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外媒報導美國明尼蘇達州爆發近三十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以索馬里移民社區首當其衝受影響，肇因是反疫苗運動近年積極在社區內宣傳「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會導致自閉症」，令當地索馬里移民社群的疫苗接種率由2004年的92%急跌至2014年的42%。
但明尼蘇達州疫情遠非孤例，反疫苗運動已刺激美國與歐洲多國爆發麻疹疫情，令這個在發達地區早已絕跡的流行傳染病捲土重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此亦有份推波助瀾，他先是公開發表反疫苗言論，後又邀請以反疫苗聞名的小羅拔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執掌疫苗安全委員會，引起科學家與醫護界廣泛憂慮。
而「MMR 疫苗會導致自閉」之說，僅是特朗普政府無視科學實證的眾多「另類真相」（"alternative truth"）之一。特朗普無視超過97%的科學研究已證實了氣候變化的人為因素，又委任氣候懷疑論者與油公司前總裁主理要職，都令國際社會擔憂美國氣候政策開倒車，會加劇本已難以逆轉的全球氣候危機。外媒報導亦指出，在特朗普正式執政後，不少過去主力研究氣候科學的公共機構如美國太空總署（NASA）及美國國家環保局（EPA）網站上有關氣候變化的資訊被大幅刪除，後者更有不少科學顧問被辭退。
捍護實證為本，科學家要從政？
過去，所謂「反科學」觀點不入主流，但這股風潮乘著西方的反精英民粹運動與社交媒體興起應運而生，影響重大公共政策討論。這現象促使科學界與民間運動呼籲重認「基於實證的決策」（Evidence-based policy）對維護公眾利益的重要性，有聲音更主張科學家應該要積極參與政策推動，甚至有爭取進入決策圈子的「寸土必爭」的說法。
「在美國，我們的確看到大眾對專家失去尊重，在涉及公共衛生與福利的議題上，很多專業意見被企業利益凌駕，無論是吸煙、農藥到氣候變化。」以研究入侵性物種與氣候變化的知名生物學家、美國康奈爾大學阿特金森中心（Atkinson Center）主任 David Lodge 上月接受端傳媒時表示，「但我不覺得科學家要去參與政策制訂，因為政策的落實涉及很多不同的層面，例如經濟、社會福利，科學只是其中一個面向。」
Lodge 續說，「科學家的責任，應該是去生成、維護可靠而具實證支持的資訊，為推動政策提供依據（to inform policy）；同時政策制訂者亦應該重視這些資訊的可靠度。」
「科學家的責任，應該是去生成、維護可靠而具實證支持的資訊，為推動政策提供依據（to inform policy）。」
而事實上，「以實證為本」並不單純是向特朗普政府的喊話；因為所謂「反科學」觀點，不見得是親商政客及保守派的專利，也常見於部份環保團體的論述。例如不少主張廢核的國際環團，被批評無視核能技術的改良與核能在全球低碳轉型的重要角色，並透過渲染切爾諾貝爾與福島核災的案例散播恐懼。
又例如在歐美民間興起的反基改運動，其論述也傾向跟反疫苗運動相近，將基改食物化約為跨國企業的政商「陰謀」，並著力宣傳基改食物致癌或有毒之說，不少科學家與國際援助組織因此批評，這些說法無視實證，而盲目反對基改作物的應用，亦無助紓緩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危機。
在「後真相年代」，這類環保話語與保守派的修辭，起上了一定的親和作用，助長了「反精英」情緒與失實資訊的廣泛傳播。「以實證為本」的公共理性原則，面對著近百年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特朗普政策倒行逆施 不損美國先行角色
無可否認的是，特朗普政府推翻奧巴馬任內的重大環保政策，又表示尚考慮應否退出《巴黎協議》，都令國際社會擔憂這會拖累本已難實現的減排目標。 但 Lodge 指出，「特朗普的行政指令與公開言論，對現有政策的執行的短期影響其實不大。已落實的政策與法案，至少要幾年時間，才能真正在行政上被推翻。而且特朗普的做法，並不能全面叫停再生能源所帶動的市場力量。」
儘管聯邦政策開倒車，美國不少州份與城市都在自行實施比聯邦政府規定的更嚴謹或更進取的環保政策與污染管制
Lodge 亦指出，儘管聯邦政策開倒車，美國不少州份與城市都在自行實施比聯邦政府規定的更嚴謹或更進取的環保政策與污染管制；以加州為例，美國在1970年落實的「清潔空氣法案」（The Clean Air Act）允許加州可以採取比聯邦政府更嚴格的污染管制標準，並容許其他州份效法加州，加州議會遂在2002年通過管制汽車碳排量。「作為全美其中一個最大的經濟體，加州成為全國的示範，促進了聯邦標準的提昇。特朗普政府的行政指令不會改變這些州立法規。」
但全球碳排量未有顯著減慢，世界各地的生態資源面對的威脅日深，如碳權交易在內等市場機制，會否如部份環團所說，只是以環保之名粉飾企業污染、維護現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幌子？國際知名的加拿大女作家 Naomi Klein 年前出版有關氣候問題的著作《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台灣中譯版《天翻地覆：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乾脆將矛頭直指失衡的全球資本主義邏輯，更批評部份國際大環團為市場機制說項，枉作企業公關。
市場機制犧牲無價生態？
專長自然生物學的 Lodge 對此類質疑卻不表認同：「如果設計得宜，市場機制能比由上而下的立法管制更加有效、成本更低。」他笑說，「所有經濟學家都會同意為碳排定價與徵稅是最有效的方法。但現實而言，很少國家願意訂立碳價與碳稅，碳權交易是最可行的選擇了。」
Lodge 解釋，「的確，市場機制未能適切地處理自然生態流失的問題，因為物種多樣性與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難以量化、評估。但我們現在能做的，是專注我們生態系統裡能被交易買賣的『公共財』的價值，例如水源。」
「為改善市內的食水供應安全，紐約市政府選擇了正視保育樹林與集水區生態的經濟與社會價值，並且確認了這個多方面的水源管理措施比大興土木更廉宜」。
他舉例，在1990年代末，紐約市為改善市內的食水供應安全，落實了一項具前瞻性的發展項目：市政府決定透過全面保護水源周邊的樹林與集水區生態，而非斥資興建大型的食水處理設施。
「與其是大規模的石屎工程，市政府選擇了正視保育樹林與集水區生態的經濟與社會價值，並且確認了這個多方面的水源管理措施比大興土木更廉宜。」紐約市的案例，值得很多面對食水供應壓力與水質問題的發展中國家借鑑，但他補充，「在政策落實初期，單靠市場力量是不足夠的，我們還是需要有管制措施去刺激、調節市場活動。」
意外的再生能源大國
在自由主義似在退潮的「後真相年代」，中國卻吊詭地成為了國際社會眼中最重要的氣候行為倡議國。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中國多次重申其減排目標不變，外媒引述近日中國政府氣候談判代表團成員、學者柴麒敏更在聯合國談判期間公開向特朗普放話，指特朗普政府一旦退出《巴黎協議》，勢必影響美國在 G7、G20 等多邊經濟合作平台的領導。
「中國的污染與公共衛生問題可能稱冠國際，但這同時又代表著急速落實的經濟策略轉型。全世界恐怕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在再生能源發展上比得上中國。」Lodge 同樣認為，中國在減排問題上舉足輕重的角色，將是特朗普政府一個重要的外交考量。
「1952年的倫敦霧霾事件才不過六十年前…不同的是，六十年此去，我們有了政策法規，有了更多技術選擇。」
「中國面對的空氣污染問題，並不是新而特殊的現象。很多國家包括歐洲、美國，甚至墨西哥，都經歷這個發展階段。你想一下，1952年的倫敦霧霾事件才不過六十年前，當時僅僅一周已造成4000人死亡。」Lodge 說，「不同的是，六十年此去，我們有了政策法規，有了更多技術選擇。我們的城市多了更多車、更多建設，空氣質素卻大大改善。很多東西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