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動、自願、愛國與盲目：三部影片，三個不同的「六七」故事

2017年4月23日，講述六七暴動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在香港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播映會途中，來了幾個不速之客。

「你為什麼不用我的訪問？」70歲的陸德成未經邀請，猝然走到台上喝問導演羅恩惠，他當年是左派份子、六七暴動的參與者。與陸德成同行的還有兩人，自稱《大公報》記者，在禮堂後面大聲叫嚷：「你答呀？你為什麼不答？」現場義工見狀護送羅恩惠離開，但兩名《大公報》記者仍窮追不捨，有義工跟後來加入的一名《大公報》攝影記者推撞時受傷。

場內觀眾愕然，不久紛紛離場，羅恩惠則一臉疑惑——事後羅恩惠向端傳媒記者表示，她從未採訪過陸德成。在《消失的檔案》展開社區放映的兩個月裏，這不是羅恩惠第一次在現場遭遇質疑甚至襲擊。3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放映會上，幾名左派老人在提問環節連珠炮發，指紀錄片未反映他們認為的「真相」。

1967年5月，中國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香港左派也受極左風潮影響，呼籲群眾暴力鬥爭，八個月內，他們在香港各地投放8074個真假土製「菠蘿」（炸彈），造成51人死亡、830多人受傷，2077人入獄，為香港二戰後最激烈的暴力衝突。

8074個

暴動之後，無論中國政府、英國政府，還是香港政府對六七暴動的起因、經過和評價都諱莫如深。六七暴動的官方歷史至今語焉不詳，而歷史教科書，甚至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香港故事」都只有寥寥數句描述「六七」。

50年過去，當年的親歷者在多年沉默之後，重又積極發言，試圖以各自的角度，闡釋這段歷史。當年的參與者是自願還是受煽動？群眾和政府，當年誰先挑釁、先使用暴力？在泥沙俱下的記憶戰場裏，有人希望「六七」只是歷史事件，應該趕快翻頁；但也有人認為，這裏充斥着權力與謊言的未癒傷口，歷史直接照進今天。

紀錄片導演羅恩惠花了四年時間，遍查繁瑣的資料和檔案製作成的《消失的檔案》，來源於她對未愈傷口的不甘心：「我不能忍受謊言」，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她說，不能忍受這樣一段重要的歷史，始終處在被扭曲的境地，而歷史，其實沒有過去。

除了《消失的檔案》，今年亦有兩齣關於六七的劇情片上演，分別為《五月》和《中英街一號》，前者豪言是「香港史上第一套正面說『六七』的劇情片」，後者則直接將六七和時下社運放在一起比對。記憶之爭，無聲而煙滾滾。

石中英「正面說六七」：「純粹商業」「戲劇虛構」

「『六七』是一場很大的『洗腦』運動」，這是火石文化創辦人石中英（原名楊宇杰）的歷史界定。

石中英現年66歲，當年因參加六七暴動而成為少年犯，俗稱「YP仔」（young prisoner）。13歲起，家道中落的石中英搬到木屋區生活，他自言與工人、勞動階層接觸多了，反殖思想日趨強烈，當上被視為灰線（注：中共在港的隠蔽黨組織）的左派刊物《青年樂園》的送報員。1967年盛夏，大陸文革硝煙四起、中共香港工委高呼打倒港英殖民主義時，16歲的他「什麼也不知，只知要站在工人一邊」，於是聯合官校同學組織「六七戰鬥隊」，印小報寫文章，內容「來來去去都三幅被 —— 愛國無罪、抗暴有理，最強烈那句，就是粉碎奴化教育」。

這些刊物令他坐牢18個月。他回憶說，當時在赤柱兒童感化院，英國籍院長表示「反對我們（港英）統治就應被押解出境」，他不能接受，駁斥院長，並自稱其後遭到黑社會毆打，「打了差不多兩小時，遍體鱗傷，全身紅色，血浮於面」。

石中英是否曾遭受過暴力對待，目前仍屬於無法驗證的歷史。但石中英堅稱，正是這樣的經歷，讓他愈發覺得「自己沒錯」。

50年後的今天，他說自己因為「愛國」，因此是「光榮的犯人」。他一直反對「六七暴動」這個說法，只是稱之為「六七事件」。並在最近十年，試圖為此正名。

石中英於2012年成立出版公司火石文化，出版叢書、拍紀錄片、構思舞台劇，為「搶救六七」，應有盡有。由於成本高昂，一直有人懷疑石中英背後的資金來源，他則不斷強調「自己是做生意，錢是自己的」。

「死了50多人，2000人判監，還有52個在摩星嶺（註：域多利道扣押中心，曾屬於皇家香港警務處政治部），他們被押時沒有經過審訊。如此轟動的事件，但五年前，香港只有三本半書，太奇怪了吧。」石中英說。

今年，他還與導演黎文卓合作，將出品一套耗資幾百萬、名叫的《五月》的電影，豪言是「香港史上第一套正面說『六七』的劇情片」。

這次不是石中英、黎文卓首次合作。兩人對「六七」有相似的立場，2012年，六七暴動45週年時，他們就曾製作紀錄片《六七回望》，影片呈現了大量警察動武的場面，並指左派放土製炸彈是「愛國同胞在『文鬥』已盡出辦法下的唯一辦法」。

五年之後，他們再度聯袂推出《五月》，這部電影基於繪本《五月無家》和音樂劇《那年五月》製作，而《五月無家》的藍本，是按照工會書記家庭出身的黎文卓經歷而寫的，其中一幕講述警察做假炸彈嫁禍左派。

六七被界定為暴動的最重要原因，來自當時在全城投放的8000多顆炸彈。而電影卻凸顯「假炸彈」和「嫁禍」，這是試圖以影視方式為「左仔」說話，甚至扭曲史實嗎？

黎文卓一聽，不消半秒便回答：「當然是戲劇虛構，但也不敢說沒有，是當時的傳言。這只是推斷，猜測會不會有人為了出位，為了升職，會做這些事，戲劇任你講。」石中英否認電影有政治目的，黎則堅持《五月》是「純粹一套商業電影」，「減去政治元素，故事為先，當然裏頭不少都是虛構，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都衍生了很多故事。」

截至發稿前，《五月》尚未發布預告片。除了計畫今年下半年在香港和大陸影院放映，他們還希望《五月》能打入香港校園。在石中英看來，50年前，自己「愛國、反殖」，「你說他們『戇居』（粵語俚語，指傻、笨）也好，可是不少有赤子之心，他們準備犧牲自己來做愛國行動」；而50年後，香港年輕人「爭取民主、普選」，和自己當年是有共通點的：「大家都是理想主義的青年，是受到鎮壓的抗爭者」。

不過，在公開場合，石中英從不要求當局為六七中的香港左派平反。他說中英兩國都不願再提此事，而特區政府立場被動，「平反是不現實」，而自己已經放下了恩怨情仇，快上映的《五月》，也把主題定位在「放下」。

「六七」與「雨傘」可以比嗎？趙崇基說，想了解憤怒從何來？

將六七與雨傘對比的，不只石中英一人。接受採訪時，導演趙崇基反覆掀着兩張照片，一張是1967年警察投擲催淚彈驅趕工人，而另一張是2014年，雨傘運動參與者在催淚濃煙下倉皇逃跑。

他執導的電影《中英街一號》同樣講述六七，耗資300萬，計劃在2017年下半年上映。這部電影的源頭，也是來自2010年石中英的邀請，部分資金亦由石中英提供。趙崇基回憶，當年會面時，石中英侃侃而談自己年少時的遭遇，又介紹多位六七「YP仔」給自己認識：「他們解釋為何『反英抗暴』，說自己為了崇高理想抗爭，是熱血、愛國，覺得港英統治出了很大問題。」趙崇基說，自己被這些故事打動。

趙崇基自言2014年參與過雨傘運動，了解「六七暴動」後，感覺「有些似曾相識的畫面」，「他們都是因不同之名走上街頭，最後被政權驅趕」，他表示因此希望電影不光刻劃六七青年，還要放諸時下，「描繪兩代人的一腔熱血」。

於是，《中英街一號》便由1967年和2019年兩個故事組成。兩個年代的角色，均由游學修、廖子妤和小野三位新晉演員飾演。故事中，他們因不同原因參與，或捲入社會運動，然後遭到打壓，在重重波折中反思社會運動的意義。

不過，《中英街一號》對六七暴動時滿地炸彈的場景着墨不多，也鮮有提及暴動受文革、左派報紙的推波助瀾，「六七」參與者似乎思想自主而手段乾淨，電影似乎主動忽略了群眾運動背後的國家行為，這來自趙崇基怎樣的歷史認知？

趙崇基1961年生於一個工會家庭、成長於香港「認中關社」火紅年代，接受訪問時，他承認六七暴動中有不少暴力、流血，甚至放炸彈的場面，參與者也受到中國文革極左思潮煽動，但他覺得「我們不能因此否定有些是熱血，真心希望解決社會不公的青年，當然比例佔據多少，我不知道，可能是少數」。

創作總存在選擇，大家要有胸襟接受。我不能完全按照當年的事實拍，我做不到，也沒有一套電影做到。

但《中英街一號》選擇了將主人翁設定為一個理想青年。趙崇基對此的解釋是：「很簡單，就是考慮到劇本的可觀性，我只想呈現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創作總存在選擇，大家要有胸襟接受。我不能完全按照當年的事實拍，我做不到，也沒有一套電影做到。」

似乎希望與《五月》作出區分，趙崇基補充道，「但我不會刻意在電影裏刪改歷史，說警察嫁禍『左仔』，在清華街放炸彈。假若我這樣寫，我就是一個離譜的創作人。但現在的確有舞台劇如此演繹。」他提及的清華街炸彈事件，是指1967年8月20日，8歲的黃綺文及其2歲（或有稱3歲）的弟弟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誤觸土製炸彈慘死，全城嘩然，兇手至今未明，但這一姐弟之死成為六七暴動分水嶺，市民由同情左派，轉為支持港英政府鎮壓暴力的左派份子。

不少年輕人對把自己所經歷的當下香港的反抗，與六七暴動相提並論，感到不滿。趙崇基說：「我在課堂上跟學生說起這部電影，不少學生也訝異為何我把他們和六七暴動放在一起，『是不是你覺得我們做的事差不多』？」但他重申自己「只想說一個感人故事，讓大家思考歷史教訓，想想為何兩代年輕人都一樣憤怒」。

羅恩惠：回到歷史，重現權謀，尋找真相

羅恩惠四年前開拍《消失的檔案》，最初是因為同情六七「YP仔」。

1967年，羅恩惠5歲，兒時居住玩耍的大埔小區就是暴動第一個炸彈爆炸現場，但長大後她對此印象寥寥，加上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的父親不想女兒沾手政治，至鮐背之年去世，對「六七」一字不提。

2012年，羅恩惠透過昔日傳媒界好友屈穎妍，認識到當年的「六七」參與者。羅恩惠憶述，看到這群半世紀前的少年犯、香港最重要一段歷史的親歷者如今垂垂老矣，她希望保留他們的故事。

在香港新聞業，羅恩惠工作超過30年，曾在數家電視台供職。為了研究「六七」，2013年一至八月，她常跑到香港歷史檔案館翻資料，如同做深度調查報導一樣，挖掘六七暴動歷史，但想不到在檔案館的電腦裏輸入了50多個關鍵字，只看到一段為時21秒、左派群眾與防暴警察對峙的影像，沒任何衝突場面，影像中旁白說道：「1967年，是香港警察最忙碌的一年…… 」

「明明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是一件大事，文件應齊全，偏偏，政府影像不翼而飛，檔案、記錄下來的文字又不見。」羅恩惠覺得很奇怪。

她矢意找尋更多六七暴動的真相，開始翻閱舊報紙、訪問親歷者。對她來說，歷史是需要被再現的事實，並不是虛構故事。在尋找中，羅恩惠對檔案資料發掘得越多，就越發現左派很多說法，有太多漏洞甚至「騙局」。

舉例說，左派聲稱當年在新蒲崗人造膠花廠決定發難，是因為防暴隊在那裏打死了一名青年。根據《工聯會與你同行——65週年文集》，1967年5月11日，港英防暴隊「活活打死了年僅13歲的少年陳廣生，製造了新蒲崗第二次血案」。翌日，《大公報》報導說，左派領袖楊光定性事件為「反華事件」，認為港英當局「蓄意要玩火，那就來吧」，呼籲群眾鬥爭，並要求港英政府「嚴懲兇手，賠償一切損失」。

不過，研究「六七」多年的資深新聞人張家偉對此案有另一查證。其專著《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指出，陳廣生根本不是死在新蒲崗人造膠花廠，而是在黃大仙徙置區身故的；除了左派報章，其他媒體紛紛表明，陳廣生是被騷動者投擲的石塊擊中致死，與防暴隊無關，其後即便鬥委會向陳母致送五百元慰問金，亦被婉拒。

羅恩惠指出，這只是眾多被扭曲的歷史的其中一段。

再比如，1967年7月16日，港九油漆工會工友蔡南被殺。左派報章《大公報》、《文匯報》皆說蔡南當時正參與工務局九龍機械部工人徐田波悼念會，期間潛伏的港英特務想傷害左派年輕人，蔡南挺身而出保護他們，被無辜槍殺；不過，按《明報》報導，蔡南當日是在唐樓上看到警察，立刻衝到街上掟玻璃樽掟石，警察看到他身上有斧頭和三角銼，才射殺他。

「我不能忍受謊言，」羅恩惠說，她自言對真相有潔癖，而陳廣生和蔡南的故事是冰山一角，她還找出了很多「假到唔假」（假得不能再假）的故事。她表示，最初她誤信了這些故事，製作了紀錄片初版《疾風烈火1967》，但後來一路追尋，發覺不少情節離事實很遠。

2013年起，佔領中環如箭在弦。羅恩惠指出，同年底，這群香港老左被召喚上深圳開集思會，說國家需要他們動員起來，批判「佔中」、抵抗外國勢力入侵。羅恩惠因此與「老左」政見分歧，越走越遠，關係更變得緊張，後來惡化至左派出言攻擊。

羅恩惠憶及，雨傘運動爆發後，「左派」中人經常傳假文宣給羅恩惠，表示「看到記者、學生被打的新聞，想要打死他們」。她為此跟「左派」中人吵起來，亦越發覺到，這段歷史沒有過去，「50年過去，左派宣傳、動員的行為，跟以前並無分別」。

2015年4月，努力搜羅六七歷史素材超過兩年的羅恩惠意外獲得了六七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的《六七筆記》。這本筆記來自吳荻舟的女兒吳輝，不到巴掌大，僅存84頁，記錄了六七期間臨時成立的「港澳聯合辦公室」在5月26日至8月8日之間的會議重點。當時，吳荻舟是聯辦「群眾組組長」，負責聯絡香港，遇重大問題即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

這本日記成為《消失的檔案》最重磅的歷史資料，也讓羅恩惠紀錄片的問題意識，自同情少年犯，慢慢轉換到拆穿謊言、還原歷史事件，更在製作即將收尾之際，迎來第二次轉折：六七暴動，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研究84頁的筆記後，羅恩惠發現，「六七」盲動，是因為香港工委和左派擔心不跟從大陸文革的鬥爭路線就會失去權力，最終胡亂鼓吹群眾鬥爭才釀成恐怖事件。吳荻舟的筆記提到，1967年6月下旬，暴動洶湧之時，吳荻舟抵住極左風潮，截停以華潤公司總經理名義訂購、當時已送到深圳的8400把甘蔗刀來港，防止了一場血戰。此外還有阻截廣州海運局的一批槍支上岸、試圖撤回遞交給周恩來的報告以阻止火燒英國代辦處等記錄。吳輝在2016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披露，吳荻舟在筆記中寫道，「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影響了工委對總理指示精神和港澳長期方針政策界線的分寸。」

羅恩惠表示，她這些年採訪過很多人，認識了很多曾身陷囹圄的「左派」，但他們很少高喊「愛國無罪，反殖有理」，堅持自己沒錯；「他們只覺得自己被玩，隨之然被拋棄，卻一直吞聲忍氣」。她如今仍然對一位曾任工會「書記仔」的老婆婆的經歷念念不忘：

1967年7月下旬，港英政府開始搜查工會，工會慌張。為了宣示「反英」姿態，工會不顧當時禁止張貼煽動性標語的緊急法令，着「書記仔」貼《大公報》、《文匯報》到大樓外，當「書記仔」及同伴們正在張貼報章時，埋伏在大樓附近的警察馬上包圍並拘捕他們。

「書記仔」被判監一年多，坐牢後，她弟弟告訴她這樣一幕——當時他踏單車經過，看到「書記仔」被捕上車；與此同時，工會一個領導正下樓，一看到警察捉人，即朝另一邊拔足逃走。後來，「書記仔」一出獄便找領導當面對質。領導聽後，若無其事地回答：「當然啦，蛇無頭不行，我當然要走。」「書記仔」把這句話記了一輩子。

「原來領導在出事後不保護大家，而是逃之夭夭。他們最後不用坐牢，不需要負任何後果，其他人為他們負後果。」羅恩惠說。

自2017年3月8日首映，《消失的檔案》全城矚目，羅恩惠忙於社區放映和為《消失的檔案》眾籌，截至5月2日，項目已經籌得超過34萬，放映超過33場，吸引6000多人入場觀看。

這部以還原歷史為志願的影片，也激怒了不少左派。羅恩惠說，一些左派老人不斷往她頭上扣帽子，詆毀她「漢奸」、「走狗」，甚至最近開始誣捏她為「反華反共小丑」，但也有一些當年的親歷者，在觀影後與羅恩惠分享了更多六七故事。她目前正計畫巡迴放映後，好好靜下來寫一本書，將那些未被展現的故事「放在我的口述歷史裏」。

這是香港人的歷史，政府首先不能避而不談

對歷史話語權的爭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場，真相，只有靠更多、更公開的紀念、討論、專業研究，才能漸漸浮現。

1956年雙十節，香港爆發右派暴動，事後港英政府撰寫了《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完備的記錄了整場暴動的來龍去脈；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5仙，引發九龍騷亂，政府發布《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唯獨1967年左派暴動過後，政府掩蓋事件，只粗略寫下調查報告《香港1967年發生的事》（Events in Hong Kong–1967），前因後果，語焉不詳。

即便50年後，羅恩惠、趙崇基等導演試圖從不同角度講述六七暴動，但仍然受到各方阻力。趙崇基表示，《中英街一號》最初申請香港電影發展局旗下的電影發展基金時，被指「不夠商業化」而不獲資助；到禁區沙頭角取景，被警方以「能探親，能旅遊，但沒有拍戲這選項」拒絕；選角更是十分困難：「這真精彩，以往我認識很多演員，很熟，有些甚至說『只要你找我拍戲，我不收錢都行」，豈料一聽到是關於『六七』，隨即說『政治要想想』、『我還要上大陸，會不會有問題』。」

羅恩惠亦指出，《消失的檔案》申請參與香港國際電影節被拒絕，她引述電影節總監稱，拒播理由是影片「旁白太刺耳」，並指出該影片「零藝術成分」，但其後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其後發聲明否認指控，指羅恩惠的引述失實，強調選片原則以藝術考慮先行，盡可能是集體決定。

在「六七」五十週年的當下，香港官方至今沒有舉辦任何紀念活動、講座，彷彿那一場歷時八個月的暴動從未發生過。

而無論站在詮釋歷史的哪一個立場，令各方一致憂慮的是，香港仍欠奉《檔案法》，歷史檔案保存不受保障，存放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六七」檔案殘缺不全。

石中英憶述，早幾年，他曾經致電寫過《英方絕密檔案曝光——六七暴動秘辛》、任職過《經濟日報》的梁家權，詢問能否把英國解密檔案買回香港，「他立刻說：『不要玩我吧，我找了五個記者，留在英國五個月，出了這本書，到現在七年了，還未賣到兩千本。』請問民間怎樣做？」他接着講，英國廣播公司新聞（BBC）存有齊全的「六七」錄像，「用最好的八釐米電影，問題是有沒有錢買，單單幾秒鐘就收逾千英鎊，民間何來有錢？政府又為什麼不出錢？」

我一直不理解，明明六七暴動就是一個大學研究議題，本應為一門大學的課。英方、中方，以致周邊板塊利益，如何讓事件產生變化，大家有不同的 presentations （表達方式）看待事件，這樣才是正常的做法。

而羅恩惠最氣憤的是，當年扣押六七暴動囚犯的摩星嶺集中營正在被活化改建，這個集中營俗稱「白屋」，曾經扣押52名「六七」要員，是歷史事件的重要現場。然而，2015年，政府計畫把這個扣押中心活化改建，預計到2018年8月，就會成為芝加哥大學香港分校。「六七」真相未明，六七暴動的歷史遺跡，卻已一步步逐漸消失。

單靠政府不行，羅恩惠認為，大學也應該積極投入六七研究。目前，除了香港中文大學啟動了六七親歷者口述歷史的紀錄項目外，其他一概空空如也。

「我一直不理解，明明六七暴動就是一個大學研究議題，本應為一門大學的課。英方、中方，以致周邊板塊利益，如何讓事件產生變化，大家有不同的 presentations （表達方式）看待事件，這樣才是正常的做法，」羅恩惠說，她最近積極聯繫與學術機構，「計畫以一個學術項目來做，令這件事延續下去。」

「我們要對歷史有敬虔的態度。這是香港人的歷史，我不相信香港人會袖手旁觀，」羅恩惠最後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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