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班江：我从新疆来

80后维族摄影师库尔班江·赛买提，俨然“讲好新疆故事”的新星。

2014年3月26日，29人死亡的昆明火车站“3.1”暴恐事发后第25天，库尔班江记录了上百位新疆人的摄影专题《我从新疆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布，配发的文章中写道，这个摄影系列“无关宗教或政治宏旨”，“试图与对‘新疆人’这个词汇的异化进行小小的抗争”。

摄影专题很快孵化出同名影集，并引起了包括大陆官方高层在内的广泛关注——2014年12月9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北京会见了库尔班江。库尔班江在会见后受访时表示，俞正声说已向地方主要领导推荐了这本书，还说为了出版他曾“大胆地给俞正声、张春贤等领导写了一封信…送了样书。”

2017年4月28日，库尔班江在香港大学做题为“我从新疆来”的演讲，又提及出版故事，说一开始出版社对他表示“出版不了，太敏感了”。在大陆，关于新疆、西藏的出版物，要通过34个部门的审查，每一个部门需要大概一个月。库尔班江问出版社长，怎样才能不走这个“终审”程序。社长说：“只要有一个人发了话。”

“谁？”

“习近平。”

库尔班江说他真的给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了信，通过各种途径传出去。终于有一天，出版社长跟他说，不用等终审了，出版吧。“我就知道，肯定是有了指示了，”库尔班江说。2014年10月，新书由中国国家地理图书与中信出版社联合出版，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

2014年底，给《舌尖上的中国2》掌镜新疆部分的库尔班江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成立了上海江汉格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始制作《我从新疆来》纪录片。在众筹平台 Kaistart 上，这部纪录片在两个半月间筹得超过87万人民币，曾任文化部长的作家王蒙、《舌尖》总导演陈晓卿担任顾问，人民政协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参与联合出品。2016年6月，这部六集电视纪录片首播。

5个月后，2016年11月，作为纪录片的延伸，图书《我从新疆来II：我从哪里来》出版发行，聚焦20多个新疆青年的内心故事。人民网的报导指，书的主题是“新疆人的中国梦”。而在2014年3月，《我从新疆来》专题首次面世时，纽约时报中文网曾写道：“‘中国梦’是库尔班江起初希望让受访人回答的问题，但很快他发现，很多回答离‘梦想’距离尚远…生存下去，并对生活和未来有一点点期盼…是每一个中国人卑微的梦想”。2016年7月，库尔班江接受澎湃新闻访问谈纪录片时又说：“新疆故事就是中国故事，新疆人的梦想就是中国人的梦想。”

新疆、中国、人、梦想，对于库尔班江和他的镜头而言，究竟是什么关系？

4月28日在港大，他说：“很多人对我说，你很了不起，为你的民族做了一些事情。不是的。我所做的一切，不代表新疆，更不代表维吾尔族，我只代表我自己，库尔班江。这些事如果我不做，我对不起的是自己。”同时他很明白，“中宣部也许对我在海外的宣传很开心吧，这就是一种互利。”

和田挖玉、喀什茶馆、库车斋月，镜头写新疆

库尔班江1982年生于新疆和田，那里96.3%的人口是维族人，他小时候不会说汉语。1998年，14岁的少年第一次离开和田，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师范学校读汉语言专业，结交了不少汉族朋友，为了追女友苦学汉语，现在他已说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是在这个学校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摄影。

毕业后，父亲生意失败，库尔班江为养家做起了和田玉生意，恰遇上在新疆拍摄胡杨林的央视导演孟晓程夫妇，并在2005年被带入摄制团队，之后一路跟到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远程教育学院院长毕根辉为库尔班江安排了旁听资格，毕业后库尔班江进入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成为当时这个国家级电视台中第一位维族摄影师。

库尔班江认为，人们对新疆的认识，很容易就被各种突发新闻带跑了，“现在人们不愿花时间去了解，更不愿意主动去了解更多，等著别人给我们喂饭吃。”在网上，在生活中，常常有人问他：“新疆安全吗？新疆人为什么那么凶？新疆人是不是随身带著刀？新疆是不是有很多小偷？新疆人卖切糕？”

库尔班江说，被提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不能代表一个群体。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大家了解真正的新疆，而“能打动人的，还是人的故事。”

比如挖玉人的故事。

2005年前后，和田玉价格疯涨，挖玉也变得更加疯狂。库尔班江的家乡和田，原本伊斯兰教氛围浓厚、文化较为保守，在玉石狂热和财富追逐中，渐渐起了变化——吸毒、赌博、嫖娼，开始在玉石生意圈兴起。就连库尔班江自己，也在大约2003年、为挑起养家重担而做起和田玉生意时，在苦闷中一度沉迷赌博。

库尔班江用了7年时间，追踪拍摄了34个挖玉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家庭、生活。他还记得，在疯狂的2010年，“即使是冬天，几乎当地所有人都在往河床里走。”这让他的目光也触及亟待保护的土地和环境，“从清朝康熙时期起，产玉的河床已经被翻天覆地不知翻了多少次，现在还有挖掘机。”

比如老茶馆的故事。

新疆不产茶，但在丝绸之路上，喀什的茶馆不仅是往来商旅集散歇脚处，也是各种信息的汇聚分流之所。随著现代化发展，喀什的老茶馆逐渐面临拆除。新的楼房取而代之，店铺租金水涨船高，茶馆无法再靠提供价格低廉的茶水维持生计，息微而亡似乎是无可避免的命运。

“那种只能在茶馆中感受到的丝路文化，可能就要彻底消失了。我想通过影像把它们留住。”2010年，库尔班江重返喀什，拍摄了7家老茶馆，但其中几家如今早已关门大吉。在库尔班江的呼吁下，一家老茶馆被人收购，并按照库尔班江的拍摄，挂上了“百年老茶馆”的字号，现在成了旅游点，生意不错。除了游客，茶馆里的常客还有维族老人，大多是男性。

比如伊斯兰和维族文化传统。

2013年，库尔班江在库车县拍摄伊斯兰斋月，作品于2014年7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库尔班江认为，很多人对于伊斯兰教的认识仅仅来自于网络言论，仅仅停留在“七十二个处女”，仅仅停留在媒体的报导上。他找到了几个家庭，讲述了斋月中“人们白天不进食、不抽烟、不能行男女之事，这段时间中，主要是做礼拜，读《古兰经》，把一年赚得的钱的至少7%分给穷人。” 还有以过年为主题，讲述喀什的老房子和大家庭的故事。

但产业、文化、信仰，较之于身份、标签、权利的核心问题，都显得有点外围，尤其是库尔班江走出新疆、走进北京之后，尤其是2009年7月5日之后。

不是少数民族才能歌善舞，不信你去广场上看看

库尔班江初当“北漂”时，也曾经因为是新疆人，而在租下房子后被要求搬走。在机场、酒店，也曾遭到“区别对待”——“新疆人来到内地，便被动地开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从而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库尔班江曾对纽时中文网这样说。

而更糟糕的情况，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后出现了。2009年7月5日，新疆发生严重的维汉暴力冲突，198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

库尔班江曾向内地媒体讲述这样一个故事：“7.5”后的一天，他在北京的地铁上用维语和朋友讲电话，挂掉电话之后，面前一个又高又胖的男人一直瞪著他。地铁到站时，这个男人趁车门打开走到库尔班江面前，对著他的脖子狠狠地给了一肘子，然后站到月台上，挑衅地看著他。曾经在师范学校里赢得散打冠军的库尔班江没有下车还手，只是捂著脖子，冲著这个男人突然笑了，对方一脸惊讶。

此后数年，“新疆”与“暴恐”在新闻中频频出双入对。有不完全统计显示，1990到2001年，新疆发生超过200起暴恐事件，而据新疆公安的统计，单在2012年，新疆就发生了190多起暴恐案件，80后、90后青年“独狼式行动”迅速崛起。2013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发生暴恐袭击，5死28伤，8名嫌犯来自新疆和田。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10多名统一著装的暴徒持刀砍杀民众，29死，130余人伤。同时，针对新疆、维族人的管控和社会歧视，也更加严重。

“是时候，我们该冷静下来了，”库尔班江在港大的演讲中说，“不要以哪里人，什么民族，什么肤色去区别，是时候回到人的本质了。”

自2012年底就开始追踪《我从新疆来》的拍摄对象的库尔班江，在2013年底开始了正式采访，2014年昆明火车站“3.1”事件给他加了一鞭，4个多月，20多个城市，500多名各行各业各色各样的新疆人，最终择取100人和他们的故事，影像图文集合成册。在舆论和官方的关注下，《我从新疆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系列计划”，库尔班江说要做三本书、三部纪录片，目前已经完成了两本书，正在准备第二部纪录片，打算2018年出第三部。完成这些作品之后，他计划举办探讨会，题目就叫“我们从哪里来”。

“其实很多标签，可以说是盲目的、带有偏见的，”库尔班江说，总有很多人，想让他时刻穿著民族服装，戴著小花帽子，展示“民族身份”，比如参加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节目的时候，导演曾要求他穿维族服装上台，“我那时甚至想裸体上台。”

标签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现在网上对於穆斯林、维吾尔族等各种群体的攻击性语言，相当可怕，”库尔班江认为，现实生活中，仍然是大汉族主义为主流，那些攻击言论说明很多人还不具备尊重不同和包容差异的素质，而这些心态和做法，源自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比如小时候课本上出现的56个民族，以一套漫画形象呈现，人们穿著各自的民族服装，唱歌跳舞，“所以我对于汉族的印象，就是腰上别著一个小鼓，在扭秧歌。大家对于新疆人能歌善舞的那些刻板印象，和我对汉族的印象大概是一样的。”

“不是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是中华民族都能歌善舞，不信你去全国广场上看看？”库尔班江说。

“我是中国公民，我把祖国当做妈妈”

库尔班江很清楚，自己身上也贴满了标签：摄影师、导演、作家、企业家，甚至演说家，但他只认可一个，那就是摄影师。他希望可以跳出新疆、民族的身份，做一个“中国公民”，“新疆人不是这个国家的客人，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我们也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我们的家庭在奋斗，也在为中国现代化做出贡献，”他在港大的演讲中说道。

“有很多人说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去做这些事），我说对不起不是的，我是中国公民，公民是有权利的，所以我才要做《我从新疆来》。”

但库尔班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尤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维族中国公民。库尔班江和《我从新疆来》被官方选中，成为中国推给外部世界的一个范例，一个窗口。他很明白其中的政治。

现在，《我从新疆来》已经被翻译成九种不同的语言，库尔班江亦被邀请在全球多所高校，包括斯坦福、哈佛等，进行主题演讲。在新疆，普通人申请护照的程序异常困难和繁琐。2016年末，新疆数个地区的警方要求当地居民将护照交予公安部门保管。但库尔班江如此频繁地出国却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多限制。

他承认，在办理程序和过关安检时确实是“严格一些”。但他觉得，很多事情不能要求那么高，“毕竟我们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国家走的步伐太快、发展太快，难免有缺陷，需要一个缓冲。”

在香港大学的演讲后，有一个观众对他说：“你能够出国做这些演讲，自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显示了在中国也可以自由发表关于少数民族意见的包容。我觉得，祖国其实只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爸爸，他只是很爱面子，但心里是为我们好的，我们理解一下他，让祖国有更多时间成长吧。”

库尔班江回答：“中宣部也许对我在海外的宣传很开心吧，这就是一种互利。而且你刚才说的话我特别赞同，我把祖国当做妈妈。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不可能会越来越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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