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真相年代”该如何谈以实证为本的环保政策？专访康奈尔大学阿特金森中心David Lodge

日前，外媒报导美国明尼苏达州爆发近三十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以索马里移民社区首当其冲受影响，肇因是反疫苗运动近年积极在社区内宣传“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国麻疹混合疫苗（MMR）会导致自闭症”，令当地索马里移民社群的疫苗接种率由2004年的92%急跌至2014年的42%。

但明尼苏达州疫情远非孤例，反疫苗运动已刺激美国与欧洲多国爆发麻疹疫情，令这个在发达地区早已绝迹的流行传染病卷土重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亦有份推波助澜，他先是公开发表反疫苗言论，后又邀请以反疫苗闻名的小罗拔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执掌疫苗安全委员会，引起科学家与医护界广泛忧虑。

而“MMR 疫苗会导致自闭”之说，仅是特朗普政府无视科学实证的众多“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之一。特朗普无视超过97%的科学研究已证实了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又委任气候怀疑论者与油公司前总裁主理要职，都令国际社会担忧美国气候政策开倒车，会加剧本已难以逆转的全球气候危机。外媒报导亦指出，在特朗普正式执政后，不少过去主力研究气候科学的公共机构如美国太空总署（NASA）及美国国家环保局（EPA）网站上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被大幅删除，后者更有不少科学顾问被辞退。

捍护实证为本，科学家要从政？

过去，所谓“反科学”观点不入主流，但这股风潮乘著西方的反精英民粹运动与社交媒体兴起应运而生，影响重大公共政策讨论。这现象促使科学界与民间运动呼吁重认“基于实证的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对维护公众利益的重要性，有声音更主张科学家应该要积极参与政策推动，甚至有争取进入决策圈子的“寸土必争”的说法。

“在美国，我们的确看到大众对专家失去尊重，在涉及公共卫生与福利的议题上，很多专业意见被企业利益凌驾，无论是吸烟、农药到气候变化。”以研究入侵性物种与气候变化的知名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阿特金森中心（Atkinson Center）主任 David Lodge 上月接受端传媒时表示，“但我不觉得科学家要去参与政策制订，因为政策的落实涉及很多不同的层面，例如经济、社会福利，科学只是其中一个面向。”

Lodge 续说，“科学家的责任，应该是去生成、维护可靠而具实证支持的信息，为推动政策提供依据（to inform policy）；同时政策制订者亦应该重视这些信息的可靠度。”

“科学家的责任，应该是去生成、维护可靠而具实证支持的信息，为推动政策提供依据（to inform policy）。”

而事实上，“以实证为本”并不单纯是向特朗普政府的喊话；因为所谓“反科学”观点，不见得是亲商政客及保守派的专利，也常见于部份环保团体的论述。例如不少主张废核的国际环团，被批评无视核能技术的改良与核能在全球低碳转型的重要角色，并透过渲染切尔诺贝尔与福岛核灾的案例散播恐惧。

又例如在欧美民间兴起的反基改运动，其论述也倾向跟反疫苗运动相近，将基改食物化约为跨国企业的政商“阴谋”，并著力宣传基改食物致癌或有毒之说，不少科学家与国际援助组织因此批评，这些说法无视实证，而盲目反对基改作物的应用，亦无助纾缓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

在“后真相年代”，这类环保话语与保守派的修辞，起上了一定的亲和作用，助长了“反精英”情绪与失实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实证为本”的公共理性原则，面对著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朗普政策倒行逆施 不损美国先行角色

无可否认的是，特朗普政府推翻奥巴马任内的重大环保政策，又表示尚考虑应否退出《巴黎协议》，都令国际社会担忧这会拖累本已难实现的减排目标。 但 Lodge 指出，“特朗普的行政指令与公开言论，对现有政策的执行的短期影响其实不大。已落实的政策与法案，至少要几年时间，才能真正在行政上被推翻。而且特朗普的做法，并不能全面叫停再生能源所带动的市场力量。”

尽管联邦政策开倒车，美国不少州份与城市都在自行实施比联邦政府规定的更严谨或更进取的环保政策与污染管制

Lodge 亦指出，尽管联邦政策开倒车，美国不少州份与城市都在自行实施比联邦政府规定的更严谨或更进取的环保政策与污染管制；以加州为例，美国在1970年落实的“清洁空气法案”（The Clean Air Act）允许加州可以采取比联邦政府更严格的污染管制标准，并容许其他州份效法加州，加州议会遂在2002年通过管制汽车碳排量。“作为全美其中一个最大的经济体，加州成为全国的示范，促进了联邦标准的提升。特朗普政府的行政指令不会改变这些州立法规。”

但全球碳排量未有显著减慢，世界各地的生态资源面对的威胁日深，如碳权交易在内等市场机制，会否如部份环团所说，只是以环保之名粉饰企业污染、维护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幌子？国际知名的加拿大女作家 Naomi Klein 年前出版有关气候问题的著作《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台湾中译版《天翻地覆：资本主义 vs. 气候危机》）干脆将矛头直指失衡的全球资本主义逻辑，更批评部份国际大环团为市场机制说项，枉作企业公关。

市场机制牺牲无价生态？

专长自然生物学的 Lodge 对此类质疑却不表认同：“如果设计得宜，市场机制能比由上而下的立法管制更加有效、成本更低。”他笑说，“所有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为碳排定价与征税是最有效的方法。但现实而言，很少国家愿意订立碳价与碳税，碳权交易是最可行的选择了。”

Lodge 解释，“的确，市场机制未能适切地处理自然生态流失的问题，因为物种多样性与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难以量化、评估。但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专注我们生态系统里能被交易买卖的‘公共财’的价值，例如水源。”

“为改善市内的食水供应安全，纽约市政府选择了正视保育树林与集水区生态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并且确认了这个多方面的水源管理措施比大兴土木更廉宜”。

他举例，在1990年代末，纽约市为改善市内的食水供应安全，落实了一项具前瞻性的发展项目：市政府决定透过全面保护水源周边的树林与集水区生态，而非斥资兴建大型的食水处理设施。

“与其是大规模的石屎工程，市政府选择了正视保育树林与集水区生态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并且确认了这个多方面的水源管理措施比大兴土木更廉宜。”纽约市的案例，值得很多面对食水供应压力与水质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借鉴，但他补充，“在政策落实初期，单靠市场力量是不足够的，我们还是需要有管制措施去刺激、调节市场活动。”

意外的再生能源大国

在自由主义似在退潮的“后真相年代”，中国却吊诡地成为了国际社会眼中最重要的气候行为倡议国。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中国多次重申其减排目标不变，外媒引述近日中国政府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学者柴麒敏更在联合国谈判期间公开向特朗普放话，指特朗普政府一旦退出《巴黎协议》，势必影响美国在 G7、G20 等多边经济合作平台的领导。

“中国的污染与公共卫生问题可能称冠国际，但这同时又代表著急速落实的经济策略转型。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再生能源发展上比得上中国。”Lodge 同样认为，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将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重要的外交考量。

“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才不过六十年前…不同的是，六十年此去，我们有了政策法规，有了更多技术选择。”

“中国面对的空气污染问题，并不是新而特殊的现象。很多国家包括欧洲、美国，甚至墨西哥，都经历这个发展阶段。你想一下，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才不过六十年前，当时仅仅一周已造成4000人死亡。”Lodge 说，“不同的是，六十年此去，我们有了政策法规，有了更多技术选择。我们的城市多了更多车、更多建设，空气质素却大大改善。很多东西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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