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寫手。如果說,這些年輕「護法」有什麼新猶貢獻於一國兩制,就在於他們拋棄了老舊民族主義者有時溫情脈脈的語調,代之以一套裝腔作勢的新修辭,擺出一種強勢的天朝衛士姿態,號令天下。

例如強世功,惦念的不再是遊子歸鄉故事所講的「回歸」,而是比較「帝國技藝」。他甚至斷言宣布「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帝國政治遺產的合法繼承人」,超越了馬克思的階級論和西方的民族國家論。「一國兩制」於是被強世功重新定義,謂「一國兩制實際上就是建立在儒家封建傳統之上的政治思考」,「一國兩制的精神實質不僅恢復了中國古典的封建政治原則,而且重新啟動了儒家政治理想。」

他又曾經寫道:「在中央的決策思維中,所謂『繁榮』就是要確保『兩制』下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證資本家的利益;『穩定』就是理順香港內部的政治關係,理順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前者要照顧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後者要確保國家主權和愛國者治港。」

簡單來說,香港殖民時期的官商共治體制不單不需改革,還要加以鞏固,並明言香港特區所實行的是資產階級的(實質)專政。因為只有這些利益攸關的資本家才能提供合格的「愛國者」。

1997年6月30日,香港,英國國旗最後一次從皇後像廣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英軍將士紀念碑上降下來。

1997年6月30日,香港,英國國旗最後一次從皇後像廣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英軍將士紀念碑上降下來。攝:Stephen Shaver / AFP

儒家典籍背後的敵友觀、決斷論

在強世功的演繹底下,中國革命的五四運動傳統可以突然消失,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至少有兩座需要在香港復活。復活「封建政治原則」不單不是倒退,反而是比馬克思的階級論和西方民族國家論超前,更是「中華文明復興中最為核心的問題」,而香港的一國兩制正是這核心中的最核心。因為鄧小平因地制宜地演繹了大清帝國治理邊疆政制的成熟、靈活、彈性的政策,打破了西方民族國家模式中主權國家的框框,反而保有在古典中華帝國天下理念底下的一國多制。

毫無疑問,十多年來在多元文化論的影響下,世界歷史學界對前現代的「帝國」體制提高了研究興趣。一些觀點認為,某些古典帝國比起現代強調排他單一的主權觀念的民族國家,容或更能包容駁雜、多元的族群關係,在同一帝國框架下可以讓多文化並存,因為它們的宗主權(suzerainty)概念比起現代「主權」(sovereignty)制度更具彈性。

現代國際關係或者可以從古典帝國的模式投射或構思種種彈性、多孔洞的(porous)的主權觀,以解決難解的國際糾紛。可是,中國的天朝主義者卻是「既想持有蛋糕,又想把它吃掉」。即是說,他們既要將中華文明所覆蓋的地域投射到大陸以外,復興天朝宗主的自我想像,但也開口閉口都訴諸捍衛中國主權,對內施行壓制,對外攻擊敵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就處在這個磨心之下,只許天朝宗主擁有施政承諾的含糊,卻不容許享有彈性主權的特區。

其實,強世功等人有份纂寫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納粹法學的專制精神宣稱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正好就是「彈性主權安排」的一個失敗個案。如果像王振民所說,香港以為自己有一套有別於中國的政治,都只不過是一種幻覺,那強世功應該為他當年在寫《中國香港》一書時,竟然贊同過陳弘毅教授所說香港是一個「準國家」的政治實體的說法而羞恥尷尬。同樣地,張炳良曾提過香港是一個「次國家」,沈旭暉也說過香港應有「次主權」,他們或者都要登報道歉。因為這些提法都可能對中央擁有絕對唯一主權這事實產生其他幻想。

這說明了,天朝學人建構的天朝主義想像,是以朝貢關係為經,以理藩治術為緯。所追求的並非彈性主權論這類後現代理想,因為它要說明的只是中國如何掛着「人民共和國」的招牌,卻可以否定民權憲政,復行羈縻治術。他們以「帝師」自詡,儒表法裏,頭銜是習法律的,心裏卻鄙夷法治。儒家典籍背後,盡是法西斯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敵友觀和決斷論。作為施派信徒,強的名句包括:「政治問題的關鍵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服從不服從的問題。只要不服從政治權威,『說你錯,你就錯,做對也錯』,「政治的本質說到底是強者對弱者的支配」。

中共默許香港維持殖民

2008「京奧」以來,中國拋棄了「韜光養晦」,代之而起的是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些自大,無法令京官自省,為何「回歸」20年,香港卻愈來愈離心,他們只知諉過香港的殖民過去。近來的反殖誑言蜂起,但卻愈說愈亂。

例如,首任特首董建華最近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就說,香港有不少年輕人都在殖民地時代長大,要做到人心回歸需要一個過程。不過,董建華似乎少看了新聞,因為當下對中國最為反感,以至抱有「港獨」思想的,九七年後出生的比重最高,他們都沒有在殖民地時代長大過。倒是在殖民地長大的,大部分人都被指有「大中華情意結」。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也加入埋怨殖民地。他在北京接受香港港台訪問時表示,對出現港獨思潮並不意外,周南稱:「香港遭受了殖民主義的統治,150年,一個半世紀啊。在這一個半世紀裏邊,青年一代又一代,接受的是殖民主義的教育,骨子裏已經被殖民主義洗腦了。而且不是洗一代,洗了五代、四代,所以出現這種動亂分子。」

可是,香港最令周南這類人尶尬的是,150多年當中,至少有48年香港接受英國殖民統治,是因為中共容許的。這就是每位天朝衛士都同聲讚嘆,譽為天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而關於這項中共和英國在香港合謀維持一個殖民統治現狀,現在已有愈來愈多的歷史證據浮現。姑且列下數則:

毛澤東早在1946年接受西方記者哈默的提問時就答道:「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轉述過1951年新華社社長黃作梅去北京匯報,請示對港英的政策指示。總理周恩來的談話包括八點,其中一點是:「要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要承認香港在英國的遠東勢力範圍內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

而據最新由紀錄片導演羅恩惠發現的資料也顯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也曾於1966年「六七暴動」爆發的前夕,向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解釋中共長期不收回香港的政策。其中有一段說話,可圈可點:「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但又怕不能長期。他們在香港有油水,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維持現狀這點上是有一致的語言的。」他又勉勵那些試圖勸服中央提早收回香港的工人代表,「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工夫下到了底。要如此,要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

在全球反殖運動正處高潮的60年代,中共的確因為維持香港殖民主義現狀,而大受共產主義陣營當中其他共產黨的攻擊。例如,1963年3月,美國共產黨就曾發表聲明指責中國身為「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允許殖民地存在」。後來,蘇聯也公然嘲弄中國的港澳政策。他們指責中國不但未能把英國人趕出香港,而且還在香港與英、美資本家合作,共同剝削勞動人民。1964年9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青年論壇大會上更通過了一項決議,其內容主要就是要在亞洲掃除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殖民地的存在。

中共是否應該提早從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收回香港,這是另一個可以辯論的題目。然而,中共在明在暗,默許在香港維持殖民狀態,甚至反對對這殖民體制進行有限的民主改革,已證明了是鐵一般的事實,如何抵賴也抵賴不了,這也是中共在反殖問題上一直不能理直氣壯的原因之一。不過,更重要的是,對於心儀比較帝國技藝的帝師來說,「去殖」背後其實是深深的「戀殖」。

「白蟻政策」的成熟收割期

例如王振民去年來港上任中聯辦之前,就放言質問「為什麼(香港)不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香港社會愈來愈激進,「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於是他更要問「香港在英國人管治下建立起來的法治文明理性和諧的社會,為什麼回歸不到20年便走了樣?」王振民此言一出,建制派中的資深左派元老曾鈺成就已反唇相譏,追問為什麼這樣的「戀殖意識」,竟然會出自一位中國法律學者之口。

大抵中國官場內,能當「護法」者懂「政治」遠比懂「法律」重要,就如強世功常常指責香港的法律界,其罪正在於他們醉心法律,不懂法律背後的政治。今日的所謂「去殖民化」已經聚焦香港的法治,全力打擊這個殖民時期建立起來,標誌香港獨特價值的堡壘。法治當然會是下一個中共在香港「去殖化」工程的首要對象。不過,縱然如此,王振民以戀殖為旗,召喚前英殖餘孽發揮保守主義本能,也是捉錯用神。因為香港殖民地之保守成性,並非來自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哲學,或者任何英國文化傳統。

任何了解香港殖民歷史的人都知道,香港人擁有保守意識,是因為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被殖民者阻隔。在激進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於中國風起雲湧的1920年代,英國人總督金文泰借用了前清遺老,在香港宣揚被五四運動所打擊排擠的中國傳統文化,以華制華。

今日共產黨徒反過來要學習如何打擊激進主義,本已屬世紀式的荒誕。強世功批評「香港有問題必想着向西方找答案」話音未落,王振民張冠李戴,以為打擊了咱家老子的,必是英國文化和哲學的功績,以為洋人用的一定是洋方,可謂詒笑天下。可悲的是,中國管不了自己的「殖民地」卻要向殖民地的前宗主國招魂。從「帝國技藝」言之,真是高下立見。在香港人面前顯威風,露顏色,看穿了仍只不過是一個「次帝國」。

香港「回歸」中國20年,當年催生「一國兩制」的歷史大環境已變,再就理念來討論理念其實已無大意義。因為戰後近70年來,中共對港唯一不變的總政策其實仍然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從來都只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程式裏面其中一種階段性及工具性安排。它一定會被重新詮釋,重新改寫,或者終有一日被遺忘廢棄,或者改頭換面,不是因為其他,而是因為「白蟻政策」到了成熟收割期,整個屋子已經咬爛。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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