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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設立女性車廂:懶政與控制女權運動的雙重盤算

貼幾張貼紙,派幾個女乘務員笑容可掬地站在候車區疏導,是一種快速、成本極低,又容易凸顯政績的方便手段。


2017年6月28日,廣州地鐵1號線女性車廂啟用,現場地鐵志願者舉牌指引乘客。   攝:鍾振彬 / Imagine China
2017年6月28日,廣州地鐵1號線女性車廂啟用,現場地鐵志願者舉牌指引乘客。 攝:鍾振彬 / Imagine China

6 月 28 日起,廣州地鐵在一號線試點女性車廂,工作日的早上七點半到九點半和下午五點到七點的客流高峰時段,每列車設置一節女性車廂。這些車廂貼着粉紅色的花朵貼紙,門外站着一位乘務員,舉着相關標語倡導乘客按性別乘車。而在深圳,粉紅色的車廂則表示「女性優先車廂」,已經試行一段時間。

在將近半個月時間裏,官方引導的媒體疲於奔命地大唱讚歌:「大洋網」借廣州地鐵宣傳部負責人稱讚道:「男士們非常有紳士風度,禮讓女性優先。《新快報》的記者「體驗過後」認為:「關愛女性仍然是乘客的主流共識」,而「關愛及保護女性」、「女性不被凝視更自在」、「考驗男性紳士風度」、「文明社會的倡導型嘗試」等等讚美之詞,在主流媒體上也並不少見。

較大膽的媒體和民間聲音則指出:「女性車廂」計劃是一種性別隔離政策。它把女性使用公共空間的合法性縮窄到遠少於車廂總數一半的空間裏:「我害怕,往後我們在地鐵上遭遇了性騷擾時,他們會說『活該,誰讓你不在女性車廂呆着呢』!」這是在新浪微博上出現頻率非常高的一類評論。

女性車廂,是另一種不作為

這次的「女性專用車廂」並非首創,早在 2012 年,武漢地鐵就出現了「女性候車區」。當時這一措施被認為是「以防治地鐵性騷擾為初衷,但形同擺設」,女性車廂因為非強制僅女性可用而經常有男性搭乘,這種女性專用空間無論在武漢,在廣州,在深圳,都發揮不出它被賦予的作用。

有深圳網友發現,女性車廂的「全部工程就是往車門上貼了一堆粉色貼紙」。應對婦女使用公共空間時面臨的性別歧視、性別暴力問題,有上千種方法,而政府則選擇了最簡單又最無效的方法來敷衍了事。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懶政的表現。

貼幾張貼紙,派幾個女乘務員笑容可掬地站在候車區疏導,是一種快速、成本極低,又容易凸顯政績的方便手段。比起捉拿罪犯、展開法制教育和開放權限給乘客查閲地鐵錄像,把女人放在保險箱裏隔離起來,似乎更讓執政者和交通運營者省力省心。

而那些真正可以改善性騷擾問題的方案,則因為需要下更大的人力物力或「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被否決,或根本提不上日程。在之前女權主義者「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曬故事行動中,有很多人都描述了這樣一種情景:性騷擾受害者在遭遇了公交地鐵性騷擾之後報警求助,卻不能立案,甚至被男性警察嘲笑。

是保護女性,還是「保護性歧視」?

官方話語中,「女性車廂」是一項保護女性免受性騷擾的措施。但不少網友指出,面對性騷擾這種犯罪事件,官方拒絕使用其「把罪犯關到籠子裏去」的邏輯,而反其道而行之,把受害者「關到保險櫃裏去」,其實是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中很常見的家長式消極保護措施。這可以說是一種「保護性歧視」。

保護性歧視,意味着強調本質主義的性別差異,是從強者恩賜弱者的角度,而非從平等權利的角度出發,以保護的名義限制女性的活動範圍和發展空間。在中國大陸,女性越來越意識到保護性歧視的存在,從而用這一術語提出批評。

我們熟知的印度女性車廂、日本女性車廂均因「保護性歧視」而長期受到其國民的批評。其他設有女性車廂的國家,如伊朗、阿聯酋、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按照《2016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其性別差距都排位多在 100 位之後。在這些國家中,「保護女性」是官方主流話語,「男人的天性」則是既貶低男性又鼓勵犯罪的主流文化。

而在台灣,早在 2006 年,民間婦女運動者就已經對女性車廂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保護主義已經不符時代脈絡而該被揚棄,隔離的車廂無法壯大(empower)女人,它只會標籤化女人的準受害位置。台鐵的女性車廂,在試用半年後因為效果不佳隨即取消。台北捷運本來設立的婦女夜間等候區,也在後來更名為「安心候車區」。畢竟,需要援助和保護的不是女人,而是所有「需要幫助的旅客」。

女性車廂,反是打壓女權運動

2012 年 6 月,上海地鐵第二運營有限公司曾經發布一則微博:「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地鐵狼較多,打不勝打,人狼大戰,姑娘,請自重啊!」——配圖是一名身着黑色透視絲紗連衣裙婦女的背影。

這條微博掀起了巨大的波浪,引起了無數中國婦女轉發、批評。不久後,上海的女權主義者發起了「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曬圖活動,同時,數以千計的婦女用自身的經歷訴說:「無論穿得怎樣都有被性騷擾的可能」。

這次微博事件,既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女權行動者動員行動的能力和成果,也讓我們看到,相關管理方面仍然把防止性騷擾的責任,推到女性的着裝上。

最近幾年,各地關於防治公共場所性騷擾的女權行動並不少見。2014 年,中山大學學生萬欽等 4 人向廣州市交委等部門、公司的工作人員分別遞交了關於性騷擾防治的建議信,其中包括了制定防治性騷擾工作制度、舉辦員工防治性騷擾培訓、設置並公示性騷擾投訴渠道、加強防治性騷擾宣傳、落實處理性騷擾「首問責任制」等內容。這種公民主動約談政府部門反性騷擾的行動,在北京、杭州、南京、昆明、深圳等地都有出現,各地政府部門的回答也並非讓人反感,基本上能夠重視性騷擾問題,承諾將投入資源解決。

然而再往後,政府部門對防治性騷擾的運動愈發不客氣。2015 年的「女權五姐妹」事件,正是源於女權行動者打算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於公交車站、地鐵站外派發反性騷擾貼紙,以此倡導公權力承擔責任、制止性騷擾、依法對被性騷擾受害者的求助進行處理。到了 2016 年,女權行動者張累累發起了一個「在廣州地鐵投放反性騷擾廣告」的眾籌活動,籌得 4 萬元人民幣。但經歷了整整一年無窮無盡的層層審批後,這個廣告直到現在都未能上架。有「知情人士」表示,廣州公安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讓這一廣告投放出來的。

繼續推動反性騷擾的張累累,之後決定把一塊小小的反性騷擾廣告背在身後三十天。這個活動隨即得到了上百名女性效仿。於是,在廣州政府宣布實行女性車廂計劃時,很多人都以為這是政府回應反性騷擾訴求的一項措施。

但事實上,按照《新快報》發布的文章《地鐵女性車廂:用試驗回應爭議 》,廣州地鐵試點女性車廂,緣於省政協委員蘇忠陽的提案。該委員認為,「二孩人群越來越多,而在擁擠的車廂裏擠得尊嚴感大打折扣,最終目的是倡導文明、關愛女性」。該文還宣稱,「要指出的是,對於設立女性車廂的初衷不應僅理解為『避免男士體味困擾』、『預防性騷擾』這麼『狹義』和『俗氣』」。

讓人震驚的不僅僅是官方對社會性別意識的無知,而是其對性騷擾問題的輕視和戲謔態度。從「女權五姐妹」事件開始,中國當局似乎對「反性騷擾」這四個字產生了強烈的恐懼,好像在擔憂如果官方不作出一點表示,這群恐怖的女人就會利用女巫般隻手遮天的能力顛覆這個國家的政權——當局不讓這群女權主義者稱心如意,生怕如果認真對性騷擾行為進行整治,就會落入了她們的圈套,讓更多人以為只要抗爭就能爭取公民權利和自由。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官方話語透過蘇忠陽的嘴,努力地試圖把「預防性騷擾」污名為一個「俗氣」的要求。也不難理解為何在女權主義者提出了各種更好的反性騷擾政策建議後,政府仍然採用了最惹人詬病的「女性車廂」這項保護性歧視兼性別隔離的方式,來應對公交地鐵上的性騷擾問題。

因為他們不願意讓人看到:公民運動可以導向積極結果。

政府合力打擊「反性騷擾」運動

相比設立女性車廂,在地鐵顯眼處張貼反性騷擾標語及廣告,其實更有實際效果。但政府似乎把這個方法看成是其避之不及的陰謀和惡勢力,不僅不願意投放相關宣傳資料,還不停打壓在民間願意為之出力的行動者。

上文提及的張累累,就在發起反性騷擾行動後,和女友肖美膩收到了來自廣州市海珠區警方的威脅:他們要求她馬上停止反性騷擾的行動,並搬離廣州——因為廣州下半年會召開國際級的財富論壇。住在廣州的一些女權主義者還被收到警方壓力的房東逼遷。

面對性騷擾問題,當局僅僅是在地鐵上張貼一些「女性車廂」的粉紅色貼紙,但卻可以出動如此大的警力去跟蹤、威脅、逼迫、驅逐女權行動者停止行動、搬離家園。這裏出現了「雙重思想」:一方面,它以資源有限、人力不足為由,拒絕解決中國婦女面臨的性別暴力問題,拒絕採取措施維護女性公民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它卻能夠調配非常充足甚至過剩的資源——輔警、特警、基層民警、「國保」、街道辦、小區維穩志願者、網絡五毛、大型警車等——來威脅、施壓給女權行動者,以達到完成「上頭任務」的維穩目的。

這種既沒有資源又有充足資源,既沒有社會問題觸覺又有敏鋭的維穩觸覺,既沒有手段捉拿罪犯、又有有效手段壓制女權行動者的雙重思想,正在全國範圍內投入實踐,從政治形勢一向惡劣的北京,到被稱為公民社會土壤的廣州,步步收窄公民發出聲音的空間,剝奪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但抗爭總在進行着。拒絕接受女性車廂設定的女性和男性、拒絕相信當局抹黑的網友、在女權行動者網上求救時前來幫助的街坊們、還能批判思考政府做出的懶惰公共政策對錯與否的公民們,正在用日常生活的行動告訴這些擁有雙重思想的政府部門領導:儘管難以立刻力挽狂瀾,但有良知的公民,將盡力增加把社會往後倒退的成本。

(爾光,女權行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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