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

洗冤律師伍雷:火山的平靜只為更好地爆發(下)

他是眾多大陸維權律師中的一員,他正經歷的困境也是眾多維權律師的典型,但他認為,「我們的抗爭還遠遠不夠,付出的代價也遠遠不夠。」


本文上篇已於2017年5月10日刊出,點擊此處可閱。


伍雷和一同參與洗冤工作的律師。
伍雷和一同參與洗冤工作的律師。圖片來源:伍雷提供

「我一直想做個公正的律師。原以為所有的律師都在賺錢。到北京後,才知道,也有不喜歡錢的律師,」伍雷被許志永的理想主義追求吸引。許是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畢業,曾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中與其他兩位博士一起上書全國人大,最終推動了備受批評的收容審查制度的廢止。伍雷認識許志永那年,許正在推動大陸的教育平權、反暴力拆遷等行動。

伍雷參加了其中的反暴力拆遷團。在這段時間裏,他接觸了大量訪民,包括「樂平案」的父母等冤案家屬。在他的記憶裏,彼時的北京,氛圍比較寬鬆,常常有各種講座,也活躍着很多維權律師。

2009年,因代理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主抓的打黑案件,北京律師李莊在重慶被抓。這件事情深深觸動了伍雷,「可以說,沒有李莊被抓,我還只是為一些事情打抱不平而已。而此後我會想,重慶怎麼對律師這樣?李莊被判刑的那天,(我)是第一次對法治失望。那時候,幹別的都沒有意思了。」他和大陸很多律師一樣,以社交平台微博為陣地,投入對重慶的批判中。

2011年,李莊案進入「第二季」(註:李莊因所謂「律師偽證罪」被判刑後出獄前夕,重慶當局又以所謂「漏罪」為名對其二次追訴),法庭外現場的很多照片都是伍雷拍的。他同時寫了大量的博文,包括給王立軍的公開信等。和很多中國律師一樣,經過李莊案,伍雷開始關注整個律師行業,他甚至認為,從此時起中國律師開始真正形成了一個共同體。

2011年6月,廣西北海「11·14殺人拋屍案」的四位辯護律師在當地被抓,涉嫌罪名是「妨害作證」,這引發全國範圍內律師的關注,並演變為北海事件。先後有二十多名律師趕赴北海,聲援支持同行,參與辯護。彼時還不太懂刑事辯護的伍雷,找到大陸刑訴法學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先生,在北京開會研討北海案。

「就這麼稀裏糊塗地一下,一腳踏入到刑事辯護圈裏去了。」那段時間,伍雷與數十位趕赴北海的律師團同仁,感受風雲激盪,在兇險的環境中,被不明身份的人追打……由此對中國刑辯律師的處境有了深切的體認。

此後的「貴州小河案」,在貴州省貴陽市小河區法院的法庭上,三、四十位律師協同作戰,就一起被指控為「黑社會性質集團犯罪」的案件進行無罪辯護,讓伍雷徹底感受到了刑事辯護的魅力。他體會到,「最高價值還是救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小河案中,中國「死磕律師」這個稱謂正式登場。

「死磕」,背景是刑事辯護在中國的艱難。律師們用一些非常規的辦法,包括用自媒體直播現場等方式,和司法部門「較真」,這種做法,得到叫好,也受過一些質疑。而伍雷,至今沒有為作為一名「死磕律師」後悔過。在一次次「較真」司法程序的過程中,他也和法庭產生過對抗。他記得一次開庭,法官晚到40分鐘,並和檢察官一直在竊竊私語。他現場提出一系列問題,質疑法官,還摔了杯子。最終,他被法警架着離開了法庭。

律師伍雷,就這樣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轉變。「脱胎換骨一般」,從此踏入刑事辯護的領域,為一個個具體的案子,「死磕」程序,成為「死磕律師」的代表之一,並漸漸成了冤案平反「專業戶」。

挑戰「中國式冤案」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是一處簡陋的小區套房。牆上除了那些他長期關注的冤案當事人頭像之外,掛着「 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只向真理低頭」的條幅。辦公室放着一個小滑板車,堵車嚴重的時候,伍雷會蹬滑板車回家。

2013年底,伍雷啟動「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是中國第一個民間洗冤行動組織。此前,他和幾位律師建立了「超期羈押案件援助基金」,關注被超期羈押者。在吳昌龍冤獄平反、被無罪釋放後,他們把這個基金更名為「吳昌龍基金」, 旨在幫助那些為「申冤」而身處艱難困苦的人。2014年被無罪釋放的念斌,是基金會第一位受益者。

吳昌龍曾蒙冤12年。他被認為是2001年福建福清紀委爆炸案的主兇之一,兩次被判死緩,案件幾經反覆,終在2013年5月被宣告無罪,獲得清白。他的平冤之路上,有多位律師的身影。2013年1月,伍雷和湖南律師楊金柱代理吳案之後,為了爭取對吳昌龍的會見,兩位律師買了紅薯送到福建省高院,諷刺法院院長「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並最終會見到了吳昌龍。

「近些年來冤案的平反,多少都和伍雷有關,」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說,「他非常勇敢。為了維護當事人利益,真是願意將自己置身於水火之中,包括靜坐、絕食,舉牌等等的『死磕』方式,他都用過,承擔了巨大的風險。」

「雖然我對個別『死磕律師』的業務能力並不欣賞,但對伍雷,我是由衷佩服,他業務能力不錯,最重要的,他把當事人的利益看得非常重,」另一位不願具名的律師這樣說。

2014年,「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團隊介入的多個案子改判。

2014年7月,24歲的歐陽佳被改判無罪。2009年,19歲的歐陽佳因被認定為一起持刀搶劫案的主犯而入獄,坐牢5年後被平冤。而曾經四次被判處死刑的念斌,也在2014年夏天等來了無罪判決。2016年底回家的陳滿,申冤20年,在徐昕的觀察裏,是伍雷組織研討會,確定申訴格局,竭力推動,最終促成陳滿被釋放回家。

伍雷說,導致這些「中國式冤案」的背後,是司法不公以及中國刑訴的一些痼疾。幾乎每個冤案背後都有刑訊逼供的身影。

2017年春節前,已被「停止執業」的伍雷到吉林見了金哲宏。1994年,金哲宏被認定為當地一起強姦殺人案的兇手,前後四次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至今已被關押了21年。他入獄後,父母憂恨而死,妻子改嫁,而他一直在堅持申訴喊冤,最終被伍雷的「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列為救助對象。

「拯救無辜者」行動啟動三年來,每年伍雷都會接到上百件的冤案申訴材料。對這些材料,他會和專家一起仔細研討,確定能否進入行動程序。「一旦確定,就意味着投入大量的精力。每一個案件,我們都要寄出大量信件。半年的快遞費用,就是三四千元,」他說。

曾經有一位醫藥行業的人大代表問伍雷,中國到底有多少冤案?伍雷說,「你的藥店裏有多少藥,我們就有多少冤案。」意指這是一個無法確認的數字。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墻上中間掛著于建嶸的油畫。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墻上中間掛著于建嶸的油畫。攝:江雪

「在一個還有政治犯的國家,冤案必然層出不窮」

伍雷說,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像陳滿、金哲宏那樣無人關注的案子。這些疑案的當事人,父母年齡大了,家裏沒錢,無力關注,就這樣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當事人可能已死,也可能在冤獄中度過一生。

從2014年到2016年,大陸有一大批冤案平反,但伍雷並不認為這是什麼「勝利」。他認為,在當下的環境下,冤案的平反有太多的偶然性。以「樂平特大殺人案」為例,從10年前申訴,到2012年真兇出現,一直到今天,歷經一波波律師堅韌執着的「較真死扛」,還有當事人家屬的堅持,最終才得以昭雪。

「在這些喊冤案件中,律師代表當事人,有點像足球運動員一樣,不停地把球踢到法院門前,」伍雷說。但法院基於各方面的因素,往往會抱持比較保守的態度。相當多的「喊冤」案件並不能進入法院的再審程序。

伍雷舉例,有一次,他到最高院向法官彙報一起刑事案件。給一位年輕的法官說了半天,法官回了一句:「現在告訴你,基本事實清楚,回去做好當事人工作。」

「我急了。對法官說,你很年輕。我看出你還沒有顧上看案卷。任何一個受過良好法學教育、有良知的人,看了案卷之後,就會知道,這是一個冤案。」沒想到這句話觸動了法官。馬上問他,當事人的名字,真兇怎麼回事。聽他陳述後,最後說了一句:「打住。我收回剛才的裁定,我們會通知調卷。」

這件事讓伍雷感觸頗深。他說,雖然理解最高法院人手有限,但無論如何,人命關天啊。「冤案,在我們這裏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以及他們身後的家庭。可在司法程序裏,只是一個個數字,冰冷的。」

「我最痛苦的,是一些案子,辦案的人明明知道是錯的,最終因為各種原因,還會辦成這樣。」從事刑辯多年,伍雷還是沒有學會壓抑自己的感情。

他記得,有一次在吉林開庭,天黑時才宣判。站在辯護席上的他,離女法官很近。「我都能感受到她宣讀判決書時的不自信,以及委屈。很久之後,一位和她很親近的人告訴我,這個女法官在宣判後回家痛哭了一場。事實上,她曾答應過我們公正審理,但她沒有做到。」

「司法改革勢在必行。作為律師,我們即使不談政治改革。但至少你不能出冤案。冤案的社會危害性太大了,每個冤案背後,都可以說是一部寫滿血淚的長篇小說,」伍雷說。

但他也同時認識到,「在一個還有政治犯的國家,冤案必然層出不窮。因為,沒有言論的自由流通,沒有對權力真正的監督,冤案就不可能禁絕。」

念念不忘「7·09」 ,「大家都還在 」

2017年2月17日,伍雷正式向山東省司法廳提交行政復議申請,要求撤銷對自己「停止執業一年」的處罰。當天,他發了一條朋友圈,同時呼籲:社會各界應更加關注「7·09案」李和平律師、王全璋律師、謝陽律師、江天勇律師,希望他們儘快獲釋,回家與親人團聚。

3天前的 2月14日,王全璋律師被以「顛覆政權罪」起訴,他的妻子李文足、一直在抗爭着的「709」案家屬之一,在情人節這天,接到了這份「黑暗的禮物」。

對伍雷來說, 過去的這一年多,中國律師所遭遇的、承受的,「一日三省, 從來不曾忘記」。

他記得2015年的7月 。他當時在安徽蒙城參加長達近20天的庭審,為一起特大聾啞人盜竊案的第一被告擔任辯護人。數十名被告,日日不斷的持續開庭。他身體就要支撐不住了,「幾乎有瀕死的感覺。」

彼時,他的朋友們一個個被抓走。他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也被上門查抄,警方拿走了辦公室裏的案卷、投影儀等。

聽到消息的第一時間,他震驚之餘,又有恐懼。但隨之就坦然接受了可能要發生的一切。他在開庭,下面有「國保」人員(大陸監視、追查異議人士的國家安全保衞部門工作人員的簡稱)就在旁聽。「我隨時準備着,走下辯護席被抓走。」

最終,沒有人抓他,總算平安返回。

事後他想,或許是因為自己沾了冤民的光,一直在堅持為最冤屈的人奔走,「抹黑的成本比較高。」也可能,是自己當時「太認真」的一個回報。那近20天的開庭,幾十人的辯護席上,一直堅持下來的,幾乎就他一個律師。

「7·09」之後,伍雷沒有停止「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的工作。「7·09」家屬的抗爭,則日益受到世界的關注。2017年春節前,律師謝陽曾遭受酷刑的消息被曝光。

伍雷承認,「7·09」案對他所主持的洗冤行動也造成很大沖擊。「我們手裏唯一的本錢,是律師之間的聯絡支援。而『7·09』打破的就是律師的聯絡支援。」他舉例而言,過去如果有一個案子,大家一起研討,一起分析,會十分熱鬧。現在就案子本身舉辦研討會,都變得特別敏感而困難。

即將被停業的伍雷在遼源看守所外留影。
即將被停業的伍雷在遼源看守所外留影。圖片來源:伍雷提供

「律師不是麻煩製造者」

2016年,中國司法部修訂《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其中第38條規定,「律師不得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式或者借個案研討之名,製造輿論壓力,攻擊、詆譭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影響依法辦理案件。」

觀察者認為,依據這樣的規定,從2012年以來出現的、律師在一些案件中「死磕程序」的做法,都可能成為打壓律師的罪證。中國律師,在不斷衝撞現有體制的前沿,正承受着越來越大的壓力。

「可是,這一切對律師來說,有什麼損失?真正損失的,還是民眾,是那些喊冤的人。因為律師無法再幫助他們,他們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說。

但伍雷也認為,中國律師不會輕易被打散,大家其實都還在。隨着時間的推移, 「就像潮水退去,又要升起一樣。其實也是自然的事情。也如同大地震,對所有的人都造成衝擊,但地震之後,很多人又要回來,救人、生產自救,信心就在慢慢恢復。」

伍雷喜歡一部日本電影,片名是《這不是我幹的》。電影中,主人公說,「我通過這場審判,對法庭完成了一次審判。」伍雷覺得自己也是。就如同郭飛雄一案,不管對當事人,還是對辯護律師來說,都是如此,他有這樣的「內心確認」。

「當你突然發現身邊最優秀的人成為這個國家的壞蛋時,徹底顛覆了你的價值觀。他們才是真正的時代英雄,國家卻把他們送到了監獄,」伍雷認為,「我們的抗爭還遠遠不夠,付出的代價也遠遠不夠。」

他想起「7·09」之後的不久。有一天,他在家睡着,突然聽見「消防警察!消防警察!」的喊聲,朦朧中,以為是警察上門了,定神,才發現孩子在看電視,那是電視上的聲音。他一下子就想起滕彪多年前說的「克服恐懼」。那一瞬間,反而覺得坦然了。

「2017年,我的願望就是希望蒙冤的人能早日放出來。我答應過的當事人,也都會幫到底。我不會撒手,」伍雷說。

在「下崗」之後的這段日子,他有時也會陷入沉思:「冤案的發生,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律師對於國家的法治狀況,是不是也要承擔自身的歷史責任?自己苦苦推動的這些案件,是不是對法治的進步於事無補?」而這些「反思」,讓他痛苦,甚至有一絲焦慮。

徐昕則說,對今天的中國而言,正是那些有擔當的護法的律師,「讓我們看到中國這個社會,還是有些光明的。總有一天,人們會知道, 律師不是麻煩製造者,他們是推動這個國家文明進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本文上篇已於2017年5月10日刊出,點擊此處可閱。

樂平案

2000年5月23日深夜,江西省樂平市中店村蔣某和外地女子郝某在約會時遇害。2002年6月5日,樂平市公安局宣布,該案與1999年9月9日晚發生的情侶登山約會遇劫,男青年被殺,女青年被輪姦一案,雙雙告破。黃志強、方春平、程發根、程立和、汪深兵等五人被認定涉案,除汪外逃外,其餘四人均被逮捕。四人先後被景德鎮市中級法院兩次判處死刑,2006年江西省高級法院終審改判死緩。在歷經十餘年申訴上訪後,2016年12月,江西高院再審宣判四人無罪。(來源:財新網)

廣西北海四律師偽證案

北京律師李莊刑滿獲釋之後僅3天,廣西北海殺人拋屍案4名辯護律師被抓。2009年11月19日,北海漁輪廠附近海域發現一具漂浮男屍,警方在2009年11月14日凌晨將與死者黃煥海發生糾紛的裴金德、裴貴、楊炳棋、黃子富、裴日紅等嫌疑人抓捕歸案。2010年8月9日,在兩次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後,北海檢察院將該案起訴至北海中院。為楊炳棋等人辯護的廣西律師楊在新,找到了該案關鍵證人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三人的證言有利於上述嫌犯。2011年春節前後,三人先後被警方抓走,其中,宋啟玲因涉嫌「偽證罪」被羈押達兩年之久。不久,楊在新、楊忠漢、羅思方、梁武成等四名該案首批辯護律師也被抓捕,導致2011年7月下旬 「殺人拋屍案」開庭之際,全國各地律師組成20人律師團,接替被抓的四位律師,前往北海辦案。楊忠漢等三律師獲釋,僅楊在新一人被正式批捕。此後一個月,前來辦案的律師團成員陸續遭遇解開腰帶安檢、不明身份人員圍毆、「啞巴會見」等諸多事件,被律師界稱為「律師執業權利受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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