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福爾摩沙:一種關注

張宇韶:「國民黨保守政治」的起源與衰敗

太陽花學運與公民社會的崛起,對國民黨政治殺傷力有多大?


國民黨於總統選舉期間舉行的大型集會。
國民黨於總統選舉期間舉行的大型集會。攝:Aaron Tam /AFP

台灣在邁入公民社會後,自由進步的公共議題往往是媒體或輿論關注的焦點。這些議題含括的面向十分廣泛,但多涉及轉型正義、人權的尊重與社會資源重分配等內涵,這包括對二二八事件的探討、白色恐怖的責任追究,以及國民黨不當黨產的追討、同志平權與「一例一休」等政策的具體實踐;反服貿╱太陽花學運╱國民年金改革則是着墨於機會均等的最佳詮釋。

面對社會轉型與集體意識變遷的過程,國民黨選擇的是刻意缺席或極端抗拒的立場;·除了個別立委的主張外,黨中央幾乎持全盤反對民進黨各項改革方案,甚至在一例一休與公投法等政策中出現邏輯矛盾或是玉石俱焚的操作(在提案階段國民黨黨團本主張兩例與下修公投法門檻)。

這個現象更可從近期國民黨黨主席選舉過程中,多數參選者的言行與論述主張中看出端倪:其政黨角色一夕之間竟由「掌權者與加害者」轉換成了「被剝奪者與被害者」。除了「政治追殺」或是「要尊嚴」等說辭外,卻無力提出與之抗衡的替代方案;政治論述不僅蒼白無力,對其所存在的正當性與歷史意義,亦刻意選擇「缺席」或是「不在場」的消極態度;由於恐懼變化的後果,因此選擇回溯過去執政時期的「美好年代」或經典傳統,並將之反過來變成對支持者或選民的允諾遠景:面對主張變革與進步的社會力量,除了以「正統╱異類」、「道德╱非道德」、「精英╱民粹」、「秩序╱混亂」等二元對立的態度回擊外,其實已經空無一物。

歷史制度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思維

國民黨何以如此?

在剖析「國民黨們」的內心思維與行為模式時,恐難只分析單一個案或某政治人物言行,而是應將其視為特定時空背景或社會演變下的「歷史現象」。因此,從歷史制度主義銳利地切入,國民黨有着「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制度發展軌跡。此外,透過對國民黨「組織模式」與「意識形態」兩個軸線的梳理,保守主義將是打開這個厚重門檻的重要鎖匙。這些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國民黨們」所捍衛或抗拒的利益分配與價值體系的深層因果。

歷史制度主義強調「制度遺產」的影響,認為必須從「整體的視野」關照歷史—社會體系的變遷,故其強調的前一段歷史對下一段「制度變遷」所產生的作用。

歷史制度論者乃特別重視「歷史」因素的作用。其將「制度」定義為「鑲嵌於政治或經濟的組織結構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慣例、規範或傳統」。一旦制度建立之後,就會對行動者的行為與政策的制定產生影響,大部分的行為與政策將會出現「路徑依賴」的效應。換言之,在這個理論中,人的理性選擇是鑲嵌在這個歷史情境或是制度環節中,成為其進行政治行動的背景或是參考,延續而來轉變成某種行為特質或是政治文化。

至於保守主義,根據海伍德(Andrew Heywood)所著《政治學的關鍵概念》一書定義,意味一種想要保存現況的欲望,表現在對「改變」抱持抗拒或至少懷疑的態度。保守主義的思想常被認為只不過是一種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因為保守主義者常宣稱必須拒絕改變,所以有論者認為保守主義為現狀的存在提供了正當性,並且維護統治團體與菁英的利益。保守主義認為人類在道德與智慧上都不完美,都是試圖尋求安全;而只有傳統、權威與共享的文化可以提供人類這樣的安全感。

簡言之,對保守主義者來說,現狀與秩序是「本體論」,傳統的權威與道德是維繫既有世界運作的價值觀,政經資源是由精英團體透過「由上而下」的途徑進行分配。

新傳統主義的組織特性

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淵源於列寧主義式的革命政黨,因此存在組織運作上的同質性,魏昂德(Andrew Walder)就以「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與「組織性的依賴」描述兩者「現代與前現代」的組織特性。

「新傳統主義」所謂的「新」,意味具有韋伯式的科層等級與分工機制,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特質;「傳統」則是指涉「用人唯親」的人身依附關係,藉由經濟利益的恩庇換取政治忠誠,而非基於能力和制度的現代化方式。差異在於中共透過「單位所有制」遂行計畫經濟的分配模式,其組織性依賴與社會控制更甚於國民黨。

具體來說,國民黨過去在大陸時期的統治本質就是「新傳統主義」的具體實踐。在黨─政─軍體系之中不僅發展出 CC 派(中央俱樂部派)、政學系、中統、軍統、孔宋家族等近親繁殖或細胞分裂的「系統」,彼此存在社會關係網絡與資源分配的競爭關係。除了黨政體制內存在着各單位之間「橫向」的利益爭奪外,就連中央—地方之間的關係仍存在嫡系與非嫡系軍閥之間的複雜關係。

在抗戰爆發前夕,國府的政權版圖是由南京中央政權與包括西北軍、桂系、滇系等地方割據勢力所維繫的「權力平衡」治理結構。這種奇異的治理模式除了是既得利益的結合外,同時鑲嵌着血統的關係網絡與正當性。舉例來說,國府的海軍向來閩系人馬所掌握,國府曾嘗試由「雷電學校」在「海軍的黃埔」的思維下,稀釋閩系的影響力。最後雷電系仍敵不過政治鬥爭,隨着大陸失守、閩系將領投共,國府來台之後才能完整掌握海軍系統。

延續派系政治鬥爭邏輯的後遺

對國民黨的組織利益的社會與政治文化,台大教授陳翠蓮引述美國歷史學者易勞逸(Lloyd E. Eastman)的觀點,值得參考。(註一)易勞逸從中國式社會特性與政治行為分析了國民黨政權政治文化:來自中國社會傳統的身份取向、權威╱依附模式,在政治上成的特定模式:

「國府官員爭取官職只代表個人的成就,普遍欠缺公共性與責任感……政府官員不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反而將大多數心力放在權術、手段,又因為依附權勢人物,注重人際關係網絡的經營,形成宗派主義、派系鬥爭。因此,在中國,所謂的革命的意涵僅僅是打垮對手,獲得政治權力,而非帶來新的意識形態或是政治成就。更重要的是,國民黨人將人們對政治政策的批判,都視為對其權威的反抗,政治領域中無法存在討論空間,批評者、政治對手將遭受強力壓迫與報復……」。

即便易勞逸所分析的時空背景是國民黨在大陸掌權階段,但將其移植到國民黨在台的統治模式,依舊得到令人怵目驚心的現實感。

國民黨撤退來台後,為了杜絕黨內政治鬥爭推動黨務改革,但是在「制度慣性」與「路徑依賴」的鎖入效果下,始終脫離不了「人身依附—組織性依賴—利益分配」的派系政治鬥爭邏輯。

這可從蔣介石時期土木系、親美派、太子黨等系統與人馬之間的明爭暗鬥;後蔣經國時期的主流╱非主流的政爭;李登輝時期新國民黨、集思會、李—連—宋的恩怨情節,直接導致新黨、親民黨與台聯等政黨的出走,也導致國民黨的分裂;若再加上馬英九執政時期的馬王政爭、朱立倫換柱風暴,以及目前黨主席的鬥爭,都具有邏輯的內在一致性:個人的政治利益凌駕在國家、社會利益甚至政黨之上,擁有鮮明的私人化色彩。

這些政治鬥爭的背後,究竟維繫什麼樣的「國家—社會」的既得利益呢?

一直以來,國民黨的其政黨文化與組織慣性都是「扈從體系」的混合,亦即透過其政治權威與壟斷式的政治權力,再加上龐大黨產所進行的資源分配模式,利用「特許行業」橫向整合民間的工商團體與社會組織,同時垂直控制了地方派系,並賦予其掌控地方農會、漁會、水利會的特權;簡言之,在垂直與橫向的交織控制中,構成了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即便民進黨全面執政,也難以撼動這個政經扈從結構,這可從今年全台各地農會改選的結果得以證明。

上述的政經利益,若再結合2008年以來北京在所採取的「經濟讓利」中的「政治資本—代理—經濟資本」的運作模式,遂成為太陽花學運與新的社會集體意識批判的對象。其中,最強烈的保守主義符號——「買辦」(comprador)——又貼在國民黨身上,只是這次提出者不是當年煽動革命的共產黨,而是台灣公民社會中的行動者。

太陽花學運與公民社會的崛起,對國民黨政治殺傷力有多大?歷經2014與2016年兩次選舉的重挫,迄今都難以回復;在民進黨執政窘境下,國民黨的民調與社會支持度依然在谷底盤旋。諷刺的是,面對社會進步力量的改革聲浪,高層不僅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外,更拒絕反省與改革,其中更穿插了換柱風暴、開除黨籍立委與黨工、本土派與外省掛的路線鬥爭、批判馬英九歷史地位等「黨內互打」與「內鬥內行」的宮廷劇情,延燒到近期黨主席選舉。面對這些狀態,研究台灣政治發展的朋友曾經感嘆:「國民黨始終覺得自己太委屈,但問題在於自己太活該」。

封閉意識形態的三個層面

除了既得利益與組織慣性外的觀點外,保守意識型態與價值體系提供不同的思考點來解釋這個現象。

一方面,意識形態與論述體系則是支撐威權政體的「上層建築」。對國民黨而言,這套論述架構本質是套龐大且封閉的「後設敘事」。直言之,這套論述毋須證明前提是否正當或是符合經驗法則,但只要與之違背那必然是錯誤或是謬誤,並且由掌握政治權力的領導階層來判定。

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則具有高度政治社會化的色彩。包括了塑造政治正當性、界定社會秩序與價值、壟斷文化道德的話語權、啟動政治動員等功能;消極來說,其目的則是建構政治神話、進行國家與個人崇拜或打壓排除異己政治勢力的權力工具。

國民黨意識形態的第一個層面是所謂核心論述,乃由「孫文學說」與「三民主義」的政治哲學所構成,建構了國民黨所認知的世界觀、歷史觀與政治信仰,不僅勾勒了政治遠景,同時也提供了「軍政—訓政—憲政」的實踐步驟。與之相符,則是總理路線之繼承人,與之相左則是黨國公敵。

第二個層面是由儒家思想所構成的道德價值,將價值係簡化成「是╱非」、「忠╱奸」、「善╱惡」的絕對化思考,因此潛在性構成區別「我╱非我」的政治符號化的性質。換言之,壟斷了道德詮釋權,就可將自身列於語境上的制高點,置於「是、忠、善」的「前詞優勢地位」,將異己置於「非、奸、惡」的劣勢角色。

國民黨向來以「漢賊不兩立」的立場與「精英者」自居,對其挑戰者或異己者冠以「匪寇」或「亂臣」等負面符號,這體現在「國共內戰—共匪」、「黨外勢力—三合一敵人」與「公民社會—民粹」等的定位邏輯。此外,儒家思想的本質具有鮮明的「等級」與「父權主義」(家長制)的色彩,這更構成了威權領導、黨內組織、社會控制資源分配的合理化的憑藉。在典型的儒家思想中常有類似的內容,特別是三綱五常五倫的道德規範(註二),最具有這種等級秩序的內涵。

第三個層面是各類的政治神話。為了進一步前述的抽象的政治價值與道德教育鑲嵌於政治社會過程,必須進行簡化的神格化的政治加工工程:這又可分為「領袖」、「正面人物」兩種類型。領袖神話其目的則是淡化獨裁面貌,透過民族氣節、忠君愛國或親民形象達成此一效果,其中以蔣介石為最;正面人物則是扭曲、誇大或虛構史實,透過建立政治典範與複製效應達到;白馬吳鳳、南海血書中的阮天仇與各類飛向白青天的反共義士屬此類型。

在民主化與多元社會的趨勢下,政治神話不可避免面臨「解構」與「去魅」的後果,但是在國民黨內部仍有高度的票房與需求,這可見於吳敦義宣布參選黨主席的「經國先生紙條」與「義無反顧」的文宣。

沒落貴族的囈語

2012年之後,台灣的政治板塊有了深刻轉變。政經秩序劇烈變化下,社會集體意識出現了新面貌。政黨惡鬥引發政府失能與政治失靈;代議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審議式民主呼聲日漸崛起。

社會集體意識的崛起,成為台灣公民社會運動的土壤,在群眾的反省批判中,直接反噬國民黨長久經營的中國正統文化價值體系。太陽花青年所接受的政治社會化內涵,多為民主化之後發展出來的新世界觀、國際觀與歷史觀。有別於國民黨威權時期的黨化與意識形態教育;新的公民與社會價值,建立在民主人權、多元文化、本土意識,以及國際關係的整體結構中。

面對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及新興的社會力量,國民黨的反應十分蒼白且難以適應。由於社會處於劇烈變遷的過程,價值新舊交替,國民黨們因「社會失範」所引發的焦慮感甚為嚴重。

國民黨政治精英無力建構新的論述,因此只能反對政經秩序與價值體系的轉型或改革。特別是猛然意識到自己是改革對象時,猶如溺水者或陷入流沙中的人般驚惶失措,拾得的浮木或最後幾根稻草自然是「美好年代」的政經秩序與價值體系。旁人善意提醒這一切可能人去樓空或塌陷,但沒落的貴族卻囈語般守着自己的道統與神話。

(張宇韶,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註一:重構二二八,陳翠蓮,頁23。

註二:「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五常「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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