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20年 深度 九七20年評論系列

周永康、楊政賢:放下成見展開對話──香港民主運動的重整與出路

非建制派能否放下身段及過往的執著,為了香港的民主發展,進行內部對話,重新出發?


和平佔中三位發起人陳健民、戴耀庭和朱耀明,於人大831方案公佈後,與市民於添馬公園進行誓師大會。 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和平佔中三位發起人陳健民、戴耀庭和朱耀明,於人大831方案公佈後,與市民於添馬公園進行誓師大會。 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將可能首次以中國國家主席的身份到訪香港,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20年前,立法會「直通車」被北京阻止,民主派立法局議員全盤下馬,無法直接成為特區的立法會議員,李柱銘為首的民主領袖在6月30日佔據舊立法會大樓陽台外以示抗議;20年過去,面對「一國兩制」的困局,自決及獨立等倡議相繼進入議會,北京強硬回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的權力」,非建制派陣營又可以如何應對?如果不能再被動回應,非建制派又可以如何主動出擊?

路,應如何走下去?

目前,非建制派似乎還未有一個明確的共識,清晰告訴同行者:路,應該如何走下去?而對中國曖昧不明的態度,一邊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一邊期望中央自我約束,似乎也並非一種有意識的策略,反而只是權宜之計,避而不談重要的議題:民主運動的目標、中國民主化的方向、一國兩制的轉型、自決自強的分工等。

全球形勢風高浪急,由英國脫歐到美國特朗普(川普)當選,各地民粹主義抬頭,到近日美國政府宣布退出《巴黎條約》,中國進一步進佔世界霸權,配合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等策略去重塑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解讀也愈來愈偏向一國壓倒兩制。香港在中國的諸多棋局下,確實只是其中一手棋。

觀乎至此,非建制陣營進行內部重整、對話、釐清策略目標、自決自強的方向,對外在各個層面連結東南亞及全球盟友,提出反制方針,就似乎更刻不容緩。兩個月前,民主黨的胡志偉及公民黨的楊岳橋一度提出「和解論」,惹來爭議;若然曾俊華的選舉確實折射出不少中產人心疲累、渴望求變的狀況,而和解是方向,那麼我們要問的是:和解的原則和共識應該如何達成?非建制派內部陣營不和解、不對話,又如何可能各自領軍而達成民主社會的願景?

恰恰是早一陣子,本土派的年輕領袖梁天琦提出反對派陣營應該先進行內部商討,亦坦言希望可與不同黨派對話,潛台詞就是合作是必須的。但是,合作指涉的是什麼?對話及商討又是為了什麼?筆者認為,對話就是重視思維上的協調:理解雙方在做什麼,各有什麼不同的策略,但最終彼此撇開陰謀論而明白各方的策略、目標;而商討,就是為了令各陣營在思維和策略上都能協調,慢慢理解,求同存異,和而不同,進而達至分進合擊的效果。

非建制陣營需要共同思索一個問題:民主運動,如何重新啟動?

回憶過去以開展未來,肯定成就,避免錯誤,克服弱點,當屬必要。然而過往一段時間,我們的反思大多聚焦在雨傘運動,而較少討論之前長達兩年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儘管「佔中」有路線之爭,也被批判在實踐上不夠民主,但其願景及方法卻發揮了黏合非建制派(縱使非建制派對如何佔領、何時佔領有不同意見,但非建制派的討論都圍繞着佔中運動推進的,並各自結盟,在同一運動內推進;而集體公開辯論,在香港更是可貴的嘗試)、促進社會內聚溝通及提出共同政治目標的功效,為其後的雨傘運動累積龐大的政治能量。以上三個特徵,恰恰是現在民主運動最需要的東西。

對話與重整

眼見雨傘運動後的發展,我們更見內部對話的需要。佔領後,梁振英率先煽動港獨情緒進行權鬥,一眾左派媒體、中聯辦及京官操弄港獨議題,不亦樂乎。非建制派表面上重組成泛民、自決派、本土派三個政治陣營,但三者卻未有成熟的策略協調,或在分進合擊的原則下,共同推進民主運動。結果,各陣營被「分而治之」,先後被政權以操弄法律或民意棒殺。去年立法會伊始,「青年新政」就先被政府用權術打散,加上內鬥不斷,本土派隨即分崩離析;伴隨本土派的殞落,是自決派在特首選舉及 DQ 案(取消議員資格)中負隅頑抗,堅持白票抗議但被圍攻成開民主倒車;當自決派及本土派被打散,唇齒相依的泛民前景亦令人相當憂心,只怕會被慢慢陰乾,上一刻發還回鄉證,下一剎對着人大釋法或欽點特首卻難以反擊。

各個陣營亦都面臨着政權頻頻拘捕控告反抗者,借司法機關之手入罪。旺角魚蛋事件中,已有參與者被裁定有罪、入獄三年,不少人亦陸續需要上庭應訊,未來更會廣及本土派的領袖黃台仰及梁天琦;而光譜另一側的自決派及泛民領袖亦面臨同樣的風險,事隔兩年後被政府檢控其參與雨傘運動,新晉議員亦可能被 DQ。

假若缺乏道德力量統合各方,為受難者提供支援,各人獨力承受檢控和苦難,即象徵反對陣營潰不成軍,嚴重打擊民主運動。只有非建制陣營願意合力承擔起所有參與者的壓力,由檢控前期、期間,以至服刑及出獄後,提供物質及精神上的援助,民主運動才能提起道德力量,以兼容並包的風氣,繼續走下去。承擔起政治犯的前路,是非建制陣營內部各方展開內部對話的一個契機,開展民主陣營重組、重新磋商共同政治目標及策略的一種嘗試。

共同政治目標

而在政治陣營的互信有待重建鞏固的當下,長達兩年的佔中運動,其實更值得回望檢視,肯定其對整合各方的嘗試,並從中發掘思考及操作資源,滋養民主運動。佔中的首要特色,是其政治理念催生的目標及議程,囊括了當時公民社會不少團體。和平佔中信念書的宣言是:「為要喚起公民的反思和參與,我們必須進行對話、商議、公民授權和不合作運動等。我們會像傳道者般,積極與不同群體進行對話,把民主普選、公平公義這些普世價值傳揚給香港人,並希望他們願意為了在香港的制度和社會落實這些價值而付出代價。」

在組織零散化、去中心化的政治浪潮中,一個清晰的政治目標變得尤其重要。佔中「不合作運動」、「商議」等包容性強的政治綱領,成功鼓動各界向同一政治目標推進。泛民的民主黨、公民黨、工黨、街工、民協去到人力、社民連,到學生組織如學聯及學民,以至公民團體例如社工、教會、婦女、基層、教育界、工會、金融到媒體,前後舉行了至少26個界別的商討日。在正式商討日以外,則是其他中型或小規模社會內部不同圈子私下的討論及交流,促導員的培訓,或與外國團體在社會運動上的交流。

以筆者當年身處的學聯為例,亦因應大運動的理念,而更頻繁地對內連繫不同學生會,對外與不同公民組織及政黨及交流。這些個人或團體性質的交流,無疑都催生了不少社運網絡,一來加深了參與者的內部互信、參與深度及政治信念;二來與當時社會不同的社會運動互相呼應,如新界東北運動的抗爭者同以公民抗命、堵塞的方式行動,為後來的雨傘運動提供運動基礎;三來這群人都繼續以不同的身份參與雨傘,或是糾察,或是物資站,或是傾計隊,或是義務律師團,傘運後也開啟了各種團體組團參政、重返社區的風潮。即使佔中運動相當程度受佔中三子牽引,但整個運動的過程,各方都有不少交鋒或公開或私下的對話,推動運動發展,例如人力、社民連、學聯、學民,以及不同的公民團體相繼提出公民提名的理念,甚或在各自界別內舉辦商議日及作內部教育及動員,從輿論、參與到理念上去影響佔中的發展。

 2014年6月29日,和平佔中全民投票日最後一天,就三個有關政改的方案進行投票,最後總計有超過75萬人參與其中。

2014年6月29日,和平佔中全民投票日最後一天,就三個有關政改的方案進行投票,最後總計有超過75萬人參與其中。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行動中促進互信

但更重要的,亦是佔中運動第二個最顯著的特質是:運動的內部互動過程中,促進了眾參與者於不同場合千百萬種的對話及想法。其中至關重要的是,當對話能夠出現,創新的想法及契機就有可能被發現。現在的非建制派陣營,由領袖到參與者,都極需要加緊開墾栽種對話的土壤,促進有效對話的出現。誠然,對話的前提,需要充足的政治空間,令到各方可以擱下偏見,誠心聆聽多方想法,由集體對話到共同思辨,修正各自盲點,尊重差異地尋求共同的願景,理出短中長期的策略。透過對話,非建制陣營有可能重新理出自己的弱點、強項、機會及危機,讓民主運動重新上路。

現在非建制派已經去到樽頸位,需要方方面面都有更緊密的目標、策略,以至資源上的分工,才能使民主運動重新上路。台灣的民進黨,在2012年選舉失利後,內部展開了多輪檢討,即使是對中政策,也開展了四十幾場華山會議,商討思辨前路,商議出新一波的對中政策。如果未來一國兩制只會不斷被衝擊,非建制派不集體討論出新的對應方法,並且鞏固內部社會、經濟的轉型,恐怕會繼續落後形勢,甚為被動。

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的經驗,告訴我們一眾政治領袖攜手合作的象徵性畫面,事前總需要合適的對話地方,及無數台後領袖、核心參與者及大眾的嘗試,令到對話的政治空間出現。

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平台,一個由工會、商會及民間組織主導的協商平台,成功避免阿拉伯之春後的突尼西亞陷入內戰,於2015年更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較少人知道是,早於獨裁者本‧阿里(班·阿里)倒台前數年,反對陣營各派系間已建立了非正式的溝通機制。筆者曾訪問其中一個促進對話的學者 Dr. Radwan Masmoudi,他憶述重寫新憲法時,各派系的代表都需要在同一個會議場地逗留三日,針對一條憲法反覆討論,務求充分理解對方立場而達至共識。「初時各方都心存偏見,覺得對方沒可能達成共識。但經過數天的對話,大家在酒店一起游泳吃飯,代表們開始有了互信基礎,促成新憲法的誕生。」經過長時間的實踐,對話文化(Culture of Dialogue)已植根在突尼西亞的政治文化中,即使突尼西亞正面對青年高失業問題,社會依然能有效地紓緩衝突,不至落入埃及般的亂局。

而筆者與一些東亞的人權行動者交流時,其中一些方向,也值得與各位分享:了解自己的弱項及拉近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團體的關係,是其中一種重要的策略。他們一來會選定爭議性相對較少的議題,例如環境議題,撮合各方,亦會連續舉辦工作坊及訓練,讓各方參與者起碼認識不同派別的人,透過面對面認識各方,從而漸漸將各方敵意降低。二來,當成員自知自己的團體成員同質性高、盲點近,自然更需要邀請不同觀點的人參與其中,指出他們看不見的觀點。另一方面,假若他們在重大議題上裹足不前,整個團隊會集體尋找一個能夠思考的時間地方,集體退修十數天不等,減壓之餘亦尋覓出路,以令到運動在方向上有所推進,策略上能創意倍增,突破盲點。

放下執著,並肩自強

內部對話要成功,自然需要諸多技巧及文化訓練;香港不需要照板煮碗,但內裏的溝通核心及政治意願卻是四海通行。要問的倒是:非建制派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意願及決心,扭轉「鋪鋪清」(無法延續)的情況,建立以年計的合作關係,重新論述中港關係,及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交通、城市、環境、能源上與民間共同實踐不同的自強計劃?

上述的例子,如果理順得序,香港這個城市,本身就已經擁有不少資源去發揮其影響力。當反抗的隊伍是以建設公民社會為主,立志並肩而行,尊重差異下拉近距離,我們相信其政治意願及能量,將別開新面,為社會、社運、政壇注入重要的進步力量。但問題是:我們能否放下身段及過往的執著,為了香港的民主發展,重新出發?

(周永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城市設計及社會科學研究生、前學聯秘書長;楊政賢,香港大學人權法碩士、民陣前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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