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广深设立女性车厢：懒政与控制女权运动的双重盘算

6 月 28 日起，广州地铁在一号线试点女性车厢，工作日的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和下午五点到七点的客流高峰时段，每列车设置一节女性车厢。这些车厢贴着粉红色的花朵贴纸，门外站着一位乘务员，举着相关标语倡导乘客按性别乘车。而在深圳，粉红色的车厢则表示“女性优先车厢”，已经试行一段时间。

在将近半个月时间里，官方引导的媒体疲于奔命地大唱赞歌：“大洋网”借广州地铁宣传部负责人称赞道：“男士们非常有绅士风度，礼让女性优先。《新快报》的记者“体验过后”认为：“关爱女性仍然是乘客的主流共识”，而“关爱及保护女性”、“女性不被凝视更自在”、“考验男性绅士风度”、“文明社会的倡导型尝试”等等赞美之词，在主流媒体上也并不少见。

较大胆的媒体和民间声音则指出：“女性车厢”计划是一种性别隔离政策。它把女性使用公共空间的合法性缩窄到远少于车厢总数一半的空间里：“我害怕，往后我们在地铁上遭遇了性骚扰时，他们会说‘活该，谁让你不在女性车厢呆着呢’！”这是在新浪微博上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类评论。

女性车厢，是另一种不作为

这次的“女性专用车厢”并非首创，早在 2012 年，武汉地铁就出现了“女性候车区”。当时这一措施被认为是“以防治地铁性骚扰为初衷，但形同摆设”，女性车厢因为非强制仅女性可用而经常有男性搭乘，这种女性专用空间无论在武汉，在广州，在深圳，都发挥不出它被赋予的作用。

有深圳网友发现，女性车厢的“全部工程就是往车门上贴了一堆粉色贴纸”。应对妇女使用公共空间时面临的性别歧视、性别暴力问题，有上千种方法，而政府则选择了最简单又最无效的方法来敷衍了事。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懒政的表现。

贴几张贴纸，派几个女乘务员笑容可掬地站在候车区疏导，是一种快速、成本极低，又容易凸显政绩的方便手段。比起捉拿罪犯、展开法制教育和开放权限给乘客查阅地铁录像，把女人放在保险箱里隔离起来，似乎更让执政者和交通运营者省力省心。

而那些真正可以改善性骚扰问题的方案，则因为需要下更大的人力物力或“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被否决，或根本提不上日程。在之前女权主义者“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晒故事行动中，有很多人都描述了这样一种情景：性骚扰受害者在遭遇了公交地铁性骚扰之后报警求助，却不能立案，甚至被男性警察嘲笑。

是保护女性，还是“保护性歧视”？

官方话语中，“女性车厢”是一项保护女性免受性骚扰的措施。但不少网友指出，面对性骚扰这种犯罪事件，官方拒绝使用其“把罪犯关到笼子里去”的逻辑，而反其道而行之，把受害者“关到保险柜里去”，其实是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很常见的家长式消极保护措施。这可以说是一种“保护性歧视”。

保护性歧视，意味着强调本质主义的性别差异，是从强者恩赐弱者的角度，而非从平等权利的角度出发，以保护的名义限制女性的活动范围和发展空间。在中国大陆，女性越来越意识到保护性歧视的存在，从而用这一术语提出批评。

我们熟知的印度女性车厢、日本女性车厢均因“保护性歧视”而长期受到其国民的批评。其他设有女性车厢的国家，如伊朗、阿联酋、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按照《2016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其性别差距都排位多在 100 位之后。在这些国家中，“保护女性”是官方主流话语，“男人的天性”则是既贬低男性又鼓励犯罪的主流文化。

而在台湾，早在 2006 年，民间妇女运动者就已经对女性车厢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保护主义已经不符时代脉络而该被扬弃，隔离的车厢无法壮大（empower）女人，它只会标签化女人的准受害位置。台铁的女性车厢，在试用半年后因为效果不佳随即取消。台北捷运本来设立的妇女夜间等候区，也在后来更名为“安心候车区”。毕竟，需要援助和保护的不是女人，而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旅客”。

女性车厢，反是打压女权运动

2012 年 6 月，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曾经发布一则微博：“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地铁狼较多，打不胜打，人狼大战，姑娘，请自重啊！”——配图是一名身着黑色透视丝纱连衣裙妇女的背影。

这条微博掀起了巨大的波浪，引起了无数中国妇女转发、批评。不久后，上海的女权主义者发起了“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晒图活动，同时，数以千计的妇女用自身的经历诉说：“无论穿得怎样都有被性骚扰的可能”。

这次微博事件，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权行动者动员行动的能力和成果，也让我们看到，相关管理方面仍然把防止性骚扰的责任，推到女性的着装上。

最近几年，各地关于防治公共场所性骚扰的女权行动并不少见。2014 年，中山大学学生万钦等 4 人向广州市交委等部门、公司的工作人员分别递交了关于性骚扰防治的建议信，其中包括了制定防治性骚扰工作制度、举办员工防治性骚扰培训、设置并公示性骚扰投诉渠道、加强防治性骚扰宣传、落实处理性骚扰“首问责任制”等内容。这种公民主动约谈政府部门反性骚扰的行动，在北京、杭州、南京、昆明、深圳等地都有出现，各地政府部门的回答也并非让人反感，基本上能够重视性骚扰问题，承诺将投入资源解决。

然而再往后，政府部门对防治性骚扰的运动愈发不客气。2015 年的“女权五姐妹”事件，正是源于女权行动者打算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于公交车站、地铁站外派发反性骚扰贴纸，以此倡导公权力承担责任、制止性骚扰、依法对被性骚扰受害者的求助进行处理。到了 2016 年，女权行动者张累累发起了一个“在广州地铁投放反性骚扰广告”的众筹活动，筹得 4 万元人民币。但经历了整整一年无穷无尽的层层审批后，这个广告直到现在都未能上架。有“知情人士”表示，广州公安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一广告投放出来的。

继续推动反性骚扰的张累累，之后决定把一块小小的反性骚扰广告背在身后三十天。这个活动随即得到了上百名女性效仿。于是，在广州政府宣布实行女性车厢计划时，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政府回应反性骚扰诉求的一项措施。

但事实上，按照《新快报》发布的文章《地铁女性车厢：用试验回应争议 》，广州地铁试点女性车厢，缘于省政协委员苏忠阳的提案。该委员认为，“二孩人群越来越多，而在拥挤的车厢里挤得尊严感大打折扣，最终目的是倡导文明、关爱女性”。该文还宣称，“要指出的是，对于设立女性车厢的初衷不应仅理解为‘避免男士体味困扰’、‘预防性骚扰’这么‘狭义’和‘俗气’”。

让人震惊的不仅仅是官方对社会性别意识的无知，而是其对性骚扰问题的轻视和戏谑态度。从“女权五姐妹”事件开始，中国当局似乎对“反性骚扰”这四个字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好像在担忧如果官方不作出一点表示，这群恐怖的女人就会利用女巫般只手遮天的能力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当局不让这群女权主义者称心如意，生怕如果认真对性骚扰行为进行整治，就会落入了她们的圈套，让更多人以为只要抗争就能争取公民权利和自由。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官方话语透过苏忠阳的嘴，努力地试图把“预防性骚扰”污名为一个“俗气”的要求。也不难理解为何在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各种更好的反性骚扰政策建议后，政府仍然采用了最惹人诟病的“女性车厢”这项保护性歧视兼性别隔离的方式，来应对公交地铁上的性骚扰问题。

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人看到：公民运动可以导向积极结果。

政府合力打击“反性骚扰”运动

相比设立女性车厢，在地铁显眼处张贴反性骚扰标语及广告，其实更有实际效果。但政府似乎把这个方法看成是其避之不及的阴谋和恶势力，不仅不愿意投放相关宣传资料，还不停打压在民间愿意为之出力的行动者。

上文提及的张累累，就在发起反性骚扰行动后，和女友肖美腻收到了来自广州市海珠区警方的威胁：他们要求她马上停止反性骚扰的行动，并搬离广州——因为广州下半年会召开国际级的财富论坛。住在广州的一些女权主义者还被收到警方压力的房东逼迁。

面对性骚扰问题，当局仅仅是在地铁上张贴一些“女性车厢”的粉红色贴纸，但却可以出动如此大的警力去跟踪、威胁、逼迫、驱逐女权行动者停止行动、搬离家园。这里出现了“双重思想”：一方面，它以资源有限、人力不足为由，拒绝解决中国妇女面临的性别暴力问题，拒绝采取措施维护女性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它却能够调配非常充足甚至过剩的资源——辅警、特警、基层民警、“国保”、街道办、小区维稳志愿者、网络五毛、大型警车等——来威胁、施压给女权行动者，以达到完成“上头任务”的维稳目的。

这种既没有资源又有充足资源，既没有社会问题触觉又有敏锐的维稳触觉，既没有手段捉拿罪犯、又有有效手段压制女权行动者的双重思想，正在全国范围内投入实践，从政治形势一向恶劣的北京，到被称为公民社会土壤的广州，步步收窄公民发出声音的空间，剥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但抗争总在进行着。拒绝接受女性车厢设定的女性和男性、拒绝相信当局抹黑的网友、在女权行动者网上求救时前来帮助的街坊们、还能批判思考政府做出的懒惰公共政策对错与否的公民们，正在用日常生活的行动告诉这些拥有双重思想的政府部门领导：尽管难以立刻力挽狂澜，但有良知的公民，将尽力增加把社会往后倒退的成本。

（尔光，女权行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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