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下篇已於2017年5月1日刊出，點擊此處可閱。
對很多人來講，工作是一種「不認命」……我覺得，現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認命不認輸」
命是結構性地擺在那裏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夠從裏到外地對社會形成新的理解。
執教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項飆今年45歲，他覺得自己像是個幹體力活的。
「我像個調查員，不像知識分子」。
項飆出生於浙江温州，平日往返於英國、中國與日本之間，研究、教學，陪伴家人。近些年，他研究世界各地打工的中國東北移民。隨着 90 年代的市場化轉型與產業工人的「下崗」，大量來自東北城鄉的勞動力，通過中介到外國打工，再回到東北生活。項飆想知道，這些流動對他們和對中國社會意味着什麼。
1992年，就讀北大社會學系的二年級學生項飆，來到北京市郊的「浙江村」調查，最終以這裏為田野，完成了碩士論文《跨越邊境的社區》。項飆在浙江村內部看到新生的變革力量——一種改變社會、突破體制的活力。
碩士畢業，項飆前往牛津讀博。初到英國，他決心嘗試一個完全不熟悉的題目：研究流散海外的印度 IT 從業者，為此他耗費數年，輾轉於悉尼、海德拉巴和吉隆坡之間，險些沒能畢業。印度 IT 工人的勞力輸出從鄉鎮到大城市，從大城市到海外，在流動性、個人成功之外，項飆發現了多重不平等：傳統的社會分層繼續在新的經濟模式中改頭換面。
研究越做越多，項飆發現自己和文字的關係「不是很親密」——「我對文本不是很敏感，不是說讀不懂，而是覺得看很多當代的研究不太能激發思考，很模糊。」
項飆覺得調查材料像是個在手中跳動的活物，要把它轉化成接軌熱點理論的學術文章，就特別棘手。
「今天的學院工作，又要快又要拽，我這兩個都不行。」
他希望繼續探索中國人跟世界的關係——印度、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理解異文化的理念、傳統和智慧，反思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他說，這些工作比想像中難多了。
訪談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你從九十年代初開始關注「浙江村」，讀博的時候又轉向了印度，研究程序員的全球流動，之後又研究東北移民。你的研究一直是「全球」的，這裏面有沒有一條連貫的主線？
項飆（以下簡稱「項」）：有，那就是流動，我研究的都是跨區域或者跨國界的人的流動。
我想我對流動感興趣，可能是因為它後頭有這樣一個矛盾：一方面大家對「為什麼要流動」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為了生活更好。這個「好」，是按照常規的主流意識來定義的，大家說怎麼好，就是好。所以你可以說流動在政治意義上是一種保守的生活策略，因為他沒有想到去改變大的社會結構，更不用說革命。很多情況下可以說流動是一種逃避，因為眼前的問題太困難了，要通過流動來解決。
但是在社會意義上，流動又是很不保守的。人在流動過程中能夠做什麼，流動過程當中會發生什麼，這些在一開始顯然是不明確的。按照我們常規的話講，思想比較開放、比較超前的一些人，才會流動。他要面對很多風險，而且要在流動中創造出許多新的做法，這些新的做法可能在中觀和宏觀上形成新的制度安排。
所以流動有意思，在於它同時有保守性和非保守性。它一方面會形成新的規則、新的制度，會挑戰、改變舊的一些做法。但這些新的做法，不一定形成質的突破變化，它往往又會很快形成新的等級關係，新的不合理的東西。原來人們想通過流動衝破牢籠，但是又會發現有一個新的牢籠出現。
端：在浙江村和東北移民的研究中，你都發現了這種結構嗎？
項：浙江村原來有兩個特色，一是它和總體的社會體制格格不入，具有很強的創新性；二是在其內部高度平等。這兩個特色現在都在消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資產變得空前重要，掌握資產的和不掌握資產的，彼此形成了很大的區隔。這倒不是完全因為流動本身再造了不平等的關係，這也和國家政策的干預分不開。我現在關注的東北移民，可能是更加明確的例子。
端：可不可以舉例介紹一下呢？
項：我 2000 年初開始關注東北。那時候我還在歐洲做博士論文，在國際移民組織做短期工作。當時去參加歐盟的一些會，不少人說東北成為了中國新的非法移民的輸出地。特別是在法國，這個說法流傳得很廣。
我當時覺得這個說法有點道理，因為東北從九十年代的後期開始國有企業改革，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徹底地私有化，大面積地「下崗」，下崗的工人拿了一定的買斷費，可以拿來出國。所以我覺得把國內的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和跨國移民聯繫起來，可能有點意思。
結果等我研究之後，發現情況完全不一樣。我 2004 年去遼寧調查，發現這個流動過程是被高度組織化的，不是說是有什麼蛇頭、非法移民這種組織，而是完全是由合法的中介在操作。而且 2002 年以後，國家允許私有企業進入「境外就業服務」，開闢了這麼一個新的中介產業。中介組織是一層一層的，最高的叫「窗口公司」，意思就是說你通過這個窗口才能走到世界上去，最下層在街道或者在鎮社區裏，叫「基地」，下面還有聯絡員。中間當然有不少所謂黑中介，也就是沒有政府特許資質的中介，但是這些中介經常都在正規中介的旗下，作為它們的代理而活動。因為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所以出國的費用也非常高，要六七萬。所以東北的移民跟我們在歐洲的想像——失業工人非法、無序湧向國外——是完全不一樣的。
端：在這種流動裏，如何觀察到了新的結構產生？
項：我調查的中心問題是，這麼一個中介秩序是怎麼形成的，怎麼把個體那種非常急切的，不成型的慾望，要出去求生存的那種慾望，換為這樣一個多層級、系統化的管理對象。這裏的管理並不是政府行為，而是私有的商業中介成為了事實上的管理者，它對勞務人員進行控制。
一般來說，普通人想出國，其意願經常是很模糊的，他們怎麼下定決心呢？經常是中介在最基層的「腿」，也就是聯絡員，在底下看誰可能會有出國意願。比方說，離婚的婦女，覺得生活沒有意思，時不時受到非議，就會是一個好的潛在出國者。她有慾望要改變生活，會比較願意在這方面花錢。
「腿」會跟她暗示，把有關資訊告訴她。然後可能會陪着她到「基地」，也就是在縣城或者鎮上有門臉的中介，去報名。報名後，就形成了一個「材料」，這個材料就往上一級中介報，最後到「窗口」。
這幾個層級，不僅是招聘的層級，還是控制的層級。比方說她去了日本，如果在日本違反了工廠的規定，工廠是不直接跟這個工人談的，他們會跟窗口公司聯繫。然後窗口公司找到下面的基地。
這時候，基地和聯絡員會找她家裏，跟（她的）父母或者愛人說，你的家人在日本做這樣那樣的事情，如果不懸崖勒馬的話，那可能就要被遣送回國，以前交的費用那就全部要泡湯，回國之後中介可能還要採取法律行動。這個一層一層的中介不僅把人招到，讓他們交錢，而且還要熟悉出國人員的家庭環境，能夠直接給出國人員造成道德和社會壓力，從而去規範（出國人員）在海外的行為。
端：這聽起來很像你在《全球「獵身」》裏面講到的，印度程序員的求職中介？
項：對，但比印度人的中介要精細多了。印度人的「勞力行」相當於勞務派遣公司，靠把員工派到大型公司做項目而賺錢。他們要控制員工，但是沒有像東北的中介那樣形成這一系列的社會，甚至是法律關係，把勞工「鎖住」。比如有的中介要出國人員找當地的公務員擔保。如果在國外跑了，當地的公務員有法律義務給中介賠錢。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新的相當嚴密的秩序在形成。你出國前的計劃、意願、去哪裏的選擇、怎麼交錢，出國後的行為，三年合同期滿後怎麼辦，都變成管理對象。在表面上，這種新的秩序完全是以市場規則運行的。商業性的中介機構為什麼要管你？為了賺錢。但是當你看他怎麼去賺錢的時候，他是要製造出一種支配關係，一種社會上和法律的支配關係，甚至是道德上的支配關係的。在這樣一個支配關係下面，他才能夠拿到錢。
出國打工對中國社會整體來說，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個現象，但是對越來越多新生代就業人口——70後，80後的這些人——來說，他們的生活就是越來越由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瑣現象構成的。他們這些人有很強的自我發展的慾望，但是沒有共同的階級意識，不和公共機構形成穩定的關係，甚至沒有穩定的工作，也不知道一輩子將來會怎麼樣。他們和社會的關係，不是一個群體和社會的關係。而是看他們在幹什麼。當他們在某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們成為某個系統的管理對象，但是當他們做另一件事情時，那又進入了另外一個系統。像出國這樣的個體行動是怎麼樣被組織起來，被管理起來的，可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社會總體上的變化。
端：這些移民勞工最後會定居在海外嗎？
項：不會。有一些去歐洲的，做護理工人、屠宰工人，做廚師的，可以移民，但是數量很小。大部分是三年以後一定要回來。
端：所以這些人想去日本或者想去歐洲的時候，他們對生活的想像是什麼樣的？他們去日本幾年，最後是會回來，那他們好像就並沒有完成真正的流動，不是說真正逃離了什麼東西，是這樣嗎？
項：是的。其實傳統上中國人出國的目的，都是為了回來。衣錦還鄉，這是最高的目的。在外面落地生根其實是比較新的一種想像。
東北農村的這些人出國，他要想的是什麼呢？不是一個法國夢或者說日本夢，他做的還是一個「中國夢」。
但問題是，他要在中國做中國夢的話，永遠也完成不了。你看房價天天在往上漲，以他在中國打工、務農，就不要再想了， 2016 年，玉米的價格下降 50%，這種情況下，你的中國夢——有房有車，結上婚，現在要不止三十萬——這個中國夢你永遠實現不了。
那你為了實現這個中國夢要怎麼辦呢？你要採取超常規的、超高速的、躍進式的積累辦法。出國就是一個辦法。
其實出國的工資並不一定比國內的工資高好多——以前是高出五六倍，現在也就是兩三倍。這個工資從常規來講，吸引力是不大的。大家知道，出國的社會成本還是很高的，你自己還得事先交那麼多錢，然後那麼多不確定性，捨家撇口出去。大家也都知道，出國幹的肯定是所謂「三低」工作，好的工作輪不到你。
那你為什麼還要去？一個重要原因倒不是說他掙到的絕對數目大，而是他掙到的都是「乾錢」。在國內你打零工，像幹建築，現在一天也有三百塊錢，但是在東北你一年幹不了幾個月，也就幹個五六個月；第二，你幹完活之後，工資不一定能拿到；第三，你工資剛拿到，就得跟朋友出去喝酒消費，每天娛樂，省不下多少錢。
在國外，正因為你完全沒有社會生活，沒有娛樂，天天工作，而且工資基本能夠保證支付，所以你能夠月月看到很高額的積蓄。
你其實是把自己作為一個社會人的交友、消費需求壓到最低，然後把自己積蓄的能量強迫性地放到最大。出國就是把自己扁平化為一個純粹的勞動者和積蓄者，從而能夠達到躍進式的積累。所以出國是為了躍進式地追求中國夢，完全不是在追求生活意義上的日本夢、法國夢或者美國夢。
端：這種很艱苦的生活，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沒有娛樂，沒有社交，難道不會讓一個人覺得自己過着極端受壓迫的生活嗎？
項：這個就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當你把自己單面化為一個經濟人，其他很多社會行為、倫理道德，以及中國語境下的「人情」這些東西，都簡化了。這其實是現在新秩序裏面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把那些東西給抽乾，然後一切都以利益計算作主導。
勞務人員作為最底層的人，他顯然不是這個系統的受益者，他是管理對象。羊毛出於羊身上，他就是這頭羊，所有的人都從他這裏拔毛，那他這頭羊為什麼還要跳進這個系統，這個火坑呢？他其實是這麼想的，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心理狀態：我今天做的東西確實是沒什麼價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後會做那個那個。先把手頭這個咬牙忍過去，今後回來我就好好過生活。既然眼前這個火坑離我最近，也許能撈到第一桶金，跳進去再說。
這個「以後好好過」，當然是個自欺欺人的謊言。我問一個出國人員身體怎麼樣。他說「哎呀，身體那是以後的事。有病了，能治，治；不能治，拖着。」他能不知道如果現在不注意身體，以後就來不及了嗎？但是他的生活狀態強迫他去這麼自欺。這種看似自願地，把自己作為人的多種需求擱置起來，其實是個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端：其實這聽起來像很多城市中產的考慮。比如說，在大公司工作的人，會說這幾年就拿命換錢，過了幾年我就辭職然後去周遊世界實現夢想，好像很類似。
項：是的，所以我這裏有一個概念，叫做「工作洞」。
他們去工作，就像跳到一個洞裏面，發瘋地工作，咬牙積蓄。幾年後從洞裏爬出來，歇一口氣。相對清閒地晃盪幾年，搞搞直銷、炒股、開個燒烤店再關掉。然後再跳進工作洞。人們跳進工作洞，帶一點英雄氣概。洞裏很苦，但是為了未來，你要忍。這是一種積累策略，甚至是投資策略，就把自己的生命、時間、精力，金錢進行投資。
現在討論很多的一個問題是，民工是不是新的無產階級或者說工人階級。我覺得這背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一方面你要看他的經濟行動的話，他確實是無產階級。他們作為無產階級的勞動，是中國經濟模式的基礎。而且你看他們在工作洞裏一天勞動十幾小時的情況，他們還不僅是一般的無產階級，可以說是超級無產者。但另一方面，從他們的主觀意識上講，從他自己的社會定位上講，他們不認為自己是產業工人。他們一心想要逃離產業工人這個身份，想着自己做個小生意，開個小店。民工也是這個想法——要回到自己的鎮上買房子——在社會和政治行為上非常堅定地模仿小資產階級。小有產者怎麼讓自己去做無產者的工作呢？就是靠把工作看作「工作洞」。
倒過來，「工作洞」也解釋了，為什麼無產者的勞動和工作經歷，沒有轉換成無產階級的社會意識和行動。傳統的無產階級成為無產階級，也是因為他們不得不入火坑，除了到工廠受剝削外沒有別的選擇。但是他們以洞為家，在這裏發展出朋友、戰友。工廠也就成為一個持久戰的戰場。洞裏開出新洞天。但是我們現在，人們不斷從一個洞跳到另外一個洞，所以很難有勞工組織，勞工的意識也很難沉澱下來。洞裏一片黑。大家用於界定自己的，似乎更是從一個洞跳到另外一個洞之間的那種「自由人」的感覺。
80 後民工的罷工行動，引起了不少關注。這背後是反映了他們的勞工和階級意識的成長，還是他們厭惡自己的勞動身份、個人意識張揚的一種反抗？可能兩種成分都有。但是如果說現在我們有一個已經成為社會主體的新工人階級，我覺得為時過早。
端：其實，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工作就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剝削和壓迫的，是嗎？
項：對，當然是。老闆跟他掙得不一樣，這是明擺着的。而且他對這個不平等更敏感，因為他心裏想的，就是要過上老闆的生活。但這裏的剝削的意思就不一樣了——他不覺得剝削是要反抗的、對他本質性價值的一種侵犯。他把它合理化、自然化了。
第一，他會覺得剝削是工作的一個前提。第二，他希望今後能夠轉化成老闆，能剝削別人。所以，如果你對自己在這個社會裏面的位置沒有清醒認識的話，那別人對你做的很多事情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樣了，你對你跟別人關係的理解，也就會完全不一樣。
我跟很多年輕的出國人員聊天的時候，發現有一個普遍態度，叫做「不認命，但是認輸」。很多人都不認命，這是說，他出生在農村，或者父母是下崗工人，但他不認命，他想着「我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一個新的人生境界」。然後折騰來折騰去，沒折騰出東西來，就認輸了，這時候他說：「哎呀現在我成熟了，認識到社會就是這個樣子，不認不行」。
我覺得，現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認命不認輸。要認命，就是你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做這樣一個工作，不要把這個東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東西，而是要把這個東西充分擁抱住，看清楚，為什麼你出生的家庭會是這樣？你究竟為什麼是做這樣的東西？然後，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不認輸，就是不要放棄自己的努力。
你不是想通過變得和別人一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永遠解決不了的。某幾個人運氣好，也許可以這樣改變命運，但是其他很多人還是這樣一個命。認了命，也就意識到，出生不是一個個體層面上的隨機事件，所謂上蒼和你開的一個玩笑。這個命是結構性地擺在那裏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夠從裏到外地對社會形成新的理解。這樣認了命，兩隻腳踏在實地上，也很自然的不容易認輸。
端：那是不是可以說，這些人出國就是為了所謂的向上流動的中國夢，那這個中國夢，是不是就是一個不認命的夢？
項：對，中國夢對很多人——對出生低的普通人來講，確實是一種不認命。或者說是一種很積極的、幻想的、熱情奔放的逃避主義。是對自己的「命」的逃避。這種逃避，呈現出一副咬牙切齒的奮鬥精神。
端：「不認命」，像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感覺，這是不是和美國夢差不多了？
項：和所有人都可以當總統的美國夢有點像。美國夢當然是一個巨大的謊言，但是它對等級是沒有很強的、發自內心的尊重。但是中國夢呢，我們對既定的等級有一種敬畏。我們吹牛說看到哪個官怎麼擺譜，談得非常津津有味，都是仰視。夢裏想的是「取而代之」，而對怎麼奮鬥、創新，其實大家是不太關心的。比如說在美國夢的謊言下面，小孩子跟家長聊天，說我崇拜一個人，那要說是因為這個人做了什麼東西。但中國家庭，在同樣的話題下，我的感覺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貢獻」這個問題。大家更多講那個人買了什麼車，買了什麼房子，家長也是這樣。在中國夢裏最牛逼的人是什麼人呢？是不付出努力而能夠得到很多的人，這是最高目標。
其實很多大學生、搞研究的也是這樣。都說這個大學、那個學者厲害，但是如果我們問他，這些大學、學者到底做了工作，有什麼貢獻，和你現在要做的事情有什麼實質關係，不一定能講清楚。都是抱着五顏六色的泡泡在飄，都想擠到大家認可的泡泡裏來。而不是去想這個系統是不是合理，該怎麼去改變。
當然，大家這麼想，首先是因為覺得改變系統太難了。做了貢獻不一定得到回報，又何必談貢獻。但是，這些泡泡在飄着，也是因為我們在抬舉它。我們至少可以在心理意識上把這些泡泡戳破，讓它們掉到地上來。至少可以開始學習怎麼從我今天做的事情出發，來看這個社會是怎麼構成的。
未來總是從現實裏長出來的。不先把現實是怎麼回事搞清楚，等未來真來了的時候，它可能就是一頭怪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