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之前，害怕政治轉變的特權階層，既反對民主改革，也要「維持（英殖）現狀」；35年之後，他們一樣反對民主改革，擁抱共產黨，但當年他們所要「維持」的特權「現狀」基本上也沒有什麼改變。原因在於，《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並非為了要改變當年的殖民地現狀，相反地，一國兩制的「使命」正好就是保護和維持這種現狀。

過去，人們反覆強調經濟制度得以維持現狀，因為普遍覺得這是好事；政治上則強調改變，比殖民地時代有進步。不過，民主改革被8．31人大決定煞停了，政治上的維持現狀也說明白了。例如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最近就表示，在英國人殖民香港之前，香港的政治是跟從清朝，英國人來到後，香港政治完全跟從英國。在1997年後，香港自然應該轉為跟隨中國。而中國和英國都是單一制國家，形容是“all politics is central”，即是所有政治都在中央。

的確，英國和中國都在沒有徵詢香港人的情況下，決定了香港的政治命運、前途和體制（1997的主權移交就是如此進行的）。中國也沒有分別，一樣是給香港安排一個不是由他們選擇的前途和體制。但原因並不在於英國和香港是同屬於一個單一制的國家（儼然香港和蘇格蘭、威爾斯、英格蘭都屬於同一個國會）。相反地，英國人決定香港的政治命運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殖民地，香港和英國之間是一種殖民關係。王振民將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也等同英國與香港的關係，是否在暗示，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也一種殖民關係？

事實上，早前在另一個場合，王振民已用過另一種詞彙來表述他理解的中港關係。他說，香港人應該嘗試理解國家的邏輯和道理，並要對中國的制度有「敬畏之心」。筆者想不到任何現代以平權立憲作為立國之本的「國民國家」（或曰「民族國家」）會用「敬畏」來描述人民和國家的關係，何況中國還在名義上是一個未敢立「國教」的「人民共和國」。

理論上，民族國家並非傳統的帝國或王國，國家成員之間是以「認同」來維持彼此之間的關係，而非建基於下級對上級的「敬畏」或「罪人」對「上帝」的「敬畏」。香港主權未移交之前，只有極少數的香港人「認同」自己是英國人，對英國「事頭婆」也殊少抱「敬畏」之心。相反地，中國人則可以宣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爭取「同胞」認同中國，卻從未聞要求「敬畏」中國。怕且，這就是主權移交了20年的分別。

過去，在《基本法》起草期間，邵天任、蕭蔚雲、許崇德和吳建璠都是大陸的憲法專家，常常代表中共觀點為《基本法》發言，人稱「四大護法」。四人於今先後作古，王振民被視為新的「護法」。他與強世功一樣，都是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寫手。如果說，這些年輕「護法」有什麼新猶貢獻於一國兩制，就在於他們拋棄了老舊民族主義者有時溫情脈脈的語調，代之以一套裝腔作勢的新修辭，擺出一種強勢的天朝衛士姿態，號令天下。

例如強世功，惦念的不再是遊子歸鄉故事所講的「回歸」，而是比較「帝國技藝」。他甚至斷言宣布「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帝國政治遺產的合法繼承人」，超越了馬克思的階級論和西方的民族國家論。「一國兩制」於是被強世功重新定義，謂「一國兩制實際上就是建立在儒家封建傳統之上的政治思考」，「一國兩制的精神實質不僅恢復了中國古典的封建政治原則，而且重新啟動了儒家政治理想。」

他又曾經寫道：「在中央的決策思維中，所謂『繁榮』就是要確保『兩制』下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證資本家的利益；『穩定』就是理順香港內部的政治關係，理順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前者要照顧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後者要確保國家主權和愛國者治港。」

簡單來說，香港殖民時期的官商共治體制不單不需改革，還要加以鞏固，並明言香港特區所實行的是資產階級的（實質）專政。因為只有這些利益攸關的資本家才能提供合格的「愛國者」。

儒家典籍背後的敵友觀、決斷論

在強世功的演繹底下，中國革命的五四運動傳統可以突然消失，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至少有兩座需要在香港復活。復活「封建政治原則」不單不是倒退，反而是比馬克思的階級論和西方民族國家論超前，更是「中華文明復興中最為核心的問題」，而香港的一國兩制正是這核心中的最核心。因為鄧小平因地制宜地演繹了大清帝國治理邊疆政制的成熟、靈活、彈性的政策，打破了西方民族國家模式中主權國家的框框，反而保有在古典中華帝國天下理念底下的一國多制。

毫無疑問，十多年來在多元文化論的影響下，世界歷史學界對前現代的「帝國」體制提高了研究興趣。一些觀點認為，某些古典帝國比起現代強調排他單一的主權觀念的民族國家，容或更能包容駁雜、多元的族群關係，在同一帝國框架下可以讓多文化並存，因為它們的宗主權（suzerainty）概念比起現代「主權」（sovereignty）制度更具彈性。

現代國際關係或者可以從古典帝國的模式投射或構思種種彈性、多孔洞的（porous）的主權觀，以解決難解的國際糾紛。可是，中國的天朝主義者卻是「既想持有蛋糕，又想把它吃掉」。即是說，他們既要將中華文明所覆蓋的地域投射到大陸以外，復興天朝宗主的自我想像，但也開口閉口都訴諸捍衛中國主權，對內施行壓制，對外攻擊敵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就處在這個磨心之下，只許天朝宗主擁有施政承諾的含糊，卻不容許享有彈性主權的特區。

其實，強世功等人有份纂寫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納粹法學的專制精神宣稱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正好就是「彈性主權安排」的一個失敗個案。如果像王振民所說，香港以為自己有一套有別於中國的政治，都只不過是一種幻覺，那強世功應該為他當年在寫《中國香港》一書時，竟然贊同過陳弘毅教授所說香港是一個「準國家」的政治實體的說法而羞恥尷尬。同樣地，張炳良曾提過香港是一個「次國家」，沈旭暉也說過香港應有「次主權」，他們或者都要登報道歉。因為這些提法都可能對中央擁有絕對唯一主權這事實產生其他幻想。

這說明了，天朝學人建構的天朝主義想像，是以朝貢關係為經，以理藩治術為緯。所追求的並非彈性主權論這類後現代理想，因為它要說明的只是中國如何掛着「人民共和國」的招牌，卻可以否定民權憲政，復行羈縻治術。他們以「帝師」自詡，儒表法裏，頭銜是習法律的，心裏卻鄙夷法治。儒家典籍背後，盡是法西斯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敵友觀和決斷論。作為施派信徒，強的名句包括：「政治問題的關鍵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服從不服從的問題。只要不服從政治權威，『說你錯，你就錯，做對也錯』，「政治的本質說到底是強者對弱者的支配」。

中共默許香港維持殖民

2008「京奧」以來，中國拋棄了「韜光養晦」，代之而起的是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些自大，無法令京官自省，為何「回歸」20年，香港卻愈來愈離心，他們只知諉過香港的殖民過去。近來的反殖誑言蜂起，但卻愈說愈亂。

例如，首任特首董建華最近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就說，香港有不少年輕人都在殖民地時代長大，要做到人心回歸需要一個過程。不過，董建華似乎少看了新聞，因為當下對中國最為反感，以至抱有「港獨」思想的，九七年後出生的比重最高，他們都沒有在殖民地時代長大過。倒是在殖民地長大的，大部分人都被指有「大中華情意結」。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也加入埋怨殖民地。他在北京接受香港港台訪問時表示，對出現港獨思潮並不意外，周南稱：「香港遭受了殖民主義的統治，150年，一個半世紀啊。在這一個半世紀裏邊，青年一代又一代，接受的是殖民主義的教育，骨子裏已經被殖民主義洗腦了。而且不是洗一代，洗了五代、四代，所以出現這種動亂分子。」

可是，香港最令周南這類人尶尬的是，150多年當中，至少有48年香港接受英國殖民統治，是因為中共容許的。這就是每位天朝衛士都同聲讚嘆，譽為天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而關於這項中共和英國在香港合謀維持一個殖民統治現狀，現在已有愈來愈多的歷史證據浮現。姑且列下數則：

毛澤東早在1946年接受西方記者哈默的提問時就答道：「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轉述過1951年新華社社長黃作梅去北京匯報，請示對港英的政策指示。總理周恩來的談話包括八點，其中一點是：「要維護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要承認香港在英國的遠東勢力範圍內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

而據最新由紀錄片導演羅恩惠發現的資料也顯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也曾於1966年「六七暴動」爆發的前夕，向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解釋中共長期不收回香港的政策。其中有一段說話，可圈可點：「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但又怕不能長期。他們在香港有油水，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維持現狀這點上是有一致的語言的。」他又勉勵那些試圖勸服中央提早收回香港的工人代表，「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工夫下到了底。要如此，要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

在全球反殖運動正處高潮的60年代，中共的確因為維持香港殖民主義現狀，而大受共產主義陣營當中其他共產黨的攻擊。例如，1963年3月，美國共產黨就曾發表聲明指責中國身為「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允許殖民地存在」。後來，蘇聯也公然嘲弄中國的港澳政策。他們指責中國不但未能把英國人趕出香港，而且還在香港與英、美資本家合作，共同剝削勞動人民。1964年9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青年論壇大會上更通過了一項決議，其內容主要就是要在亞洲掃除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殖民地的存在。

中共是否應該提早從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收回香港，這是另一個可以辯論的題目。然而，中共在明在暗，默許在香港維持殖民狀態，甚至反對對這殖民體制進行有限的民主改革，已證明了是鐵一般的事實，如何抵賴也抵賴不了，這也是中共在反殖問題上一直不能理直氣壯的原因之一。不過，更重要的是，對於心儀比較帝國技藝的帝師來說，「去殖」背後其實是深深的「戀殖」。

「白蟻政策」的成熟收割期

例如王振民去年來港上任中聯辦之前，就放言質問「為什麼（香港）不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香港社會愈來愈激進，「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於是他更要問「香港在英國人管治下建立起來的法治文明理性和諧的社會，為什麼回歸不到20年便走了樣？」王振民此言一出，建制派中的資深左派元老曾鈺成就已反唇相譏，追問為什麼這樣的「戀殖意識」，竟然會出自一位中國法律學者之口。

大抵中國官場內，能當「護法」者懂「政治」遠比懂「法律」重要，就如強世功常常指責香港的法律界，其罪正在於他們醉心法律，不懂法律背後的政治。今日的所謂「去殖民化」已經聚焦香港的法治，全力打擊這個殖民時期建立起來，標誌香港獨特價值的堡壘。法治當然會是下一個中共在香港「去殖化」工程的首要對象。不過，縱然如此，王振民以戀殖為旗，召喚前英殖餘孽發揮保守主義本能，也是捉錯用神。因為香港殖民地之保守成性，並非來自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哲學，或者任何英國文化傳統。

任何了解香港殖民歷史的人都知道，香港人擁有保守意識，是因為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被殖民者阻隔。在激進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於中國風起雲湧的1920年代，英國人總督金文泰借用了前清遺老，在香港宣揚被五四運動所打擊排擠的中國傳統文化，以華制華。

今日共產黨徒反過來要學習如何打擊激進主義，本已屬世紀式的荒誕。強世功批評「香港有問題必想着向西方找答案」話音未落，王振民張冠李戴，以為打擊了咱家老子的，必是英國文化和哲學的功績，以為洋人用的一定是洋方，可謂詒笑天下。可悲的是，中國管不了自己的「殖民地」卻要向殖民地的前宗主國招魂。從「帝國技藝」言之，真是高下立見。在香港人面前顯威風，露顏色，看穿了仍只不過是一個「次帝國」。

香港「回歸」中國20年，當年催生「一國兩制」的歷史大環境已變，再就理念來討論理念其實已無大意義。因為戰後近70年來，中共對港唯一不變的總政策其實仍然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從來都只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程式裏面其中一種階段性及工具性安排。它一定會被重新詮釋，重新改寫，或者終有一日被遺忘廢棄，或者改頭換面，不是因為其他，而是因為「白蟻政策」到了成熟收割期，整個屋子已經咬爛。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