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五一」勞動節專輯

專訪人類學家項飆(上):我們應該「認命」但不能「認輸」

「人們想通過流動衝破牢籠,但是又會發現有一個新的牢籠出現。」


本文下篇已於2017年5月1日刊出,點擊此處可閱。

對很多人來講,工作是一種「不認命」……我覺得,現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認命不認輸」

命是結構性地擺在那裏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夠從裏到外地對社會形成新的理解。

人類學家項飆說自己不像知識分子,卻像個調查員。
人類學家項飆說自己不像知識分子,卻像個調查員。圖:項飆提供

執教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項飆今年45歲,他覺得自己像是個幹體力活的。

「我像個調查員,不像知識分子」。

項飆出生於浙江温州,平日往返於英國、中國與日本之間,研究、教學,陪伴家人。近些年,他研究世界各地打工的中國東北移民。隨着 90 年代的市場化轉型與產業工人的「下崗」,大量來自東北城鄉的勞動力,通過中介到外國打工,再回到東北生活。項飆想知道,這些流動對他們和對中國社會意味着什麼。

1992年,就讀北大社會學系的二年級學生項飆,來到北京市郊的「浙江村」調查,最終以這裏為田野,完成了碩士論文《跨越邊境的社區》。項飆在浙江村內部看到新生的變革力量——一種改變社會、突破體制的活力。

碩士畢業,項飆前往牛津讀博。初到英國,他決心嘗試一個完全不熟悉的題目:研究流散海外的印度 IT 從業者,為此他耗費數年,輾轉於悉尼、海德拉巴和吉隆坡之間,險些沒能畢業。印度 IT 工人的勞力輸出從鄉鎮到大城市,從大城市到海外,在流動性、個人成功之外,項飆發現了多重不平等:傳統的社會分層繼續在新的經濟模式中改頭換面。

研究越做越多,項飆發現自己和文字的關係「不是很親密」——「我對文本不是很敏感,不是說讀不懂,而是覺得看很多當代的研究不太能激發思考,很模糊。」

項飆覺得調查材料像是個在手中跳動的活物,要把它轉化成接軌熱點理論的學術文章,就特別棘手。

「今天的學院工作,又要快又要拽,我這兩個都不行。」

他希望繼續探索中國人跟世界的關係——印度、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理解異文化的理念、傳統和智慧,反思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他說,這些工作比想像中難多了。

訪談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你從九十年代初開始關注「浙江村」,讀博的時候又轉向了印度,研究程序員的全球流動,之後又研究東北移民。你的研究一直是「全球」的,這裏面有沒有一條連貫的主線?

項飆(以下簡稱「項」):有,那就是流動,我研究的都是跨區域或者跨國界的人的流動。

我想我對流動感興趣,可能是因為它後頭有這樣一個矛盾:一方面大家對「為什麼要流動」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為了生活更好。這個「好」,是按照常規的主流意識來定義的,大家說怎麼好,就是好。所以你可以說流動在政治意義上是一種保守的生活策略,因為他沒有想到去改變大的社會結構,更不用說革命。很多情況下可以說流動是一種逃避,因為眼前的問題太困難了,要通過流動來解決。

但是在社會意義上,流動又是很不保守的。人在流動過程中能夠做什麼,流動過程當中會發生什麼,這些在一開始顯然是不明確的。按照我們常規的話講,思想比較開放、比較超前的一些人,才會流動。他要面對很多風險,而且要在流動中創造出許多新的做法,這些新的做法可能在中觀和宏觀上形成新的制度安排。

所以流動有意思,在於它同時有保守性和非保守性。它一方面會形成新的規則、新的制度,會挑戰、改變舊的一些做法。但這些新的做法,不一定形成質的突破變化,它往往又會很快形成新的等級關係,新的不合理的東西。原來人們想通過流動衝破牢籠,但是又會發現有一個新的牢籠出現。

端:在浙江村和東北移民的研究中,你都發現了這種結構嗎?

項:浙江村原來有兩個特色,一是它和總體的社會體制格格不入,具有很強的創新性;二是在其內部高度平等。這兩個特色現在都在消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資產變得空前重要,掌握資產的和不掌握資產的,彼此形成了很大的區隔。這倒不是完全因為流動本身再造了不平等的關係,這也和國家政策的干預分不開。我現在關注的東北移民,可能是更加明確的例子。

端:可不可以舉例介紹一下呢?

項:我 2000 年初開始關注東北。那時候我還在歐洲做博士論文,在國際移民組織做短期工作。當時去參加歐盟的一些會,不少人說東北成為了中國新的非法移民的輸出地。特別是在法國,這個說法流傳得很廣。

我當時覺得這個說法有點道理,因為東北從九十年代的後期開始國有企業改革,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徹底地私有化,大面積地「下崗」,下崗的工人拿了一定的買斷費,可以拿來出國。所以我覺得把國內的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和跨國移民聯繫起來,可能有點意思。

結果等我研究之後,發現情況完全不一樣。我 2004 年去遼寧調查,發現這個流動過程是被高度組織化的,不是說是有什麼蛇頭、非法移民這種組織,而是完全是由合法的中介在操作。而且 2002 年以後,國家允許私有企業進入「境外就業服務」,開闢了這麼一個新的中介產業。中介組織是一層一層的,最高的叫「窗口公司」,意思就是說你通過這個窗口才能走到世界上去,最下層在街道或者在鎮社區裏,叫「基地」,下面還有聯絡員。中間當然有不少所謂黑中介,也就是沒有政府特許資質的中介,但是這些中介經常都在正規中介的旗下,作為它們的代理而活動。因為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所以出國的費用也非常高,要六七萬。所以東北的移民跟我們在歐洲的想像——失業工人非法、無序湧向國外——是完全不一樣的。

端:在這種流動裏,如何觀察到了新的結構產生?

項:我調查的中心問題是,這麼一個中介秩序是怎麼形成的,怎麼把個體那種非常急切的,不成型的慾望,要出去求生存的那種慾望,換為這樣一個多層級、系統化的管理對象。這裏的管理並不是政府行為,而是私有的商業中介成為了事實上的管理者,它對勞務人員進行控制。

一般來說,普通人想出國,其意願經常是很模糊的,他們怎麼下定決心呢?經常是中介在最基層的「腿」,也就是聯絡員,在底下看誰可能會有出國意願。比方說,離婚的婦女,覺得生活沒有意思,時不時受到非議,就會是一個好的潛在出國者。她有慾望要改變生活,會比較願意在這方面花錢。

「腿」會跟她暗示,把有關資訊告訴她。然後可能會陪着她到「基地」,也就是在縣城或者鎮上有門臉的中介,去報名。報名後,就形成了一個「材料」,這個材料就往上一級中介報,最後到「窗口」。

這幾個層級,不僅是招聘的層級,還是控制的層級。比方說她去了日本,如果在日本違反了工廠的規定,工廠是不直接跟這個工人談的,他們會跟窗口公司聯繫。然後窗口公司找到下面的基地。

這時候,基地和聯絡員會找她家裏,跟(她的)父母或者愛人說,你的家人在日本做這樣那樣的事情,如果不懸崖勒馬的話,那可能就要被遣送回國,以前交的費用那就全部要泡湯,回國之後中介可能還要採取法律行動。這個一層一層的中介不僅把人招到,讓他們交錢,而且還要熟悉出國人員的家庭環境,能夠直接給出國人員造成道德和社會壓力,從而去規範(出國人員)在海外的行為。

端:這聽起來很像你在《全球「獵身」》裏面講到的,印度程序員的求職中介?

項:對,但比印度人的中介要精細多了。印度人的「勞力行」相當於勞務派遣公司,靠把員工派到大型公司做項目而賺錢。他們要控制員工,但是沒有像東北的中介那樣形成這一系列的社會,甚至是法律關係,把勞工「鎖住」。比如有的中介要出國人員找當地的公務員擔保。如果在國外跑了,當地的公務員有法律義務給中介賠錢。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新的相當嚴密的秩序在形成。你出國前的計劃、意願、去哪裏的選擇、怎麼交錢,出國後的行為,三年合同期滿後怎麼辦,都變成管理對象。在表面上,這種新的秩序完全是以市場規則運行的。商業性的中介機構為什麼要管你?為了賺錢。但是當你看他怎麼去賺錢的時候,他是要製造出一種支配關係,一種社會上和法律的支配關係,甚至是道德上的支配關係的。在這樣一個支配關係下面,他才能夠拿到錢。

出國打工對中國社會整體來說,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個現象,但是對越來越多新生代就業人口——70後,80後的這些人——來說,他們的生活就是越來越由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瑣現象構成的。他們這些人有很強的自我發展的慾望,但是沒有共同的階級意識,不和公共機構形成穩定的關係,甚至沒有穩定的工作,也不知道一輩子將來會怎麼樣。他們和社會的關係,不是一個群體和社會的關係。而是看他們在幹什麼。當他們在某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們成為某個系統的管理對象,但是當他們做另一件事情時,那又進入了另外一個系統。像出國這樣的個體行動是怎麼樣被組織起來,被管理起來的,可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社會總體上的變化。

傳統上中國人出國的目的,都是為了回來,衣錦還鄉,這是最高的目的。攝於四川綿竹。
「傳統上中國人出國的目的,都是為了回來,衣錦還鄉,這是最高的目的。」攝於四川綿竹。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端:這些移民勞工最後會定居在海外嗎?

項:不會。有一些去歐洲的,做護理工人、屠宰工人,做廚師的,可以移民,但是數量很小。大部分是三年以後一定要回來。

端:所以這些人想去日本或者想去歐洲的時候,他們對生活的想像是什麼樣的?他們去日本幾年,最後是會回來,那他們好像就並沒有完成真正的流動,不是說真正逃離了什麼東西,是這樣嗎?

項:是的。其實傳統上中國人出國的目的,都是為了回來。衣錦還鄉,這是最高的目的。在外面落地生根其實是比較新的一種想像。

東北農村的這些人出國,他要想的是什麼呢?不是一個法國夢或者說日本夢,他做的還是一個「中國夢」。

但問題是,他要在中國做中國夢的話,永遠也完成不了。你看房價天天在往上漲,以他在中國打工、務農,就不要再想了, 2016 年,玉米的價格下降 50%,這種情況下,你的中國夢——有房有車,結上婚,現在要不止三十萬——這個中國夢你永遠實現不了。

那你為了實現這個中國夢要怎麼辦呢?你要採取超常規的、超高速的、躍進式的積累辦法。出國就是一個辦法。

其實出國的工資並不一定比國內的工資高好多——以前是高出五六倍,現在也就是兩三倍。這個工資從常規來講,吸引力是不大的。大家知道,出國的社會成本還是很高的,你自己還得事先交那麼多錢,然後那麼多不確定性,捨家撇口出去。大家也都知道,出國幹的肯定是所謂「三低」工作,好的工作輪不到你。

那你為什麼還要去?一個重要原因倒不是說他掙到的絕對數目大,而是他掙到的都是「乾錢」。在國內你打零工,像幹建築,現在一天也有三百塊錢,但是在東北你一年幹不了幾個月,也就幹個五六個月;第二,你幹完活之後,工資不一定能拿到;第三,你工資剛拿到,就得跟朋友出去喝酒消費,每天娛樂,省不下多少錢。

在國外,正因為你完全沒有社會生活,沒有娛樂,天天工作,而且工資基本能夠保證支付,所以你能夠月月看到很高額的積蓄。

你其實是把自己作為一個社會人的交友、消費需求壓到最低,然後把自己積蓄的能量強迫性地放到最大。出國就是把自己扁平化為一個純粹的勞動者和積蓄者,從而能夠達到躍進式的積累。所以出國是為了躍進式地追求中國夢,完全不是在追求生活意義上的日本夢、法國夢或者美國夢。

端:這種很艱苦的生活,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沒有娛樂,沒有社交,難道不會讓一個人覺得自己過着極端受壓迫的生活嗎?

項:這個就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當你把自己單面化為一個經濟人,其他很多社會行為、倫理道德,以及中國語境下的「人情」這些東西,都簡化了。這其實是現在新秩序裏面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把那些東西給抽乾,然後一切都以利益計算作主導。

勞務人員作為最底層的人,他顯然不是這個系統的受益者,他是管理對象。羊毛出於羊身上,他就是這頭羊,所有的人都從他這裏拔毛,那他這頭羊為什麼還要跳進這個系統,這個火坑呢?他其實是這麼想的,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心理狀態:我今天做的東西確實是沒什麼價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後會做那個那個。先把手頭這個咬牙忍過去,今後回來我就好好過生活。既然眼前這個火坑離我最近,也許能撈到第一桶金,跳進去再說。

這個「以後好好過」,當然是個自欺欺人的謊言。我問一個出國人員身體怎麼樣。他說「哎呀,身體那是以後的事。有病了,能治,治;不能治,拖着。」他能不知道如果現在不注意身體,以後就來不及了嗎?但是他的生活狀態強迫他去這麼自欺。這種看似自願地,把自己作為人的多種需求擱置起來,其實是個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端:其實這聽起來像很多城市中產的考慮。比如說,在大公司工作的人,會說這幾年就拿命換錢,過了幾年我就辭職然後去周遊世界實現夢想,好像很類似。

項:是的,所以我這裏有一個概念,叫做「工作洞」。

他們去工作,就像跳到一個洞裏面,發瘋地工作,咬牙積蓄。幾年後從洞裏爬出來,歇一口氣。相對清閒地晃盪幾年,搞搞直銷、炒股、開個燒烤店再關掉。然後再跳進工作洞。人們跳進工作洞,帶一點英雄氣概。洞裏很苦,但是為了未來,你要忍。這是一種積累策略,甚至是投資策略,就把自己的生命、時間、精力,金錢進行投資。

現在討論很多的一個問題是,民工是不是新的無產階級或者說工人階級。我覺得這背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一方面你要看他的經濟行動的話,他確實是無產階級。他們作為無產階級的勞動,是中國經濟模式的基礎。而且你看他們在工作洞裏一天勞動十幾小時的情況,他們還不僅是一般的無產階級,可以說是超級無產者。但另一方面,從他們的主觀意識上講,從他自己的社會定位上講,他們不認為自己是產業工人。他們一心想要逃離產業工人這個身份,想着自己做個小生意,開個小店。民工也是這個想法——要回到自己的鎮上買房子——在社會和政治行為上非常堅定地模仿小資產階級。小有產者怎麼讓自己去做無產者的工作呢?就是靠把工作看作「工作洞」。

倒過來,「工作洞」也解釋了,為什麼無產者的勞動和工作經歷,沒有轉換成無產階級的社會意識和行動。傳統的無產階級成為無產階級,也是因為他們不得不入火坑,除了到工廠受剝削外沒有別的選擇。但是他們以洞為家,在這裏發展出朋友、戰友。工廠也就成為一個持久戰的戰場。洞裏開出新洞天。但是我們現在,人們不斷從一個洞跳到另外一個洞,所以很難有勞工組織,勞工的意識也很難沉澱下來。洞裏一片黑。大家用於界定自己的,似乎更是從一個洞跳到另外一個洞之間的那種「自由人」的感覺。

80 後民工的罷工行動,引起了不少關注。這背後是反映了他們的勞工和階級意識的成長,還是他們厭惡自己的勞動身份、個人意識張揚的一種反抗?可能兩種成分都有。但是如果說現在我們有一個已經成為社會主體的新工人階級,我覺得為時過早。

端:其實,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工作就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剝削和壓迫的,是嗎?

項:對,當然是。老闆跟他掙得不一樣,這是明擺着的。而且他對這個不平等更敏感,因為他心裏想的,就是要過上老闆的生活。但這裏的剝削的意思就不一樣了——他不覺得剝削是要反抗的、對他本質性價值的一種侵犯。他把它合理化、自然化了。

第一,他會覺得剝削是工作的一個前提。第二,他希望今後能夠轉化成老闆,能剝削別人。所以,如果你對自己在這個社會裏面的位置沒有清醒認識的話,那別人對你做的很多事情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樣了,你對你跟別人關係的理解,也就會完全不一樣。

我跟很多年輕的出國人員聊天的時候,發現有一個普遍態度,叫做「不認命,但是認輸」。很多人都不認命,這是說,他出生在農村,或者父母是下崗工人,但他不認命,他想着「我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一個新的人生境界」。然後折騰來折騰去,沒折騰出東西來,就認輸了,這時候他說:「哎呀現在我成熟了,認識到社會就是這個樣子,不認不行」。

我覺得,現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認命不認輸。要認命,就是你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做這樣一個工作,不要把這個東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東西,而是要把這個東西充分擁抱住,看清楚,為什麼你出生的家庭會是這樣?你究竟為什麼是做這樣的東西?然後,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不認輸,就是不要放棄自己的努力。

你不是想通過變得和別人一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永遠解決不了的。某幾個人運氣好,也許可以這樣改變命運,但是其他很多人還是這樣一個命。認了命,也就意識到,出生不是一個個體層面上的隨機事件,所謂上蒼和你開的一個玩笑。這個命是結構性地擺在那裏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夠從裏到外地對社會形成新的理解。這樣認了命,兩隻腳踏在實地上,也很自然的不容易認輸。

端:那是不是可以說,這些人出國就是為了所謂的向上流動的中國夢,那這個中國夢,是不是就是一個不認命的夢?

項:對,中國夢對很多人——對出生低的普通人來講,確實是一種不認命。或者說是一種很積極的、幻想的、熱情奔放的逃避主義。是對自己的「命」的逃避。這種逃避,呈現出一副咬牙切齒的奮鬥精神。

端:「不認命」,像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感覺,這是不是和美國夢差不多了?

項:和所有人都可以當總統的美國夢有點像。美國夢當然是一個巨大的謊言,但是它對等級是沒有很強的、發自內心的尊重。但是中國夢呢,我們對既定的等級有一種敬畏。我們吹牛說看到哪個官怎麼擺譜,談得非常津津有味,都是仰視。夢裏想的是「取而代之」,而對怎麼奮鬥、創新,其實大家是不太關心的。比如說在美國夢的謊言下面,小孩子跟家長聊天,說我崇拜一個人,那要說是因為這個人做了什麼東西。但中國家庭,在同樣的話題下,我的感覺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貢獻」這個問題。大家更多講那個人買了什麼車,買了什麼房子,家長也是這樣。在中國夢裏最牛逼的人是什麼人呢?是不付出努力而能夠得到很多的人,這是最高目標。

其實很多大學生、搞研究的也是這樣。都說這個大學、那個學者厲害,但是如果我們問他,這些大學、學者到底做了工作,有什麼貢獻,和你現在要做的事情有什麼實質關係,不一定能講清楚。都是抱着五顏六色的泡泡在飄,都想擠到大家認可的泡泡裏來。而不是去想這個系統是不是合理,該怎麼去改變。

當然,大家這麼想,首先是因為覺得改變系統太難了。做了貢獻不一定得到回報,又何必談貢獻。但是,這些泡泡在飄着,也是因為我們在抬舉它。我們至少可以在心理意識上把這些泡泡戳破,讓它們掉到地上來。至少可以開始學習怎麼從我今天做的事情出發,來看這個社會是怎麼構成的。

未來總是從現實裏長出來的。不先把現實是怎麼回事搞清楚,等未來真來了的時候,它可能就是一頭怪獸。

如果你願意付費成為我們的端會員,請按這裏

探索學院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