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維族攝影師庫爾班江·賽買提，儼然「講好新疆故事」的新星。
2014年3月26日，29人死亡的昆明火車站「3.1」暴恐事發後第25天，庫爾班江記錄了上百位新疆人的攝影專題《我從新疆來》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佈，配發的文章中寫道，這個攝影系列「無關宗教或政治宏旨」，「試圖與對『新疆人』這個詞彙的異化進行小小的抗爭」。
攝影專題很快孵化出同名影集，並引起了包括大陸官方高層在內的廣泛關注——2014年12月9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北京會見了庫爾班江。庫爾班江在會見後受訪時表示，俞正聲說已向地方主要領導推薦了這本書，還說為了出版他曾「大膽地給俞正聲、張春賢等領導寫了一封信…送了樣書。」
2017年4月28日，庫爾班江在香港大學做題為「我從新疆來」的演講，又提及出版故事，說一開始出版社對他表示「出版不了，太敏感了」。在大陸，關於新疆、西藏的出版物，要通過34個部門的審查，每一個部門需要大概一個月。庫爾班江問出版社長，怎樣才能不走這個「終審」程序。社長說：「只要有一個人發了話。」
「誰？」
「習近平。」
庫爾班江說他真的給國家主席習近平寫了信，通過各種途徑傳出去。終於有一天，出版社長跟他說，不用等終審了，出版吧。「我就知道，肯定是有了指示了，」庫爾班江說。2014年10月，新書由中國國家地理圖書與中信出版社聯合出版，發佈會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舉行。
2014年底，給《舌尖上的中國2》掌鏡新疆部分的庫爾班江從中央電視台辭職，成立了上海江漢格文化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開始製作《我從新疆來》紀錄片。在眾籌平台 Kaistart 上，這部紀錄片在兩個半月間籌得超過87萬人民幣，曾任文化部長的作家王蒙、《舌尖》總導演陳曉卿擔任顧問，人民政協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參與聯合出品。2016年6月，這部六集電視紀錄片首播。
5個月後，2016年11月，作為紀錄片的延伸，圖書《我從新疆來II：我從哪裏來》出版發行，聚焦20多個新疆青年的內心故事。人民網的報導指，書的主題是「新疆人的中國夢」。而在2014年3月，《我從新疆來》專題首次面世時，紐約時報中文網曾寫道：「『中國夢』是庫爾班江起初希望讓受訪人回答的問題，但很快他發現，很多回答離『夢想』距離尚遠…生存下去，並對生活和未來有一點點期盼…是每一個中國人卑微的夢想」。2016年7月，庫爾班江接受澎湃新聞訪問談紀錄片時又說：「新疆故事就是中國故事，新疆人的夢想就是中國人的夢想。」
新疆、中國、人、夢想，對於庫爾班江和他的鏡頭而言，究竟是什麼關係？
4月28日在港大，他說：「很多人對我說，你很了不起，為你的民族做了一些事情。不是的。我所做的一切，不代表新疆，更不代表維吾爾族，我只代表我自己，庫爾班江。這些事如果我不做，我對不起的是自己。」同時他很明白，「中宣部也許對我在海外的宣傳很開心吧，這就是一種互利。」
和田挖玉、喀什茶館、庫車齋月，鏡頭寫新疆
庫爾班江1982年生於新疆和田，那裏96.3%的人口是維族人，他小時候不會說漢語。1998年，14歲的少年第一次離開和田，到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師範學校讀漢語言專業，結交了不少漢族朋友，為了追女友苦學漢語，現在他已說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也是在這個學校裏，他第一次接觸到了攝影。
畢業後，父親生意失敗，庫爾班江為養家做起了和田玉生意，恰遇上在新疆拍攝胡楊林的央視導演孟曉程夫婦，並在2005年被帶入攝製團隊，之後一路跟到了北京。中國傳媒大學遠程教育學院院長畢根輝為庫爾班江安排了旁聽資格，畢業後庫爾班江進入中央電視台紀錄片頻道，成為當時這個國家級電視台中第一位維族攝影師。
庫爾班江認為，人們對新疆的認識，很容易就被各種突發新聞帶跑了，「現在人們不願花時間去了解，更不願意主動去了解更多，等著別人給我們餵飯吃。」在網上，在生活中，常常有人問他：「新疆安全嗎？新疆人為什麼那麼兇？新疆人是不是隨身帶著刀？新疆是不是有很多小偷？新疆人賣切糕？」
庫爾班江說，被提到的這些都是事實，但不能代表一個群體。他想通過自己的作品，讓大家了解真正的新疆，而「能打動人的，還是人的故事。」
比如挖玉人的故事。
2005年前後，和田玉價格瘋漲，挖玉也變得更加瘋狂。庫爾班江的家鄉和田，原本伊斯蘭教氛圍濃厚、文化較為保守，在玉石狂熱和財富追逐中，漸漸起了變化——吸毒、賭博、嫖娼，開始在玉石生意圈興起。就連庫爾班江自己，也在大約2003年、為挑起養家重擔而做起和田玉生意時，在苦悶中一度沉迷賭博。
庫爾班江用了7年時間，追蹤拍攝了34個挖玉人的故事，講述他們的家庭、生活。他還記得，在瘋狂的2010年，「即使是冬天，幾乎當地所有人都在往河床裏走。」這讓他的目光也觸及亟待保護的土地和環境，「從清朝康熙時期起，產玉的河床已經被翻天覆地不知翻了多少次，現在還有挖掘機。」
比如老茶館的故事。
新疆不產茶，但在絲綢之路上，喀什的茶館不僅是往來商旅集散歇腳處，也是各種信息的匯聚分流之所。隨著現代化發展，喀什的老茶館逐漸面臨拆除。新的樓房取而代之，店鋪租金水漲船高，茶館無法再靠提供價格低廉的茶水維持生計，息微而亡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命運。
「那種只能在茶館中感受到的絲路文化，可能就要徹底消失了。我想通過影像把它們留住。」2010年，庫爾班江重返喀什，拍攝了7家老茶館，但其中幾家如今早已關門大吉。在庫爾班江的呼籲下，一家老茶館被人收購，並按照庫爾班江的拍攝，掛上了「百年老茶館」的字號，現在成了旅遊點，生意不錯。除了遊客，茶館裏的常客還有維族老人，大多是男性。
比如伊斯蘭和維族文化傳統。
2013年，庫爾班江在庫車縣拍攝伊斯蘭齋月，作品於2014年7月發表在《紐約時報》上。庫爾班江認為，很多人對於伊斯蘭教的認識僅僅來自於網絡言論，僅僅停留在「七十二個處女」，僅僅停留在媒體的報導上。他找到了幾個家庭，講述了齋月中「人們白天不進食、不抽煙、不能行男女之事，這段時間中，主要是做禮拜，讀《古蘭經》，把一年賺得的錢的至少7%分給窮人。」 還有以過年為主題，講述喀什的老房子和大家庭的故事。
但產業、文化、信仰，較之於身份、標籤、權利的核心問題，都顯得有點外圍，尤其是庫爾班江走出新疆、走進北京之後，尤其是2009年7月5日之後。
不是少數民族才能歌善舞，不信你去廣場上看看
庫爾班江初當「北漂」時，也曾經因為是新疆人，而在租下房子後被要求搬走。在機場、酒店，也曾遭到「區別對待」——「新疆人來到內地，便被動地開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從而成為真正的少數民族，」庫爾班江曾對紐時中文網這樣說。
而更糟糕的情況，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後出現了。2009年7月5日，新疆發生嚴重的維漢暴力衝突，198人死亡，1700多人受傷。
庫爾班江曾向內地媒體講述這樣一個故事：「7.5」後的一天，他在北京的地鐵上用維語和朋友講電話，掛掉電話之後，面前一個又高又胖的男人一直瞪著他。地鐵到站時，這個男人趁車門打開走到庫爾班江面前，對著他的脖子狠狠地給了一肘子，然後站到月台上，挑釁地看著他。曾經在師範學校裏贏得散打冠軍的庫爾班江沒有下車還手，只是捂著脖子，衝著這個男人突然笑了，對方一臉驚訝。
此後數年，「新疆」與「暴恐」在新聞中頻頻出雙入對。有不完全統計顯示，1990到2001年，新疆發生超過200起暴恐事件，而據新疆公安的統計，單在2012年，新疆就發生了190多起暴恐案件，80後、90後青年「獨狼式行動」迅速崛起。2013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門發生暴恐襲擊，5死28傷，8名嫌犯來自新疆和田。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車站，10多名統一著裝的暴徒持刀砍殺民眾，29死，130餘人傷。同時，針對新疆、維族人的管控和社會歧視，也更加嚴重。
「是時候，我們該冷靜下來了，」庫爾班江在港大的演講中說，「不要以哪裏人，什麼民族，什麼膚色去區別，是時候回到人的本質了。」
自2012年底就開始追蹤《我從新疆來》的拍攝對象的庫爾班江，在2013年底開始了正式採訪，2014年昆明火車站「3.1」事件給他加了一鞭，4個多月，20多個城市，500多名各行各業各色各樣的新疆人，最終擇取100人和他們的故事，影像圖文集合成冊。在輿論和官方的關注下，《我從新疆來》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系列計劃」，庫爾班江說要做三本書、三部紀錄片，目前已經完成了兩本書，正在準備第二部紀錄片，打算2018年出第三部。完成這些作品之後，他計劃舉辦探討會，題目就叫「我們從哪裏來」。
「其實很多標籤，可以說是盲目的、帶有偏見的，」庫爾班江說，總有很多人，想讓他時刻穿著民族服裝，戴著小花帽子，展示「民族身份」，比如參加北京衛視《我是演說家》節目的時候，導演曾要求他穿維族服裝上台，「我那時甚至想裸體上台。」
標籤當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現在網上對於穆斯林、維吾爾族等各種群體的攻擊性語言，相當可怕，」庫爾班江認為，現實生活中，仍然是大漢族主義為主流，那些攻擊言論說明很多人還不具備尊重不同和包容差異的素質，而這些心態和做法，源自人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比如小時候課本上出現的56個民族，以一套漫畫形象呈現，人們穿著各自的民族服裝，唱歌跳舞，「所以我對於漢族的印象，就是腰上別著一個小鼓，在扭秧歌。大家對於新疆人能歌善舞的那些刻板印象，和我對漢族的印象大概是一樣的。」
「不是少數民族能歌善舞，是中華民族都能歌善舞，不信你去全國廣場上看看？」庫爾班江說。
「我是中國公民，我把祖國當做媽媽」
庫爾班江很清楚，自己身上也貼滿了標籤：攝影師、導演、作家、企業家，甚至演說家，但他只認可一個，那就是攝影師。他希望可以跳出新疆、民族的身份，做一個「中國公民」，「新疆人不是這個國家的客人，我們也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之一，我們也在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為我們的家庭在奮鬥，也在為中國現代化做出貢獻，」他在港大的演講中說道。
「有很多人說我作為一個老百姓（去做這些事），我說對不起不是的，我是中國公民，公民是有權利的，所以我才要做《我從新疆來》。」
但庫爾班江不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尤其不只是一個普通的維族中國公民。庫爾班江和《我從新疆來》被官方選中，成為中國推給外部世界的一個範例，一個窗口。他很明白其中的政治。
現在，《我從新疆來》已經被翻譯成九種不同的語言，庫爾班江亦被邀請在全球多所高校，包括史丹福、哈佛等，進行主題演講。在新疆，普通人申請護照的程序異常困難和繁瑣。2016年末，新疆數個地區的警方要求當地居民將護照交予公安部門保管。但庫爾班江如此頻繁地出國卻似乎并沒有受到過多限制。
他承認，在辦理程序和過關安檢時確實是「嚴格一些」。但他覺得，很多事情不能要求那麼高，「畢竟我們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的國家走的步伐太快、發展太快，難免有缺陷，需要一個緩衝。」
在香港大學的演講後，有一個觀眾對他說：「你能夠出國做這些演講，自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這顯示了在中國也可以自由發表關於少數民族意見的包容。我覺得，祖國其實只是一個很愛面子的爸爸，他只是很愛面子，但心裏是為我們好的，我們理解一下他，讓祖國有更多時間成長吧。」
庫爾班江回答：「中宣部也許對我在海外的宣傳很開心吧，這就是一種互利。而且你剛才說的話我特別讚同，我把祖國當做媽媽。我們的明天一定會比今天好，不可能會越來越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