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寒冬,地方記者只能為五斗米折腰?

當報社只看重業務而輕忽新聞,有人離開、有人消極以對,還有人選擇將好內容轉到別的平台發表,讓新聞魂能燃燒下去。

傳統上台灣的全國性媒體在地方的分社都要同時負責新聞與業務,近年從特派員到記者,業務的比重已明顯地超過新聞,地方記者往往一人身兼多職。
傳統上台灣的全國性媒體在地方的分社都要同時負責新聞與業務,近年從特派員到記者,業務的比重已明顯地超過新聞,地方記者往往一人身兼多職。攝 : EyePress News / EyePress

「一個地方版最多只能放六、七條新聞。我曾經看過裏面三條都是置入性行銷。」阿旺(化名)是台灣某家紙本媒體的駐地方記者,這幾年他的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績效指標)裏多添了一個項目——「多元營收」,記者要幫助報社媒合業務。廣告買得多的單位,主管還會送新聞給對方,「像有些單位一年在全國版下十則置入性行銷,主管就會跟對方說,他們平日的活動我們會多報導。新聞版面上也會讓有下廣告的(單位)優先見報。」對這些習以為常的阿旺語氣飛快。

在平面媒體流通率與廣告持績下滑的趨勢下,置入性行銷已經成了台灣媒體飲鴆止渴的惡習。

一邊採訪,一邊賣廣告

長年以來,報社靠廣告和訂閱撐起營收,但這幾年,原本一口氣買下全版廣告的精品名牌,如今把錢投入在 Facebook 與新聞 App 的蓋版廣告。2008年紙本媒體廣告量還有新台幣110億(約27億港幣),2012年廣告總量只剩下95億元(約24億港幣),首度跌破百億。近期《2013-2014年廣告年鑑》更指出該年度報紙廣告總量僅87億元(約22億港幣),比起前一年度又下滑了8.85%。另凱絡媒體針對2015年廣告量的調查顯示,報紙廣告營收已下滑至64.7億(約16億港幣)左右。與此同時,報紙的閱讀率下跌到不足全盛時期的一半。廣告和訂閱雙雙慘跌,為了挽救營收,紙媒無不使出渾身解數。

傳統上台灣的全國性媒體在地方的分社都要同時負責新聞與業務,地方特派員既是新聞主管也是業務主管。近年來,從特派員到記者,業務的比重已明顯地超過新聞。地方記者往往一人身兼多職。在報社任職三十年的阿才(化名)說,過去地方記者多被要求推廣村里長訂閱自家報紙,承擔發行的工作。隨着閱報率下降,報社對於每一份訂閱都小心翼翼。前幾年選舉期間,一位縣市首長取消了村里長的報紙訂閱,直言村里長訂閱的報紙應該要有「政令宣導」功能,部分報紙的內容並不符這個要件,因此退訂。此舉嚇得主流紙媒主管親自登門拜訪,並承諾會在新聞上「多幫忙」,才挽回這些訂閱量。

「明明報社是有業務的,但高層都會說,因為你跑地方跟他們比較熟嘛,他們又不認識業務。」

一名紙媒駐地記者

另一方面是廣告,隨着紙媒的廣告量一路下滑,報社要求記者協助業務推廣的「編業不分」情況也越來越嚴重:「明明報社是有業務的,但高層都會說,因為你跑地方跟他們比較熟嘛,他們又不認識業務。」阿才有些無奈。

有些報紙過年期間發行的「新春特刊」,或是各式小專刊,教育類、旅遊類,就是記者要去一邊採訪,一邊「推銷」的產品。

「人家有跟報社簽約,不要罵太兇」

而讓記者身兼業務,首先衝擊到媒體監督的力道與能量。《2013-2014年廣告年鑑》指出報紙主要十大廣告主中,政府機關已連續三年蟬聯季軍,換言之各級政府在媒體上砸下的廣告預算不容小覷,而這也是地方記者主要能接觸到的業務來源,尤其缺乏企業進駐的偏鄉,政府的廣告預算成為地方記者唯一能爭取的業績。

但地方政府既是記者的受訪與監督單位,同時也是推銷業務的主要對象,如此衝突的角色導致記者本身充滿矛盾。像是阿旺所在的地方政府每年砸下大筆預算在媒體上買廣告或置入性行銷,因此他曾經寫了篇報導點出縣府主辦的大型活動本身有哪些缺失時,主管便會提醒他「人家有跟報社簽約,不要罵太兇。」阿才也有類似遭遇,他曾經寫過地方首長遭到檢調調查的新聞,但主管卻壓着新聞不發「還跟我說『被調查也不一定會有事啊』。」讓他聽得氣憤不已。

入行沒幾年的小可(化名)則是遇上政府單位「覺得自己給錢就是大爺」,曾經直接要小可改新聞,或是拿出官方新聞稿叫他報導,「好像他給我廣告就是我老闆一樣」。還好有主管力挺,才讓他撐過去。他也坦言,記者開口要廣告,最後心態上多少會覺得對方給了不少業績量,下筆時是否得要降低力道,「人家還沒開口你就先畫地自限了⋯⋯」

另一方面報社地方新聞的主管所抱持的立場與態度,同樣影響了記者。「像去年我們的業務壓力突然變很大,因為前年報社虧了四億,為了弭平虧損,我主管要求地方記者的業務營收要翻倍。」同為報社地方記者的小齊(化名)語氣充滿憤恨,為了業務量,主管甚至開口要他「在新聞上修理不給廣告的單位,這樣他們才不敢不給錢。」小齊的主管還會將記者的業務績效與新聞專業掛勾起來,「認為你拿不到業務就是你新聞表現不夠好、獨家不夠多,人家才看不起你。」

有時記者向主管提報稿單,主管也會追問採訪對象有沒有拉業務的機會,「有次我報完稿,跟他說對方下廣告的意願頗高,他馬上決定讓對方的新聞見報,還放到版頭。但它內容不過是一個宣傳活動耶。」小齊苦笑說,當年新聞傳播所學的倫理界線,如今似乎蕩然無存。

和小齊一樣,在中部駐地的大鵬(化名)也曾遇上主管要他「修理不買廣告的單位」;而對於願意花錢買廣告的單位,大鵬的主管則會提供新聞版面做回饋。有次某鄉鎮花了大錢買廣告宣傳地方民俗活動,主管因此要他連續幾天都前往採訪,但偏偏活動期間一位重量級政治人物準備要到地方參訪,大鵬告知主管他當日將選擇採訪參訪行程,沒想到主管要他想清楚「誰才是有給錢、給廣告的那個人」,並要他捨棄參訪新聞。談起這段往事,大鵬笑着說,當時這段對話讓電話那頭的他驚駭不已,半天想不出如何回應,「只覺得怎麼這麼荒謬,他的新聞判斷到底在哪裏?」

幾個不同報社的受訪者也不約而同的提到主管直接告知他們,比起漏新聞,他們現在更在意廣告業績量,因此在新聞處理上寧願「不得罪廣告主」。

在非都會區擔任地方記者兩、三年後因為水土不服而轉職的阿文(化名),曾寫了一則縣府主辦的大型活動費用調漲的訊息,「隔天被主管叫去『諄諄教誨』一小時,說我沒有關注縣府投注在活動上的努力,抹煞了縣府團隊的辛勞。」再隔一天,主管甚至讓另一位記者就同樣議題出了一篇褒獎縣府的新聞,阿文翻了翻白眼,冷哼了一聲:「這樣讀者不會很混亂嗎?」

之後阿文又遇上好幾次寫了批評縣府的新聞被主管數落的狀況,「說我為什麼老只看縣府不好的地方,久了我真的會覺得自己只要寫『以和為貴』的新聞就好。有時聽到主管講的話,都會很懷疑他是記者還是縣府發言人?」

某些主管看到廣告主就轉彎的新聞判斷,不但讓記者對新聞價值產生懷疑,更嚴重影響到讀者的權益。阿旺就曾遇過主管將他的新聞改得雲淡風輕。「有次一個給廣告很大方的單位出問題,我主管就叫我不要直接把對方名字寫出來。」阿旺的語氣充滿怒火,隔天他看報紙後發現交出去的稿又被主管改過一輪,不但沒有單位名稱,文章裏也只能隱約看出「發生大事」,但讀者根本無法知道這件事該由誰負責。

「像有些抗議縣府的新聞,我主管就會說『這不用報,又沒出人命』。」小可幽幽地說道,有時抗議方並非無的放矢,涉及的內容也的確關乎公共利益,卻因為廣告業務等原因而被犧牲,「若媒體給出的訊息並不全面,那麼民眾又如何能從媒體上理解事件全貌進而做出判斷?」

大鵬的主管則是為了要修理「不給廣告的單位」,因此要求旗下記者針對該單位的活動報導各種負面批評。最後該單位不堪三天兩頭被媒體批評,終於妥協向大鵬的報社買了廣告。「他只是為了逼對方買廣告才給這些針砭縣政的新聞版面,即便因此我的稿子有見報,也很難開心呀。」

幾個不同報社的受訪者也不約而同的提到主管直接告知他們,比起漏新聞,他們現在更在意廣告業績量,因此在新聞處理上寧願「不得罪廣告主」。「在地方跑新聞很矛盾,出了一個獨家其他媒體不一定敢跟,因為主管都會怕傷害業績。」阿文無奈地笑了笑。

90年代中期,是台灣地方新聞受到高度重視的黃金時代。彼時《中國時報》設立了中部、南部編輯部,每天提供5個版面刊載地方訊息。但2008年《中國時報》裁撤地方記者將近半,新聞版面量全面縮減。
90年代中期,是台灣地方新聞受到高度重視的黃金時代。彼時《中國時報》設立了中部、南部編輯部,每天提供五個版面刊載地方訊息。但2008年《中國時報》裁撤地方記者將近半,新聞版面量全面縮減。攝 : Imaginechina

做記者還有什麼施展空間?

當報社越來越看重業務而輕忽新聞,阿文開始害怕不知待在地方當記者還能有什麼施展空間,「有陣子我會自己擺爛,都報一些鳥東西,心裏想說只要主管不要煩我就好。」阿文的聲音越來越低沉,那段不開心的日子持續三、四個月後,他毅然決定離開那環境,免得自己繼續沉淪下去。

「現在想想,我還蠻同情我當時的主管。」阿文淡淡地說,地方主管不但有業績壓力,「而且報社要縮減版面或裁員時也會先從地方著手,如果不能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他隨時可能會被踢走,所以他只好儘量滿足高層的要求。這樣壓力其實滿大的,那他也只好來逼我們這些記者。」

小可的同事阿喜(化名)也感受到這些主管身上特有的矛盾,「有時他會一直逼我們去拉業務,完全不關心新聞;有時我們專題報上去,他又會突然生氣,大吼『報這什麼東西,一點新聞性都沒有』,好像突然想起自己是編輯部的主管似的。」

在西部縣市擔任地方主管的阿和(化名)談起記者身兼業務的問題時小心翼翼地說:「主管會被(公司)期待能帶入營收,在這方面壓力會大一點。」阿和也強調,與地方政府合作,媒體也是秉持提供自身專業來滿足對方需求,「但如果對方期待報導的方向與事實不符,我就不會接。」

至於這些業務工作對記者的影響,阿和也坦言多少會讓記者在心態上面臨矛盾和掙扎,「我們都會告訴同事,只要好好處理報導,我們都會支持,若受訪者因此不願再有業務合作,那也就算了。」

民間團體組成「反收買新聞聯盟」呼籲政府單位不要以置入性行銷買新聞宣傳政令,隨後立法院也修定《預算法》62條之一,限制政府機關和其轉投資法人單位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辦理政策宣導。但五年過去,新聞被置入性行銷盤據版面的情況依舊,而媒體對這些業務量的依賴更深。

但不是所有主管都能夠承受「不再有業務合作」的威脅。小可發現,不少新進的記者遇上主管不時要求要對廣告主「手下留情」,或是成天手上的工作就是在處理業配(業務配合稿)、置入性的內容和廣告主的活動新聞,「久了會習慣報稿時只報『一定會見報』的東西,像是有下廣告的單位的活動等,而失去自主的新聞判斷能力。」

「而且有給錢的單位優先去報導,這也影響記者去挖掘別的新聞的時間和能力。」阿旺說,地方記者靠着和受訪對象培養信賴關係,因此能在小地方發現新事物,但現在時間都花在廣告主的活動報導上,久而久之新聞面向與人際網絡也越來越窄,最後地方新聞只剩下吃喝玩樂與政令宣導罷了。大鵬也疑惑,當地方新聞版面剩下的都是活動宣傳和買來的報導,久了讀者也不會想看,一旦媒體在讀者心中沒有分量、沒有影響力,「那人家為什麼還要下廣告在你這裏?這樣不是更慘而已嗎?」

2010年《中國時報》資深記者黃哲斌離開工作十六年的報紙,並寫下「乘着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一文,指出報紙業配新聞充斥,擠壓新聞版面。隔年民間團體組成「反收買新聞聯盟」呼籲政府單位不要以置入性行銷買新聞宣傳政令,隨後立法院也修定《預算法》62條之一,限制政府機關和其轉投資法人單位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辦理政策宣導。但五年過去,新聞被置入性行銷盤據版面的情況依舊,而媒體對這些業務量的依賴更深。

讓「地方」從業配稿中被看見

90年代中期,曾是台灣地方新聞受到高度重視的黃金時代。彼時《中國時報》設立了中部、南部編輯部,每天提供五個版面刊載地方訊息。但2008年《中國時報》裁撤地方記者將近一半的人力,對比於全盛時期單一縣市可以有高達十多名駐地記者的盛況,轉眼間變成一個縣市頂多剩三到五名記者,每個縣市也不再有專屬主管,地方新聞版面量縮水的荒涼。

同樣的《聯合報》也曾大量擴增地方新聞人力,但今年《聯合報》地方版新聞的版面再度減少,各地方版縮減成單一版面。《聯合報》記者透露,內部已針對年資較高的老記者進行好幾波優退,並以「一年一聘」的短期合約回聘,藉此縮減人事成本。今年報社還將朝「地方人事成本至少縮減20%」為目標邁進,人事精簡也會持續進行。

莊豐嘉笑着說,像是當年黨外雜誌時期,很多不能寫的政治內幕,記者就用筆名投稿到黨外雜誌一般,「我們前陣子有一組稿子談農會狀況的,就是報社記者投稿的,因為主流媒體沒空間,放到我們這裏來。」

版面與人力的萎縮,象徵主流紙媒在地方新聞戰場上撤退,但地方民眾仍舊有獲取資訊的需求。近年興起的公民新聞平台,便有意識的撐起這個缺口。前新頭殼總製作莊豐嘉2015年在 Facebook 上宣告「返鄉當特派」,募資創辦了「新公民媒體公司」培育地方公民記者,並設置以地方新聞為主的平台——串樓口。

去年曾和夥伴前往澎湖採訪的莊豐嘉說,他們和地方記者談話的過程中,明顯感覺地方記者對於當地政商關係等瞭若指掌,但報紙上卻只有投票結果的描述性內容,缺乏背後政治分析的文章。「該寫卻不能寫,就是因為媒體和政商千絲萬縷的關係,而正是現在地方新聞面臨的最大問題。」

這兩年莊豐嘉也觀察到有趣現象,「該寫的不能寫,讓有理想的地方記者只能出走,部分因為家庭因素需要有一份穩定薪水的地方記者,則會選擇把他想寫的東西投到我們這裏來。」莊豐嘉笑着說,像是當年黨外雜誌時期,很多不能寫的政治內幕,記者就用筆名投稿到黨外雜誌一般,「我們前陣子有一組稿子談農會狀況的,就是報社記者投稿的,因為主流媒體沒空間,放到我們這裏來。」

不過他也坦言,因為資金限制,串樓口目前都是依靠公民記者投稿刊登,平台也沒有審稿機制。而在資金限制下,要能擴展新聞向度也還需要更多時間醞釀。莊豐嘉也誠實地說,公民記者關注的主要還是偏軟性的新聞,而監督議會或地方政策的內容相對還是少的。

「我們在做的是先讓地方『被看見』,因為只有『被看見』,公民才會有走出下一步的可能。」他也感慨,網絡世代不該再有「地方新聞」與「全國新聞」的區分界線,只要能被讀者轉貼傳閱,都是「好新聞」,而正是傳統媒體那種僅僅把「地方」看成「地方」的態度,侷限了地方新聞的可能。

「現在我常常會用消極的心態去處理新聞,我覺得自己變成自己看不起的那種人,很空虛、也有愧對自己的感覺。」談起這幾年的記者生涯,阿喜苦笑當記者沒多久,感覺自己已經奄奄一息,對周遭事物缺乏興趣,「有時遇到我想寫但無法見報的東西,我會把資料拿給其他報社同業。畢竟如果這個獨家在我手上無法發揮最大作用,那我寧願它在別的地方達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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