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人，在幹嘛？」一位20歲出頭、眉清目秀的男生，在等電梯落下的空隙，看了一眼會議廳的玻璃門。門上貼着一張 A4 白紙，寫了一行字：「丁酉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這是在3月28日上午的尖沙咀華麗酒店。這位從大陸浙江來香港遊玩的年輕人，只看到了玻璃門內的一片白髮。他和同伴們對「丁酉」感到茫然，聽說這裏在舉辦「反右60年研討會」時，表情更像是在聽天方夜譚。
一
83歲的陳愉林，頭髮雪白，面頰上帶有老人斑。他站在會場門口，不斷回應着人們的慰問。3月24日，蘋果日報上的一則消息讓人們懸心：因為籌辦這次研討會，居住在香港的陳愉林，在深圳海關被扣押，一度失去人身自由。
作為主辦方「五七學社」的總編，陳愉林沒有過多介紹自己的遭遇。他只說欣慰於會議終於召開。和「反右50年」以及「55年」時的順暢相比，這次研討會的召開一波三折。先是原本要舉辦的香港中文大學退出，之後在城市大學也不能舉行，最終落腳在華麗酒店。
人數沒有預料的多，但還是有五六十人。他們中，有從北京、河北過來的6位，包括4位右派老人和兩位「右二代」。另外從上海趕來兩位右派老人，福建也趕來6位。
原本報名參加會議的60位右派老人，最終只來了20位。在上海，報名參加會議的右派老人張強華，被阻擋不能來參會。他給會議發來自己的「賀信」及感言，由河北的趙日月老先生代念。
義工多是老人家。掛着舉辦方「五七學社」名牌的陳元華先生在門口照顧着秩序，他也是70多歲的人了。
二
如果不是有關切的人，進入會場，不會知道這就是備受關注的「反右研討會」。
會場的電子屏幕上，顯示的大字是「丁酉60年學術研討會」，旁邊，掛了條大篆的書法，寫着「反右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是香港書法家黃元璋所寫。「現場不能出現『反右』的字樣」，據陳愉林說，這是他被扣押之後，無奈作出的承諾。
在艾曉明的紀錄片《夾邊溝祭事》中出現的任眾，已是83歲高齡。在會議的現場，他一次次落淚。他曾陪艾曉明拍攝《夾邊溝祭事》，到各地訪問當年的「五七難友」。
任眾是當年北京市公安局的右派。7年右派生涯，他深深體驗了被凌辱被摧殘的痛苦。在會上，當有人提出，「不要再悲啼控訴，要行動起來」時，他反駁，還是要講出曾經經歷的苦難。對那些苦難，「不是講得太多，而是講得太少」。
「反右研討會」的舉辦，從50週年到55年，再到60年，已有三屆。能否有65年，以及70年，是很難說的事。如今，當時最年輕的右派老人，也已到80歲左右。來自北京的「右二代」馬文都說，在北京，右派老人常常聚會，但幾乎每年的聚會，會發現老人又少了幾個。
此次來參加會議的「右二代」不少。從丹麥趕來參加會議的廖新軍，父親是當年的中共環江縣委書記王定。王定當年反對毛的農業集體化，被打成「極右」，被稱為「廣西納吉」，境況悽慘。「我的父親，從那時起，就沒有尊嚴地活着！」講起父親的遭遇，廖新軍的聲音突然尖利，難掩內心的激越。
三
即使已經到風燭殘年，不少右派老人還是充滿講述歷史的熱情。他們中的很多人，也都希望為歷史做點什麼。87歲的岑超南，是香港的優秀義工。當年他是一名香港店員，於1953年考入北大物理系，與北大著名右派譚天榮是同學。他被打成右派後，歷經磨難，一直到1978年才回到香港。
岑超南老先生多年來投身慈善，募集希望小學，熱情不輟。而且一直在做記錄歷史的事情，包括收集良心犯名錄等。「我們當年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其實是響噹噹的左派，我們應該命名為五七民主派」。在會上，他還建議，每個活着的右派都要視頻錄影，將自己的經歷講述給後世。
兩天的會議，在3月29日下午結束，會上還放映了獨立導演王輝的紀錄片《他們的聲音》，以及艾曉明的《夾邊溝祭事》片段。
3月28日上午的會議結束後，老人們在酒店聚餐。簡單的自助餐，杯盤叮噹響着。一雙雙夾菜的手，總是在顫抖着。來參加會的人，內心都知道，這很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相聚了。
陳愉林說，這次會議的費用，都是右派老人自己籌集的。歷經劫波的他們，大多數境遇並不好。「有很多人是捐出了棺材本，兩萬元。」
會場內外，坐着不少沉默的老人。他們安靜地坐着，或許內心激盪，外表卻保持着一份平靜與尊嚴。沒有人流淚，83歲的任眾例外。他再次伏在桌上，哽咽難語。而陳愉林，這位自稱當年做「黨的馴服工具」，最終自己卻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內蒙古勞動20年的老人，則在會議結束時，告訴來開會的人們，這個會議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們銘記歷史，知道「不讓人說話」會造成多麼大的災難。至於他自己，今天開完會，「等着被秋後算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