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市中心腓特烈大街的Dussmann書店大門前，一個發放德文傳單的大鬍子攔下了我。他身旁擺著一個登山揹包，上面披著一塊寫滿 #holmbleibt 的帆布。現年三十歲的Daniel是德裔美國人，講一口流利的美式英文，他正聲援引起極大爭議的柏林洪堡大學社會系教授安德瑞·霍爾姆（Andrej Holm）。
霍爾姆幾個月前獲柏林州政府提名為城市發展和房產國務秘書。但他被爆「涉嫌有意隱瞞十四歲時在父母陪同下，簽署了在中學畢業後便會在史塔西（Stasi）從事專職工作的志願書，並在東德秘密警察組織裡工作了數個月」，因而遭洪堡大學緊急留職停薪，並無緣接下政府要職。
然而，德國媒體爆料出霍爾姆曾有史塔西的過往後，他的學生們於今年一月中發起了一場佔領洪堡大學社科院的運動，除了洪堡大學的學生也引來了一群來自不同地方的年輕學子。Daniel加入其中「替佔領運動的學生募款」。
史塔西
在我與Daniel交談期間，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經過瞄了一眼帆布上的字，突然間扯開喉嚨用德文向我們大喊：「史塔西非常糟糕！讓很多人陷入地獄般的痛苦！沒有任何從經替史塔希工作過的人可以得到原諒！」
一名年輕的洪堡大學女學生駐足，她說：「我不贊同學校把Andrej Holm解職，如果今天這個做法是為了避免極端思想的滋長，那我覺得應該也要把學校裡是AfD黨員的教授踢出去。」AfD是德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另類選擇」的簡稱。她在離去之前在Daniel的募款瓶裏留下了2歐元。
佔領運動：療癒歷程，還是同温層遊戲
隔天我前往被佔領的洪堡大學社科院一探究竟。社科院門口垂掛著一塊極度顯眼的紅色布條，上面用黑筆寫著大大的 #HolmBleibt，意為「讓霍爾姆留下來」。佔領區域為社科院一樓和地下一樓，所有學生和老師仍能自由進出。從大門往後走一點便是佔領運動的中心地帶，有廚房、念書用的桌椅，還架了幾張吊床，牆上貼滿了各種左翼色彩濃厚的海報、標語和各種使用公約。原本分成男女的廁所被改建，裝了洗衣機和淋浴間，門口貼著一張不分男女的「性別友善廁所」標語。
18歲的藝術史學生Svenja，已待了近兩週。她從高中開始便接觸左翼思想，也加入了幾個社團，但這是她第一次敢站出來替所相信的事情發聲並行動，
「如果我們一直緊抓著過去不放，這個社會就永遠無法從痛苦中解脱。況且霍爾姆14歲時簽署協議時只是個小小的訓練生，難道你14 歲的時候會真的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佔領區學生支持霍爾姆的主要原因是， 霍爾姆是數十年研究「仕紳化（Gentrification）」的學界人士，也是德國左派的指標人物，許多柏林人都一度引頸期盼他上任管理柏林房產。這幾年突然湧入柏林龐大的外來人口讓找房子成了一件登天的難事，即使政府嘗試制定控制租金的法律，租金比起五年前仍漲了近兩倍，但還是有成群的人想擠進柏林。而仕紳化指的是一個社區因為地價上升，吸引高收入人士遷入並取代原有較低收入者的現象。
學生們認為，用史塔西來攻擊霍爾姆只是誹謗，一個反對「仕紳化」的人上任政府會砸到很多人的飯碗，「當中有許多不公平的檢視」。現在德國政府裏有許多重要官員皆加入過納粹政黨，執政黨CDU的主要人物Gerhard Schöder便曾在1933年加入納粹黨，但他卻無事。
當今德國的憲法並沒有一條法律寫著有史塔希或納粹背景的人不得擔任公職，也沒有任何一條行政法明確有此規定，顯然這更接近德國社會不明文的集體共識，但霍爾姆的解職事件卻像一根長長的刺針，挑動了民主與正義之間的灰色地帶。
「我同意如果霍爾姆不是對抗仕紳化的領袖人物，這個事件不會像今天這樣，但我們需要像他這樣的角色去向外傳達連帶著這個議題之下的其他聲音。」佔領者Maria說。
不過，這場抗議也被人認為是一群左翼份子在玩同温層遊戲。
留著金色長髮的Max是學生佔領區的中心人物之一，35歲出生於東德的他曾經歷過柏林圍牆倒塌前的日子。他說在東德垮台後，許多德國人只願有個安定的生活不想惹麻煩，「我們有句話說『如果你說不，你就是共產主義份子。』」但他也認為德國人既有循規蹈矩的一面，又有天真浪漫的一面，比如，在今天房屋資源如此緊張的柏林，位於市中心Tempelhof的廢棄機場仍獲得保留，「我們一直在這矛盾的民族性中掙扎。」
24歲自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Andy說：「最讓我驚訝的是這個佔領運動的組織運作非常順暢。在這讓我覺得不再孤單，而且和我有同樣感受的不只一個。我終於找到了真正的朋友，這場佔領像是一個療癒的過程。」
我連續觀察了近一週，每天約略都會有約三十到四十人左右在佔領區，晚上下課後會再多一點。這裏沒有領袖人物，引起這場佔領的霍爾姆也從沒有出現在現場，只能算是個精神領袖。
二月中，洪堡大學發出公告，願意讓霍爾姆留職停薪到2018年後再回校任教。而霍爾姆也第一次公開承認申請教職時的資料有誤，對於沒有立即告知校方感到後悔。
參加佔領運動的學生和校方暫時達成了共識，全數佔領區歸還學校，只希望保留一間教室。學生們歡慶的同時，卻也瀰漫著一股不知該「如何善後」的氛圍。其中一名學生Umut有點惆悵地捎來訊息：「佔領已經結束，我也只能離開。」
正義之爭
大學教職人員因被發現有參與史塔西的紀錄而被解職，這在德國歷史上不是第一次。洪堡大學在1990年以選舉產生的校長Heinrich Fink，就被發現曾是東德秘密警察的線民而於1992年初被無限期解聘。
「我支持學校開除霍爾姆，」在洪堡大學社科院就讀的朋友Ted告訴我：「如果是要防範極端思想的蔓延如AfD，他們（指佔領運動中的學生）就應該同意解職的決定，因為如此這次讓霍爾姆過關了，那將來類似的案例便會有解釋鬆動的可能。」 Ted補充道：「學校當時將他解職並不全只是因為他有史塔西的背景，更多是因他在申請教職時隱瞞了這項紀錄。」
事實上，霍爾姆的議題成為了這群年輕人對德國社會長期以來不滿的導火線。或許是因為太過年輕，部分學生表示沒有聽過「轉型正義」這個概念，但他們會滔滔不絕地討論教育應該是什麼樣子，柏林應該往哪條路發展才能不失去這個城市特殊的歷史，在德國真正的民主應該往哪裏去⋯⋯才剛滿19歲的佔領學生Jo說：「相較曾經活在納粹統治的上一代，我們其實擁有更多機會，但這並不代表我們的人生比較容易。比起賺很多錢，我更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跟著學生在街頭觀察他們募款，多數民眾通常只要聽到「史塔西」便直接先打了個叉，這在當今極右翼漸趨抬頭的德國社會幾乎是個瘟疫般的詞，民眾說這是為了維護正義，德國不能再出現下一個納粹。一名45歲、移居德國超過20年的波蘭移民說：「要進史塔西得簽署一份效忠責任聲明，雖然霍爾姆只有14歲，但應該還沒有傻到完全不懂那是什麼。」
然而另一端在佔領運動裡的學生們，也談起正義。他們說今天把霍爾姆弄下台是暗地裏削弱民智，柏林將不再是以前連窮人都很難在這裏餓死的柏林。28歲洪堡大學經濟系的學生Umut是在德國出生的二代土耳其移民，小時候因為家裏太窮被趕出公寓，在地鐵裡賣過深夜三明治的他說：「如果你不是那群因資本主義的興起而被影響的人，他們當然不會管你的死活。」
「你覺得正義（Justice）是什麼？」我問20歲佔領區的學生Malk，他笑說這真是個難題，醖釀了好一陣子後才說：
「正義應該是每個人都能安穩地生活在一起，且擁有同等參與社會的權力，沒有高低之分且不會因利益衝突而相互惡意攻擊。正義的定義是需要與時俱進來討論的，只可惜現在我們的『溝通』常常只是大聲喧嘩或做做樣子，是無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