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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國族文化焦慮的幽靈,一直在中國武術遊蕩

在網絡及媒體狂躁之中,我讀到的是一種國族文化的焦慮感,許多人都在問:中國有真功夫能敵得過西方及現代的格鬥嗎?


武術的眾多地方傳統,在晚清民國時提升為「國術」地位。但在中共掌權後一度斷絕,變成由官方武術協會領導的表演及體育項目。
武術的眾多地方傳統,在晚清民國時提升為「國術」地位。但在中共掌權後一度斷絕,變成由官方武術協會領導的表演及體育項目。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綜合格鬥(MMA)拳手徐曉東打敗太極拳師魏雷,迅速成為中國以至海外華人社會及媒體茶餘飯後的話題。這場約架的勝負成為引爆點,火花射向整個中國武術界。徐曉東挑戰,並指國內許多傳統武術人士(甚至是官方武協)「造假」,敗壞武術。反過來,大量武林中人向他約架,意圖教訓這位「狂人」。網上除了有人高呼要捍衛中國武術外,也有很多人在質問,傳統中國武術是否已爛透,變成一場又一場的騙局,甚至有人把帳算在中國政治及體制頭上。我在網上看過有人極端地說,中國武術是千年騙局。事件的最近發展亦很有中國特色,似乎是往政治方向飄移過去,傳聞徐被武術協會以至更多更大的官方勢力封殺,不只記者會開不成,無法出行台灣,連在網絡上也消聲匿跡。

我對整件事感到有興趣的原因,倒不是官方機構的赤裸封殺,這在中國已屬常態。有人要挑戰傳統武術的實戰力亦非新鮮事,中國功夫常被嘲為「花架子」,是芸芸「國產假貨」之一,但有趣的是,反過來追尋「真功夫」的還大有人在。這件事有意思的是,國人似乎對武術仍然很有興趣,很有想像力,口誅筆伐兼身體力行,高舉或鞭韃這個「中國傳統」。回頭看事件本身,本來是芝麻綠豆,算不上聞名的太極拳師輸了,竟迅速代表了「傳統國術」的失敗,引為國恥;那些對徐曉東盛氣看不過眼的人,也一下子竟忘記了他也是地道的中國人(或許有人覺得他成了「文化漢奸」),恍如把他等同那些香港人戲稱為「打鬼佬」電影中耀武揚威的「西洋大力士」或「西洋拳手」(例如《霍元甲》與《葉問》系列)。在網絡及媒體狂躁之中,我讀到的是一種國族文化的焦慮感,許多人都在問:中國有真功夫能敵得過西方及現代的格鬥嗎?

歷史悠久的「現代/西洋」想像

這個問題的背後,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現代/西洋」想像,國族主義焦慮感,即使今天不是面對列強環伺,只是全球流行的綜合格鬥,依舊未改。清末民初,中國武術帶着複雜的地方傳統,進入西方強國文攻武嚇,不少民眾與媒體把強國慾望投射在武人身上。坊間開始流傳了許多真假難分的故事,述說中國武術宗師如何決戰及打敗西洋大力士。最家傳戶曉的當然是霍元甲;遠至民國初年,當時的上海民眾、報章及小說家已喜歡渲染霍元甲與西洋力士比武的故事,又傳聞日本人害死他(有人考證過全非事實)。這一堆虛構多於真實的故事,成為倪匡先生1970年代初編撰《精武門》劇本的材料,虛構霍的徒弟「陳真」,成就香港功夫國族主義的經典文本。筆者小時候身體潺弱,父親把我送到一名跌打醫師林師傅處習武強身(也許亦因為功夫熱),拜龍形拳門下;套路我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但師傅跟我說過龍形宗師、東江三虎之一林耀桂的故事,我還印象深刻,當中便有打敗西洋大力士的情節。

這些不完全是民眾面對帝國主義的自發想像,政治人物也在推波助瀾。孫中山曾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到訪精武體育會,讚賞當時的教頭劉百川打敗西洋力士,並親筆留下「尚武精神」四字,而劉亦是他的保鏢及國民黨黨員(做過黨代表)。民國的黨政軍人物愛招攬武林人士當保鏢、教頭及護院,甚至是在軍警部門當差,就連如今港人熟悉的葉問也不例外。這類武林人士不少在解放後為逃避中共的政治運動,害怕被打成「反革命」,於是流落港澳及海外。

無論是電影、小說裏的比武,還是徐曉東與魏雷的約架,總有些讓觀眾熟悉的國族主義場景:對壘二人,一位代表了「中」,一個代表了「西」(有時是東洋,反正就是外敵),然後有群眾熱烈圍觀,勝敗則成了民族的光榮或恥辱。這種現代國族主義式的武術想像,其實有別於傳統武術發生的社會文化脈絡。前者把武術豐富又獨特的意義與脈絡,化約成單一的國族比拼及復仇,引來更多民眾投入武術想像甚至狂想之中,成為神話傳奇。多了解武術原來的豐富傳統,我們才能看到單一的國族主義的想像如何貧乏。

太極拳是中國傳統武術的一種,於中國民間極為普及,與形意拳和八卦掌並列內家拳。
太極拳是中國傳統武術的一種,於中國民間極為普及,與形意拳和八卦掌並列內家拳。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中國武術原來的豐富傳統

不妨用筆者及許多香港人熟悉的例子,進行簡單的社會及文化史考察以作說明。清末時期,廣東武術盛行的大背景是土客械鬥(廣府人與客家人之間的械鬥衝突)、治安不靖,地方上組織團練,再加上鴉片戰爭以來的內部及對外戰爭。不難理解,武術最初還不是「國術」,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社會裏孕育出來。同時,隨着廣州以至珠三角地區的城鎮發展,商業及消費場所發達,擴展了練武之人的經濟活動場所。例如,根據比較可靠的口述及文獻(而非小說電影裏的創作),歷史上的黃飛鴻出身自團練傳統深厚的南海與佛山,與父親在佛山與廣州賣藝為生,當過工人的教頭,自己開醫館傳授武術之餘,與兒子一起當過娛樂場所的保安(所謂「睇場」)等等。對當時像黃飛鴻這一類草根人物來說,武術是維生技藝(廣東人統稱之為「搵食」或「跑江湖」),既有防身打鬥之用,亦有表演功能。更重要的是,透過武術來構成自己的文化與社會資本,獲得有權勢者的賞識。另一個例子是葉問,他比黃出道晚,本是民國富家公子,不用「憂柴憂米」。他的師父陳華順是掌櫃,及其他師兄弟(例如同是富家子弟的招就),多屬中上階級。如果葉問不是解放時逃到香港為生活而授徒,詠春可能只會一直在城鎮的中上階級(富二代、小商人等)的圈子切磋、傳承及分享,向社會大眾擴散十分有限,難怪當時會停留在一般人稱為「書生拳」的印象。

以上的粗略描述,只限於清末至民國廣東,我對中國武術傳統及歷史認識極少,當中有太多豐富的故事我完全未有認識。但是,大致來說,傳統武術的實踐、意義、論述脈絡多元複雜,無法還原成現代技擊運動。即使是技擊的種類、場合及江湖規矩也極複雜,由同門切磋、門派較量到相對較正規的比武決鬥,以至群體械鬥等,不一而足,難有一簡單及通用的競技規則系統,更遠未成為今天像西洋擊或綜合格鬥這類的搏擊競技運動。更重要的是,競技搏鬥在日常中只是一小部分,更不是練武之人生活的中心。例如,葉問在香港的徒弟可能很喜歡「講手」,例如「講手王」黃淳樑及著名影星李小龍,但葉問自己從來沒有像電影中那樣與日本人決鬥,在香港他也只是教拳維生而已,並沒有參加過什麼矚目的擂台比武,挑戰西洋拳手。

「核彈前,同是天涯淪落人」

武術的眾多地方傳統,在晚清民國時提升為「國術」地位,並捲入國族政權的複雜政治。但在中共掌權後一度斷絕,變成由官方武術協會領導的表演及體育項目,技擊的元素大大降低,像「散打」這類較現代的技擊比賽要到開放改革後許多年後才出現。然而,海外(包括當時的香港)的武術傳統在戰後幾十年卻大放異彩,門派林立,更與電影、電視等媒體創造更大的文化國族想像(李小龍便是最經典例子)。同時,也與現代技擊運動交匯,例如,1970年代開始大量練武術的年輕人參與自由搏擊比賽等等。這一切在中國大陸開放改革後,都陸續傳播回去,影響着武術文化的復興。

中國大陸過去40年的武術文化演變當然相當複雜。值得留意的,有李連杰這個五次中國全國武術大會冠軍,憑着《少林寺》一片後青雲直上成為國際功夫巨星,喚發功夫熱潮的媒體神話;也有武協以黨國力量重新整合復興的地方武術傳統的文化工程;亦有參考日本柔道、韓國跆拳道打造現代中國國族的武術技擊運動,例如散打;也當然有為人詬病的神秘主義加媒體操作的「假武術」在各地冒起。筆者所知相當有限片面,恕未能做出整體分析,期待有識之士為我解惑。但我在紛雜的現象中,看到傳統的延續、復興與變異,也看到面向新的當代全球武術文化衝擊,中國武術裏的國族文化焦慮感一直沒有消除。

焦慮感的背後,是武術的國族神話。我的朋友兼前同事李小良教授寫過一篇談香港電影功夫神話的文章,當中有一個非常精彩的觀點:1970年代以來香港功夫電影蘊含的想像,極盡誇張之能事,製造可以戰勝一切的功夫神話,這不難看到。但是,神話內含有一種「自我解體的操作」,質疑功夫在現代生活裏的作用及意義,特別是面對槍炮及金錢主導的商業世界顯得相當無力。例如,徐克二十多年前的《黃飛鴻》電影便有一名句:「我們武功再高,也敵不過洋槍」,不知馬雲最近對徐魏約架一事的評論,是否得到徐克的啟發,指出「核彈前,同是天涯淪落人」。

這些焦慮不是香港電影獨有,也許在現代中國國族意識裏早已存在。香港已不怎樣流行約架了(難怪黃秋生會政治不正確地稱此為「野蠻落後」),很少人會因太極輸給綜合格鬥而不高興,產生國族情緒。但在中國大陸,焦慮感還是相當強烈,更會困在武術門派之中的想像框框之中,不少人還熱切追求或否定中國武術的「真」或「強」,繼續因此感到興奮、失望或憤怒。徐曉東與魏雷引發的熱鬧,其實也是這些情緒造成的,更不可思議的是,可能官大人看的武打電影太多了,以至荒謬地把打敗或打壓徐曉東視為國家任務。

走出武術的國族神話,放下強國心結,才能消除焦慮感,平常心去看待不同武術傳統,以及它的現代變異。

(葉蔭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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