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六七暴動

葉健民:戴麟趾的第二戰場──六七暴動的英方內部角力

六七期間,港英的每一個部署、每一種策略,背後其實都是英方內部不同部門的意見交鋒和討價還價的成果。


六七暴動。
葉健民:六七暴動期間,港英同時面對兩個戰場,外有左派示威,內有英方不同部門的挑戰。圖:香港舊照片

對於六七暴動,我們大多時候關注的,是左派與港英如何角力周旋,又或者左派內部怎樣部署回應。坊間分析比較少的,是英方內部的矛盾與分歧。六七期間,港英的每一個部署、每一種策略,背後其實都是英方內部不同部門意見交鋒和討價還價的成果。要了解1967年發生的事情,我們便要明白英方內部在這段時期的權力互動。

六七期間,處理香港局勢的有三個至為關鍵的英方單位:港英政府、英國駐北京代辦處,與及英聯邦關係部(68年改組為「外交及英聯邦事務部」)。暴動期間,三方緊密聯繫,幾乎每天都就香港事態發展交換意見,互相爭論。這些互動,也直接決定了英方對香港左派挑戰的回應和策略。三個單位,各有不同英國利益考慮,也因此對局勢有不同判斷,並不經常有一致看法。

港督是英國在殖民地的首席代表,對他來說,首要任務是要捍衛英國在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維持香港社會的穩定和殖民地政府的權威。所以,當時的港督戴麟趾雖然在暴動早期曾經以為事情過一段時間便會平靜下來,也嘗試過以處理勞資糾紛方式去淡化事件,但他很快知道左派根本沒有打算收手,所以改轅易轍,認為以強硬手段恢復秩序,以武力震懾左派,才是上策。

英駐京代辦與港府意見分歧

不過,這種策略是否適合,取決於一個關鍵問題:北京是否支持香港左派的行動?倘若這一切都只是本地左派自把自為的話,港英以武力鎮壓,北京縱使有不滿,但從大局來看,似乎更合乎北京領導人一直強調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也符合文革早期周恩來所提出過對香港「不輸出革命」的精神;那北京的反應應該會適可而止,不至於出現災難局面。戴麟趾傾向相信在這場衝突中,北京的角色是頗為被動的,假如港英能成功地把暴動快速解決,反而是幫了北京一把,不用老是被本地左派牽着鼻子走、即使心不甘情不願也不能完全否定本地左派群眾的革命情緒,只能繼續支持。

問題是,誰可以知道北京在這次事件的真正意圖?英國駐北京的代辦處外交官員,便對局勢便有很不一樣的判斷。首先,作為駐華的外交代表,代辦處的自我定位是要盡量維持中英兩國外交關係,不能把它搞亂,對它來說,這才是英國的根本利益。事實上,作為1949年後少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地位的西方國家之一,英國從來對保持對華經貿聯繫十分重視,即使它對北京總是兩面三刀。例如口口聲聲支持北京政府在聯合國中取代台北政府位置,但又指由於事關重大,必須有更高的表決門檻方可議決,實際是明知北京根本沒有足夠票數支持,肯定無法勝出。但無論如何,倫敦重視對華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對駐華代辦處而言,絕不希望因香港的暴亂而影響中英關係,完全可以理解。

對於北京的意圖,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Donald Hopson)並沒有戴麟趾那麼樂觀:

「沒有跡象顯示中國領導人已經就何時要終止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有了結論。但現時香港問題和它的未來恍若平地一聲雷,忽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我們也不能一如以往,肯定中國人會繼續接受英國在港近乎無止境的管治……今天中國正處於一種艱難和一觸即發的局面。我們不能肯定它的決策,一定會合乎現實情況的邏輯。」(註一)

霍普森身處北京這個文革的風眼之中,整天目睹紅衛兵種種瘋狂行為和中共高層觸目驚心的權鬥,自然會對中共能否按理出牌、理智行事,感到憂慮。同時,駐京人員也擔心一旦港英以武力鎮壓左派,當北京採取報復行動時,他們必然會首當其衝,連個人人身安全也會受到威脅。所以在公在私,霍普森一直對戴麟趾的強硬路線,十分反對。

借鑑澳葡,倫敦對退讓存戒心

這兩種不同的意見各有理據,難分高下,決策最終的仲裁權,在倫敦手中。更準確地說,當時處理香港局勢的英國政府部門,是在1966年成立的英聯邦關係部(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這個部門是由原來的英聯邦事務部 (Commonwealth Office)與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合併而成。一般情況,有關對香港的事務,首先由分工負責香港問題的次官處理,由他統籌其他相關部門意見,有必要才向大臣請示。要是碰上重大問題,再由大臣向首相匯報,或再轉交內閣處理。1968年時,英國政府再對此進行架構重組,把外交部(Foreign Office)與英聯邦關係部合併成為現在的「外交及英聯邦事務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暴動早期,倫敦也同樣無法摸清北京的立場,所以也對局勢採取觀望態度。但它的立場,卻受到澳葡政府在1966年的遭遇很大影響。1966年12月3日,澳葡政府因一間學校的工程施工問題,與群眾發生了衝突,警察開槍打死數名市民,澳門左派乘機發難,最終迫使澳葡接受了屈辱要求,包括全面承認責任、解散所有在澳門的國民黨支持的組織,以及把若干國民黨人員送交大陸處理,史稱這次衝突為「一二.三事件」。左派宣稱自己大獲全勝,認為已重挫了殖民主義者的氣焰。

倫敦對此心存警惕,認為決不容許這種情況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一開始便對向左派退讓這種策略存有戒心。同時,倫敦也清楚知道一旦北京要借勢以武力收回香港,它既不打算為此而與中國一戰,而以當時殖民地駐守的七千軍力,也根本無法抵抗解放軍南下。事實上,倫敦在暴動早期,最壞的打算並非與中國兵戎相見,而是如何撤走。倫敦曾給予港府明確指示,要求它制訂詳細的計劃撤走數以萬計的在港英國人和重要人物。但港府對此堅決反對,認為一旦北京以武力進襲,駐港英軍根本無法抵抗,更遑論要在極短時間內撤走那麼多人。更重要的是,港府認為這種部署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香港社會即時會出現恐慌,港英的權威也會馬上崩潰。(註二)

所以,倫敦的困局是既不想顯得過分軟弱,也沒有不惜一戰的決心和能力,但走又走不了。在條條路都行不通的情況下,戴麟趾的主張,反而可以給予英方一些主動權,總勝過任由中方魚肉。所以,倫敦慢慢接受了港府的主張,但也同時緊密地與港府保持聯繫,時刻給予指示,確保港督戴麟趾在採取鎮壓行動時不致太過火,把局勢搞得更差。暴動期間,這種英方內部:倫敦、香港與駐華代辦處的三角互動,主宰着英方對左派的每一個回應和決定。

查封三份左派報章的爭論

在已公開的歷史檔案中,從暴動期間港府兩個重要決定的英方內部討論,可以清楚看到這種互動關係。

先說1967年港府查封三份左派報章的決定。暴動期間,左派對港府除了武鬥,還有文攻。當年左派報章每日發行量為24萬份,約佔全港報章總數六分之一左右。這些報章每天以大量篇幅宣傳反英反殖口號、對戴麟趾本人不斷冷嘲熱諷,甚至煽動左派群眾上街,令港英不勝煩擾。到了67年7月,當港英決定以強硬手段對付左派時,便主張務必先要打垮左派報章,以挫其氣燄。

駐華代辦處自然對港英決定採取行動的建議,有所保留,但這種反應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較早前港府拘捕了數名新華社記者,北京因此採取了報復行動,把身處北京的路透社記者格雷(Anthony Grey)軟禁起來。代辦處的擔心是港英的進一步行動,會觸發北京的更大反應。

倫敦對港英的建議卻持正面態度,因為它相信對付左報是早晚要做的事情。即使有倫敦的支持,戴麟趾還是行事謹慎,小心翼翼。港府傾向找一些相關邊緣的左報開刀,而不要觸動如《文匯報》、《大公報》這些龍頭報章。當時署任港督姬達,有這樣的分析:

「打擊小報可以給其他大報一個下台階去調低自己的鬥爭態度,因為繼續不識趣的話,後果就只有被查封。」(註三)

因此,港英最後鎖定的打擊對象,是較外圍的《新午報》、《田豐日報》和《香港夜報》。但即使這些較為克制的做法,也未能減低對北京的刺激。北京向英方發出最後通牒,限令港英於48小時內釋放所有被捕的五名編輯及取消所有檢控行動,但港英自然堅持到底,不為所動。霍普森對北京報復的擔心卻證明是對的。8月22日,代辦處受到襲擊,部分建築物被縱火,個別人員包括當時為代辦處第二號人物、後來出任駐華大使的柯利達(Percy Cradock),更遭到拳打腳踢。也因為這個發展,戴麟趾沒有進一步對付其他左報,關閉報館的行動也到此為止。

永久封閉中華中學的交鋒

英方另一次更大的內部爭論,是關於如何處置中華中學。港英一直對教育投放不足,左派多年來乘虛而入,大力發展中小學,為低下階層提供廉價教育機會,頗受歡迎。到了六七暴動爆發時,左派學校學生不少也被動員起來,投入了這場「反英抗暴」鬥爭中。67年11月27日晚上,左派的中華中學便發生一場小型爆炸事件,一名學生在試圖自製炸彈時出了意外,炸斷自己三隻手指。教育署後來關閉了中華中學,直至68年8月15日為止。到了封閉期滿,港英便要作出最終決定,究竟是重啟學校,還是永久取消它的註冊。戴麟趾和行政局傾向永久關閉中華中學,但代辦處的霍普森對此反應強烈。霍普森認為左派的示威抗爭在67年底以來已經大致平靜下去,而國內的紅衛兵活動也看似暫息旗鼓,所以港英絕對沒有道理再生事端,不必要地令情況變得緊張。他強調:

「香港要回復正常生活,那也是我們的目的,所以一定要以行動去釋放暴動期間的被捕人士、重開被封的學校和解封。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些行動是我們的挫敗,是中共的勝利。但我要重複,這是一種過度簡化的看法,而香港的未來,不在於如何鎮壓共產黨,而是如何與這股力量共處。」(註四)

對此,戴麟趾寸步不讓,堅持絕不可以對那些不斷散播仇恨和暴力的學校坐視不理。港府一份內部文件也認為:

「毫無疑問,除非我們進一步限制學生受到顛覆性思想灌輸的機會,否則公眾的士氣、市民對政府採取果斷手段的信心,和治安部門的行動效率,勢必會受到不斷累積的負面影響所破壞。」

霍普森為了取得倫敦支持,向外交部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究竟我們是不是想中止衝突?」他認為戴麟趾的路線,最終只會破壞中英的長遠關係:

「對香港的保障從來不是取決於我們在殖民地的勢力,因為相對於中國的軍力而言,這是微不足道;出路在於中方主要基於經濟利益考慮,不願對港採取極端行動。但這種情況,是要靠雙方共同努力去維持的。」(註五)

戴麟趾卻反唇相譏,認為這些「投降主義」於事無補:

「我們認為這些甘願折腰的態度只會帶來更大壓力,相反,恰當的反抗,即使會帶點風險,總是更有可能令共產黨有所收歛。」(註六)

但老謀深算的戴麟趾,總是懂得在適當時候作一些讓步妥協,去顯示自己並不是一個不懂情理行事魯莽的人。他明白霍普森的反對,其實也有一個私人的理由,他的任期於8月便會屆滿,但按當年的外交安排,英國駐華外交官要中方批出離境簽證,方可離開。港英封校決定,是有可能令他離境一事節外生枝,增添變數。對此,戴麟趾為了營造一個寛鬆氣氛,主動釋放了幾名暴動期間判刑的犯人,以向中方示好,也藉此減低霍普森的不滿。另外,港府也向中華中學提供新選址,容許原來的教職員去開辦一間新的中學,作為折衷。這些「讓步」,至少為戴麟趾增添一點務實形象。

幸運地,倫敦也傾向同意港府的判斷。事實上,到了67年底左右,倫敦也對一直以來的種種讓步未有取得中方的合理回應,感到不耐煩。而同期也發生一宗香港警察誤闖華界被拘留的事,令英方很不高興。兩國政府私下談判,英方答應賠償,但中方事後卻對外公開細節,令英方感到相當丟面。外交部個別官員甚至覺得,「以溫和路線去對待中方,根本不會有什麼結果。」(註七)

在這種氣氛下,個別倫敦的官員也開始對駐華外交官經常提出讓步的主張感到煩厭:

「我明白在北京的同僚日子很艱難……但我們要謹記駐京同僚的數目寥寥可數,但香港卻有數百萬人要我們照顧。他們的士氣不應該較我們在華的同僚更低。」(註八)

最終,倫敦亦批准了永久封閉中華中學的建議。戴麟趾為了照顧霍普森的顏面和利益,選擇了在霍普森安全從北京到達香港的數小時後,才正式公布封校的決定。

結語

六七暴動期間,港英同時面對兩個戰場,外有左派示威,內有英方不同部門的挑戰。戴麟趾周旋於這兩條戰線之中,既堅持己見,也願意作出妥協變通,顯示出相當高水平的政治技巧。在這個互動過程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憲制上並不對等的宗主國與殖民地政府的權力關係下,港督依然敢忠於自己的判斷,勇於堅持立場,努力為自己相信是對本土社會最有利的選擇據理力爭。在個別時空下,這因此而開拓出來的自主空間,可以遠遠超出了法規條文定下的框架。就是說,回歸前殖民地所享有的真正自治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港督的道德勇氣和政治技巧。九七以後,我們的特首能否有這些識見和水平,或是只懂揣摩上意唯唯諾諾,也將決定一國兩制如何走下去。

六七暴動中的英方因素系列:三之二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註一: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FCO40 / 45

註二: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DEFE 13 / 857

註三: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FCO 40/113

註四: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FCO 40 / 88

註五、六、七、八: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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