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授被揭曾是秘密警察，但学生为支持他占领了校园

柏林市中心腓特烈大街的Dussmann书店大门前，一个发放德文传单的大胡子拦下了我。他身旁摆著一个登山揹包，上面披著一块写满 #holmbleibt 的帆布。现年三十岁的Daniel是德裔美国人，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文，他正声援引起极大争议的柏林洪堡大学社会系教授安德瑞·霍尔姆（Andrej Holm）。

霍尔姆几个月前获柏林州政府提名为城市发展和房产国务秘书。但他被爆“涉嫌有意隐瞒十四岁时在父母陪同下，签署了在中学毕业后便会在史塔西（Stasi）从事专职工作的志愿书，并在东德秘密警察组织里工作了数个月”，因而遭洪堡大学紧急留职停薪，并无缘接下政府要职。

然而，德国媒体爆料出霍尔姆曾有史塔西的过往后，他的学生们于今年一月中发起了一场占领洪堡大学社科院的运动，除了洪堡大学的学生也引来了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学子。Daniel加入其中“替占领运动的学生募款”。

史塔西

在我与Daniel交谈期间，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经过瞄了一眼帆布上的字，突然间扯开喉咙用德文向我们大喊：“史塔西非常糟糕！让很多人陷入地狱般的痛苦！没有任何从经替史塔希工作过的人可以得到原谅！”

一名年轻的洪堡大学女学生驻足，她说：“我不赞同学校把Andrej Holm解职，如果今天这个做法是为了避免极端思想的滋长，那我觉得应该也要把学校里是AfD党员的教授踢出去。”AfD是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的简称。她在离去之前在Daniel的募款瓶里留下了2欧元。

占领运动：疗愈历程，还是同温层游戏

隔天我前往被占领的洪堡大学社科院一探究竟。社科院门口垂挂著一块极度显眼的红色布条，上面用黑笔写著大大的 #HolmBleibt，意为“让霍尔姆留下来”。占领区域为社科院一楼和地下一楼，所有学生和老师仍能自由进出。从大门往后走一点便是占领运动的中心地带，有厨房、念书用的桌椅，还架了几张吊床，墙上贴满了各种左翼色彩浓厚的海报、标语和各种使用公约。原本分成男女的厕所被改建，装了洗衣机和淋浴间，门口贴著一张不分男女的“性别友善厕所”标语。

18岁的艺术史学生Svenja，已待了近两周。她从高中开始便接触左翼思想，也加入了几个社团，但这是她第一次敢站出来替所相信的事情发声并行动，

“如果我们一直紧抓著过去不放，这个社会就永远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况且霍尔姆14岁时签署协议时只是个小小的训练生，难道你14 岁的时候会真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占领区学生支持霍尔姆的主要原因是， 霍尔姆是数十年研究“仕绅化（Gentrification）”的学界人士，也是德国左派的指标人物，许多柏林人都一度引颈期盼他上任管理柏林房产。这几年突然涌入柏林庞大的外来人口让找房子成了一件登天的难事，即使政府尝试制定控制租金的法律，租金比起五年前仍涨了近两倍，但还是有成群的人想挤进柏林。而仕绅化指的是一个社区因为地价上升，吸引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较低收入者的现象。

学生们认为，用史塔西来攻击霍尔姆只是诽谤，一个反对“仕绅化”的人上任政府会砸到很多人的饭碗，“当中有许多不公平的检视”。现在德国政府里有许多重要官员皆加入过纳粹政党，执政党CDU的主要人物Gerhard Schöder便曾在1933年加入纳粹党，但他却无事。

当今德国的宪法并没有一条法律写著有史塔希或纳粹背景的人不得担任公职，也没有任何一条行政法明确有此规定，显然这更接近德国社会不明文的集体共识，但霍尔姆的解职事件却像一根长长的刺针，挑动了民主与正义之间的灰色地带。

“我同意如果霍尔姆不是对抗仕绅化的领袖人物，这个事件不会像今天这样，但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角色去向外传达连带著这个议题之下的其他声音。”占领者Maria说。

不过，这场抗议也被人认为是一群左翼份子在玩同温层游戏。

留著金色长发的Max是学生占领区的中心人物之一，35岁出生于东德的他曾经历过柏林围墙倒塌前的日子。他说在东德垮台后，许多德国人只愿有个安定的生活不想惹麻烦，“我们有句话说‘如果你说不，你就是共产主义份子。’”但他也认为德国人既有循规蹈矩的一面，又有天真浪漫的一面，比如，在今天房屋资源如此紧张的柏林，位于市中心Tempelhof的废弃机场仍获得保留，“我们一直在这矛盾的民族性中挣扎。”

24岁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Andy说：“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占领运动的组织运作非常顺畅。在这让我觉得不再孤单，而且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不只一个。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这场占领像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我连续观察了近一周，每天约略都会有约三十到四十人左右在占领区，晚上下课后会再多一点。这里没有领袖人物，引起这场占领的霍尔姆也从没有出现在现场，只能算是个精神领袖。

二月中，洪堡大学发出公告，愿意让霍尔姆留职停薪到2018年后再回校任教。而霍尔姆也第一次公开承认申请教职时的资料有误，对于没有立即告知校方感到后悔。

参加占领运动的学生和校方暂时达成了共识，全数占领区归还学校，只希望保留一间教室。学生们欢庆的同时，却也弥漫著一股不知该“如何善后”的氛围。其中一名学生Umut有点惆怅地捎来讯息：“占领已经结束，我也只能离开。”

正义之争

大学教职人员因被发现有参与史塔西的纪录而被解职，这在德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洪堡大学在1990年以选举产生的校长Heinrich Fink，就被发现曾是东德秘密警察的线民而于1992年初被无限期解聘。

“我支持学校开除霍尔姆，”在洪堡大学社科院就读的朋友Ted告诉我：“如果是要防范极端思想的蔓延如AfD，他们（指占领运动中的学生）就应该同意解职的决定，因为如此这次让霍尔姆过关了，那将来类似的案例便会有解释松动的可能。” Ted补充道：“学校当时将他解职并不全只是因为他有史塔西的背景，更多是因他在申请教职时隐瞒了这项纪录。”

事实上，霍尔姆的议题成为了这群年轻人对德国社会长期以来不满的导火线。或许是因为太过年轻，部分学生表示没有听过“转型正义”这个概念，但他们会滔滔不绝地讨论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柏林应该往哪条路发展才能不失去这个城市特殊的历史，在德国真正的民主应该往哪里去⋯⋯才刚满19岁的占领学生Jo说：“相较曾经活在纳粹统治的上一代，我们其实拥有更多机会，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人生比较容易。比起赚很多钱，我更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跟著学生在街头观察他们募款，多数民众通常只要听到“史塔西”便直接先打了个叉，这在当今极右翼渐趋抬头的德国社会几乎是个瘟疫般的词，民众说这是为了维护正义，德国不能再出现下一个纳粹。一名45岁、移居德国超过20年的波兰移民说：“要进史塔西得签署一份效忠责任声明，虽然霍尔姆只有14岁，但应该还没有傻到完全不懂那是什么。”

然而另一端在占领运动里的学生们，也谈起正义。他们说今天把霍尔姆弄下台是暗地里削弱民智，柏林将不再是以前连穷人都很难在这里饿死的柏林。28岁洪堡大学经济系的学生Umut是在德国出生的二代土耳其移民，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被赶出公寓，在地铁里卖过深夜三明治的他说：“如果你不是那群因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被影响的人，他们当然不会管你的死活。”

“你觉得正义（Justice）是什么？”我问20岁占领区的学生Malk，他笑说这真是个难题，酝酿了好一阵子后才说：

“正义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安稳地生活在一起，且拥有同等参与社会的权力，没有高低之分且不会因利益冲突而相互恶意攻击。正义的定义是需要与时俱进来讨论的，只可惜现在我们的‘沟通’常常只是大声喧哗或做做样子，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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