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

中國式非虛構寫作:在下沉的大船上抱着桅杆

依靠大眾供稿的「全民流」,和依靠資深作者的「專業流」,都擎着非虛構的火把,探索着記錄與傳播的邊界

特約撰稿人 江吉寧

刊登於 2017-05-25

#非虛構

由於近年中國官方對於調查式、揭黑式新聞報導的打壓,以及互聯網經濟和資本對中國新聞業的影響,非虛構寫作在中國意外地蓬勃發展。
由於近年中國官方對於調查式、揭黑式新聞報導的打壓,以及互聯網經濟和資本對中國新聞業的影響,非虛構寫作在中國意外地蓬勃發展。

週末午後,北京一個清新文藝風的週末市集,幾位八零後青年圍坐一桌,中間擺着一沓以中文古典小說《水滸傳》為題的彩色卡片。

有人興奮地講起自己小時候吃方便麵,會先摸摸包裝袋,看裏面是否藏有這樣一張彩色卡片的故事。「這就是在90年代長大的人共享的童年回憶吧。」31歲的姑娘劉昕說。

每個人都有故事可以說。這是一個雲遊式的「真實故事博物館」,《水滸傳》彩色卡片是博物館的展品之一。和其他展品一樣,卡片的旁邊印有二維碼,掃描一下就可以看到和物品有關的長篇故事。這些故事,都來自一家中文非虛構寫作平台——「真實故事計劃」。

5個月前,劉昕偶然關注了這個計劃。「我被它的真實性吸引了」,她說起有幾篇文章讓她哭了很久,包括一個沒能拿到大學文憑的年輕人去做網吧裏管理員的故事。在此之前,她沒有「非虛構」的概念,但這些故事迷住了她,它們令她「了解其他人的困境」。在「真實故事計劃」運營的讀者微信群裏,劉昕還可以在裏面和其他人討論感受。

「真實故事計劃」在2016年成立,主要在微信公眾號上面運營,宣傳語是「每天一個打動人心的原創真實故事」。」「每天換不用的人來講(故事),像中國版的《一千零一夜》,」創始人雷磊說,他的目標是辦一個以「強故事」為核心的閲讀和寫作平台,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來寫發生在生活中的事,因此取名「真實故事」。上線一年,雷磊便積累了50萬粉絲。

「真實故事計劃」是中國大陸近幾年「內容創業」風潮中,興起的若干非虛構寫作平台之一,與之類似的,還有騰訊的「穀雨」、網易的「人間」、中國三明治的「破繭計劃」、界面的「正午故事」、韓寒投資的「ONE實驗室」等等……

2012年10月28日,中國的知名記者、非虛構寫作者李海鵬作為嘉賓出席北京一個讀者的分享會。
2012年10月28日,中國的知名記者、非虛構寫作者李海鵬作為嘉賓出席北京一個讀者的分享會。

避開新聞審查,中國記者開始非虛構寫作

前《南方週末》記者、媒體創業者李海鵬也把自己的事業重心放在了「非虛構」。

2003年他發表在《南方週末》的《舉重冠軍之死》,一直被視為中國非虛構寫作的代表性作品。他歷任《人物》和《時尚先生》主編,如今加入韓寒的影視公司工作室,網羅中國優秀的新聞記者,專注在非虛構寫作的探索,以及它有可能的商業變現。

非虛構寫作之於中國媒體,在他看來,就好比是「沉船上的桅杆」。

「在傳統媒體,大船在沉。在中國,船已經沉得,已經看不見那個船,只有桅杆還立在上面。少數船員還在抱着那個桅杆。那些人他們在做什麼?他們在做非虛構。」李海鵬說。

媒體的大船,在政治審查和產業轉型的雙重壓力下崩解,風高浪急,越來越多「船員」離散出來,憑着手裏講故事的技藝,試圖爬上桅杆。他們多是曾在傳統媒體任職、擅寫長篇深度報導的記者和編輯,選擇網絡作為發布平台和傳播渠道。有人專注書寫,也有人做微信公眾號、App等,他們都致力於作品的「IP化」——將故事內容轉化為圖書、劇本、影視劇等。

細究之下,風格不同。「ONE實驗室」強調專業力量,全職聘用專業記者與寫作者,將非虛構寫作作為手藝活來精緻打磨;「真實故事計劃」則強調「全民參與」,提供真實故事的多是業餘撰稿人,「全民寫作、多元發聲」是他們的使命。李海鵬是前者的代表,他堅稱,一個好的非虛構作品有高門檻,需要一個精彩的故事,以及一個文筆好、有足夠時間和耐心打磨出好文本的作者。

不論是全民書寫,還是專業打造,他們有共同的理想——寫出中國社會變遷中,被主流媒體視角、或是新聞審查略去的人和事。

「有些故事你只能在長體裁上做,」美國作家何偉說,「如果有人想知道在九十年代末的涪陵住上兩年是怎樣的體驗,非虛構的問題可以提供最佳答案。這不是用短篇文章,或是系列攝影作品可以表達清楚的。」他的《江城》、《甲骨文》和《尋路中國》三部曲,一向被視為書寫中國的非虛構作品中的必讀文本。

儘管何偉的寫作出版不受中國審查的直接影響,但他發現,在中國,選擇「熱點」之外的題目才能有他所需要的研究自由。「如果你在中國想研究很敏感的題,你沒法長時間鑽研下去」。題材上的空間能給身在中國的寫作者「熱點(議題)沒法提供的相對自由」。

李海鵬也認為,非虛構寫作「迂迴一些,題材也有所區別」。這種迂迴,在他看來,「不僅僅是一些選題不能做,或做了不能發表,以及發表被刪的問題」,更是提供了一種容納複雜性的空間。在縱橫交錯的審查紅線中,非虛構寫作可以找到不那麼政治化、卻可能剖析社會深層問題的視角。李海鵬舉例,《飛越十三號室》寫山東省臨沂的網癮戒療中心,記者決定把視角放在將孩子送進該中心的家長身上。「這永遠是一個選擇,你是抨擊臨沂網戒中心,還是你去看誰讓它存在。」

《我是范雨素》、《飛越十三號室》、《太平洋大逃殺》、《1986,生死漂流》等廣為流傳的非虛構作品就在這一兩年之間紛紛誕生。

「正午故事」是內地一個原創、長篇、非虛構寫作平台,每日會刊登一篇故事發布在網上,2015年推出首部紙質作品集。
「正午故事」是內地一個原創、長篇、非虛構寫作平台,每日會刊登一篇故事發布在網上,2015年推出首部紙質作品集。

全民參與,書寫「魔幻土地」

「在這個時代,官員、商人和熱點優先,成功者的故事優先,」非虛構寫作者郭玉潔曾經這樣說道,「比如馬雲的故事(以及千千萬萬個變種)」,但「我們更願意關注被「棄而不用」的選題。」

郭玉潔供職於網絡新聞媒體「界面」旗下的「正午故事」,其定位是繞開新聞,聚焦被主流報導忽視的故事。在其他非虛構平台亦見到類似的立場。騰訊的「穀雨故事」認為,中國還有很多「沒有被看見、被理解」的事件和人物需要被「耕耘」;網易的「人間」則希望把這塊「魔幻土地」的精彩寫出來;鳳凰網的「有故事的人」想提倡「另外一種故事」等等。

《中國在梁莊》的作者梁鴻曾把當下的中國比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那時,美國的社會變遷極富戲劇性——二戰後經濟迅速增長、黑人平權等社會運動轟轟烈烈、致命霧霾驅動政策改革......那也正是美國非虛構寫作的「黃金時代」。「非虛構有一個天然的東西,它跟時代的聲音非常近,」梁鴻說。她曾經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實描摹了一個叫做梁莊的鄉村發生的故事,例如家庭的裂變、新農村建設流於形式等,展現了中國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危機。

「中國現在13.8億人,13.8億個故事。即便有30%的題材不能寫,還有70%有賴於你寫作發現。」這是從「喉舌」媒體出走,創辦「真實故事計劃」的雷磊的宏願。 他的方法是全民參與:「我們就想每一個人寫對自己最重要、最相關的事情。表達欲最重要。」

他覺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對大部分人來說,温飽已不是問題,而會產生精神上的需求,想表達自己的感受。但社會節奏快、壓力大,「不一定有人願意聽」。這時,寫作可以提供自我表達的渠道。「寫自己的故事是一件非常直接的事情,」雷磊說,「我經常看到讀者的故事是我沒法想像的。」

在2011年成立的非虛構寫作平台「中國三明治」就將表達視作重要目標。這個平台的受眾是30歲左右、承受着各種生活壓力的「夾層」群體,平台有一半以上的收入來自各種寫作課程和培訓。「參加我們寫作項目的人的共同點就是想學會怎麼表達,」創始人李梓新說,「尤其是在中國這個教育比較沒有個人特色,不重視自我表達的環境下。」

李梓新覺得寫作可以成為「時代病」的治療方式之一,他自己就「很依賴通過寫作得到一些真實感、存在感、一些反思」。

外科醫生吳嶽通過「中國三明治」獲得了寫作機會。吳嶽在工作中遇到了萬彩霞,一位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臟的單身媽媽。他一直想把萬彩霞的故事寫出來。2015年9月,「中國三明治」推出「破繭計劃」這一寫作項目,吳嶽加入。他將這對母子面對疾病的考驗、命運的嘲弄等種種細節書寫下來,並意識到自己記錄了冰冷診斷報告之外的人情温度。他的文章成了該計劃的第47號發表作品,被「騰訊公益」轉發,結果為針對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籌得了超過116萬元人民幣的善款。

雷磊期待讀者可以在形形色色的真實故事中,脱離非黑即白、非好即壞的簡單判斷。「看一個東西不說做的對不對,不說是或非,只看更多的面。這個時候你會覺得這個人已經不狹隘。」

2014年9月8日,上海,美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在上海書店為新作《奇石》出席簽售會。何偉曾在中國擔任教師及記者,著作包括關於當代中國的三部曲《甲骨文》、《江城》、《尋路中國》。
2014年9月8日,上海,美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在上海書店為新作《奇石》出席簽售會。何偉曾在中國擔任教師及記者,著作包括關於當代中國的三部曲《甲骨文》、《江城》、《尋路中國》。

新一輪掘金,資本熱捧非虛構寫作

記者杜強沒想到,自己花了幾個月時間採寫的《太平洋大逃殺》故事,這麼快和資本掛上了鈎。

這個離奇的故事,講述一艘載有33名船員的中國漁船出海,歷經8個月航行,最終只回來了11個人。這11名活下來的船員被判殺害22名同伴,其中6人判處死刑。

2015年8月,當時在《時尚先生》做撰稿人的杜強,在東北的一個小縣城找到刑滿釋放的船員趙木成,與他訪談,錄下了十幾萬字的對話錄音,之後又前往大連尋找出事的漁船,復現了整個故事。他花了十天寫完初稿,之後與李海鵬等編輯合作修改了五次,才完成終稿,包括調整人稱、敘說視角,重新安排場景、情節以突顯素材本身的戲劇性。 寫故事時,杜強的願望是希望這個選題「十年之後依然有價值」。它收穫了更多。

2016年1月,《太平洋大逃殺》發表後,幾日便在互聯網上獲得了超過3000萬的閲讀量,還意外斬獲了更加昂貴的「IP」。這個故事的影視及相關改編權被樂視影業高價買下,坊間傳聞價碼為100萬元。

「它變成娛樂了,」這是杜強在起初未預料到的。

同樣被資本青睞的還有《1986,生死漂流》。

這篇兩個年輕記者花了半年時間完成的一萬六千字的非虛構作品,還原了1986年發生在中國長江上的一場愛國主義運動。當時,美國探險家肯·沃倫率隊漂流長江,為了和美國人爭得榮譽,10多支裝備簡陋、毫無技術的中國漂流隊前去競爭。最終,中國人以10條人命的代價勉強完成漂流,而肯·沃倫的隊伍亦發生猜忌和內鬥,肯·沃倫回到美國後經歷了官司和破產,因心臟病去世。

這個故事被一家電影公司看重,並以200萬的價格獲得其部分影視改編版權。作者之一陳楚漢,一位90後撰稿人,亦一度轉型成為編劇。

在媒體衰落中揚起的非虛構寫作,撞上了影視產業囤積「IP」的風口,忽然變成了資本眼中的金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6年,李海鵬加盟亭東影業,並主持運營旗下非虛構寫作平台「ONE實驗室」,其商業藍圖便是挖掘好的非虛構題材,並轉化為影視作品,形成一條產業鏈。

「這種合作是雙贏的,」供職於視頻門戶網站「愛奇藝」的製片人司寧說,他的工作就是尋找非虛構題材。在中國影視業,真實故事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領域,好的寫作者可以給影視編劇提供更好的素材。同時,司寧知道在中國審查制度下做非虛構故事的難度,「大部分不能拍。」

中國的非虛構寫作者必須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商業環境中活下去。

「不是說你出了很好的作品就可以做下去,」李海鵬說,近幾年迅速擴大的非虛構寫作供給,更多是受到資本的刺激,而資本是善變的,「甚至有老闆這樣跟你講,也許兩年之後他會停掉(資金)。」

若資本轉身,那些表達的願望,和看到「他人困境」的需求,還是否能在非虛構和故事裏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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