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非虚构写作：在下沉的大船上抱着桅杆

周末午后，北京一个清新文艺风的周末市集，几位八零后青年围坐一桌，中间摆着一沓以中文古典小说《水浒传》为题的彩色卡片。

有人兴奋地讲起自己小时候吃方便面，会先摸摸包装袋，看里面是否藏有这样一张彩色卡片的故事。“这就是在90年代长大的人共享的童年回忆吧。”31岁的姑娘刘昕说。

每个人都有故事可以说。这是一个云游式的“真实故事博物馆”，《水浒传》彩色卡片是博物馆的展品之一。和其他展品一样，卡片的旁边印有二维码，扫描一下就可以看到和物品有关的长篇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一家中文非虚构写作平台——“真实故事计划”。

5个月前，刘昕偶然关注了这个计划。“我被它的真实性吸引了”，她说起有几篇文章让她哭了很久，包括一个没能拿到大学文凭的年轻人去做网吧里管理员的故事。在此之前，她没有“非虚构”的概念，但这些故事迷住了她，它们令她“了解其他人的困境”。在“真实故事计划”运营的读者微信群里，刘昕还可以在里面和其他人讨论感受。

“真实故事计划”在2016年成立，主要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运营，宣传语是“每天一个打动人心的原创真实故事”。”“每天换不用的人来讲（故事），像中国版的《一千零一夜》,”创始人雷磊说，他的目标是办一个以“强故事”为核心的阅读和写作平台，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写发生在生活中的事，因此取名“真实故事”。上线一年，雷磊便积累了50万粉丝。

“真实故事计划”是中国大陆近几年“内容创业”风潮中，兴起的若干非虚构写作平台之一，与之类似的，还有腾讯的“谷雨”、网易的“人间”、中国三明治的“破茧计划”、界面的“正午故事”、韩寒投资的“ONE实验室”等等……

避开新闻审查，中国记者开始非虚构写作

前《南方周末》记者、媒体创业者李海鹏也把自己的事业重心放在了“非虚构”。

2003年他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举重冠军之死》，一直被视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作品。他历任《人物》和《时尚先生》主编，如今加入韩寒的影视公司工作室，网罗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专注在非虚构写作的探索，以及它有可能的商业变现。

非虚构写作之于中国媒体，在他看来，就好比是“沉船上的桅杆”。

“在传统媒体，大船在沉。在中国，船已经沉得，已经看不见那个船，只有桅杆还立在上面。少数船员还在抱着那个桅杆。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非虚构。”李海鹏说。

媒体的大船，在政治审查和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崩解，风高浪急，越来越多“船员”离散出来，凭着手里讲故事的技艺，试图爬上桅杆。他们多是曾在传统媒体任职、擅写长篇深度报道的记者和编辑，选择网络作为发布平台和传播渠道。有人专注书写，也有人做微信公众号、App等，他们都致力于作品的“IP化”——将故事内容转化为图书、剧本、影视剧等。

细究之下，风格不同。“ONE实验室”强调专业力量，全职聘用专业记者与写作者，将非虚构写作作为手艺活来精致打磨；“真实故事计划”则强调“全民参与”，提供真实故事的多是业余撰稿人，“全民写作、多元发声”是他们的使命。李海鹏是前者的代表，他坚称，一个好的非虚构作品有高门槛，需要一个精彩的故事，以及一个文笔好、有足够时间和耐心打磨出好文本的作者。

不论是全民书写，还是专业打造，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写出中国社会变迁中，被主流媒体视角、或是新闻审查略去的人和事。

“有些故事你只能在长体裁上做，”美国作家何伟说，“如果有人想知道在九十年代末的涪陵住上两年是怎样的体验，非虚构的问题可以提供最佳答案。这不是用短篇文章，或是系列摄影作品可以表达清楚的。”他的《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三部曲，一向被视为书写中国的非虚构作品中的必读文本。

尽管何伟的写作出版不受中国审查的直接影响，但他发现，在中国，选择“热点”之外的题目才能有他所需要的研究自由。“如果你在中国想研究很敏感的题，你没法长时间钻研下去”。题材上的空间能给身在中国的写作者“热点（议题）没法提供的相对自由”。

李海鹏也认为，非虚构写作“迂回一些，题材也有所区别”。这种迂回，在他看来，“不仅仅是一些选题不能做，或做了不能发表，以及发表被删的问题”，更是提供了一种容纳复杂性的空间。在纵横交错的审查红线中，非虚构写作可以找到不那么政治化、却可能剖析社会深层问题的视角。李海鹏举例，《飞越十三号室》写山东省临沂的网瘾戒疗中心，记者决定把视角放在将孩子送进该中心的家长身上。“这永远是一个选择，你是抨击临沂网戒中心，还是你去看谁让它存在。”

《我是范雨素》、《飞越十三号室》、《太平洋大逃杀》、《1986，生死漂流》等广为流传的非虚构作品就在这一两年之间纷纷诞生。

全民参与，书写“魔幻土地

“在这个时代，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非虚构写作者郭玉洁曾经这样说道，“比如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但“我们更愿意关注被“弃而不用”的选题。”

郭玉洁供职于网络新闻媒体“界面”旗下的“正午故事”，其定位是绕开新闻，聚焦被主流报道忽视的故事。在其他非虚构平台亦见到类似的立场。腾讯的“谷雨故事”认为，中国还有很多“没有被看见、被理解”的事件和人物需要被“耕耘”；网易的“人间”则希望把这块“魔幻土地”的精彩写出来；凤凰网的“有故事的人”想提倡“另外一种故事”等等。

《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曾把当下的中国比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美国的社会变迁极富戏剧性——二战后经济迅速增长、黑人平权等社会运动轰轰烈烈、致命雾霾驱动政策改革......那也正是美国非虚构写作的“黄金时代”。“非虚构有一个天然的东西，它跟时代的声音非常近，”梁鸿说。她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描摹了一个叫做梁庄的乡村发生的故事，例如家庭的裂变、新农村建设流于形式等，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危机。

“中国现在13.8亿人，13.8亿个故事。即便有30%的题材不能写，还有70%有赖于你写作发现。”这是从“喉舌”媒体出走，创办“真实故事计划”的雷磊的宏愿。

他的方法是全民参与：“我们就想每一个人写对自己最重要、最相关的事情。表达欲最重要。”

他觉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对大部分人来说，温饱已不是问题，而会产生精神上的需求，想表达自己的感受。但社会节奏快、压力大，“不一定有人愿意听”。这时，写作可以提供自我表达的渠道。“写自己的故事是一件非常直接的事情，”雷磊说，“我经常看到读者的故事是我没法想象的。”

在2011年成立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就将表达视作重要目标。这个平台的受众是30岁左右、承受着各种生活压力的“夹层”群体，平台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各种写作课程和培训。“参加我们写作项目的人的共同点就是想学会怎么表达，”创始人李梓新说，“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教育比较没有个人特色，不重视自我表达的环境下。”

李梓新觉得写作可以成为“时代病”的治疗方式之一，他自己就“很依赖通过写作得到一些真实感、存在感、一些反思”。

外科医生吴岳通过“中国三明治”获得了写作机会。吴岳在工作中遇到了万彩霞，一位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脏的单身妈妈。他一直想把万彩霞的故事写出来。2015年9月，“中国三明治”推出“破茧计划”这一写作项目，吴岳加入。他将这对母子面对疾病的考验、命运的嘲弄等种种细节书写下来，并意识到自己记录了冰冷诊断报告之外的人情温度。他的文章成了该计划的第47号发表作品，被“腾讯公益”转发，结果为针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筹得了超过116万元人民币的善款。

雷磊期待读者可以在形形色色的真实故事中，脱离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简单判断。“看一个东西不说做的对不对，不说是或非，只看更多的面。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已经不狭隘。”

新一轮掘金，资本热捧非虚构写作

记者杜强没想到，自己花了几个月时间采写的《太平洋大逃杀》故事，这么快和资本挂上了钩。

这个离奇的故事，讲述一艘载有33名船员的中国渔船出海，历经8个月航行，最终只回来了11个人。这11名活下来的船员被判杀害22名同伴，其中6人判处死刑。

2015年8月，当时在《时尚先生》做撰稿人的杜强，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找到刑满释放的船员赵木成，与他访谈，录下了十几万字的对话录音，之后又前往大连寻找出事的渔船，复现了整个故事。他花了十天写完初稿，之后与李海鹏等编辑合作修改了五次，才完成终稿，包括调整人称、叙说视角，重新安排场景、情节以突显素材本身的戏剧性。

写故事时，杜强的愿望是希望这个选题“十年之后依然有价值”。它收获了更多。2016年1月，《太平洋大逃杀》发表后，几日便在互联网上获得了超过3000万的阅读量，还意外斩获了更加昂贵的“IP”。这个故事的影视及相关改编权被乐视影业高价买下，坊间传闻价码为100万元。

“它变成娱乐了，”这是杜强在起初未预料到的。

同样被资本青睐的还有《1986，生死漂流》。

这篇两个年轻记者花了半年时间完成的一万六千字的非虚构作品，还原了1986年发生在中国长江上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当时，美国探险家肯·沃伦率队漂流长江，为了和美国人争得荣誉，10多支装备简陋、毫无技术的中国漂流队前去竞争。最终，中国人以10条人命的代价勉强完成漂流，而肯·沃伦的队伍亦发生猜忌和内斗，肯·沃伦回到美国后经历了官司和破产，因心脏病去世。

这个故事被一家电影公司看重，并以200万的价格获得其部分影视改编版权。作者之一陈楚汉，一位90后撰稿人，亦一度转型成为编剧。

在媒体衰落中扬起的非虚构写作，撞上了影视产业囤积“IP”的风口，忽然变成了资本眼中的金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李海鹏加盟亭东影业，并主持运营旗下非虚构写作平台“ONE实验室”，其商业蓝图便是挖掘好的非虚构题材，并转化为影视作品，形成一条产业链。

“这种合作是双赢的，”供职于视频门户网站“爱奇艺”的制片人司宁说，他的工作就是寻找非虚构题材。在中国影视业，真实故事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好的写作者可以给影视编剧提供更好的素材。同时，司宁知道在中国审查制度下做非虚构故事的难度，“大部分不能拍。”

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者必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中活下去。

“不是说你出了很好的作品就可以做下去，”李海鹏说，近几年迅速扩大的非虚构写作供给，更多是受到资本的刺激，而资本是善变的，“甚至有老板这样跟你讲，也许两年之后他会停掉（资金）。”

若资本转身，那些表达的愿望，和看到“他人困境”的需求，还是否能在非虚构和故事里沉淀？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