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城志

趙益民:從不在海邊的曼徹斯特,到買不起房的北京……

19世紀的思想家在曼徹斯特宣誓消除城鄉差別,而今天,城市病意味著誰都買不起房……


【編者按】:端傳媒觀點頻道新專欄「眾城志」,邀請了兩岸三地的城市觀察者,遊走世界眾城,從最微細的一人一物,到最宏觀的歷史與規劃,重探城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議題,嘗試發掘認識城市的新方式。專欄逢周日刊出。

北京郊區天通苑。
北京「睡城」天通苑。攝:Imagine China

今年的奧斯卡典禮像電影一樣精彩紛呈,最吸引眼球的片子最後並非大贏家——這倒讓我鬆了一口氣。並非所有電影都是熱鬧喧囂的,而有時這種並不熱鬧喧囂的製作,反而更能讓人眼前一亮,比如斬獲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創劇本的電影 Manchester by the Sea(港譯《情繫海邊之城》,中台譯名《海邊的曼徹斯特》)。

初看起來,曼徹斯特這個地名,在電影語言裏顯得並不那麼重要。小城裏那些痛苦的回憶、柔軟的人心、微妙的關係,才是真正打動人心的內容。這種痛苦、蒼涼和不復往昔的情緒,並不只限於那個時間和那個地點,並不只限於 Lee 的遭遇。在電影的結尾,重新張起的船帆成為顯示樂觀情緒的重要意象,彷彿是在為必將過去、即將過去、已經過去的風暴鼓與呼。但是在別處,在痛苦和蒼涼的情緒聚集着的很多別的地方,這種樂觀情緒卻了無蹤影。

有的風暴從未過去,或者並未以我們以為的那種方式過去。

我們暫時轉移視線,去看一看大西洋對面的那座曼徹斯特,一座已經在(後工業化的)時間的長河裏被沖刷得完全不像曾經的樣子的城市。從某種程度上看,這座曼徹斯特也是一座悲涼之城,這裏的不復往昔,比起海邊的曼徹斯特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探索歷史的塵埃,我們能看到的故事遠遠不止這些……

恩格斯的曼徹斯特

就在電影開始在英國上映的檔口,不少勤勞勇敢的曼徹斯特人民跟着自己的好奇心開始搜索:海邊的曼徹斯特在哪裏?答案讓他們大吃一驚(不妨從英式幽默的視角看待這一反應):原來還有別的曼徹斯特!他們竟然還拿了奧斯卡!天理何在!

英國的這座曼徹斯特並不靠海,卻曾經是世界遠洋運輸的中心。在十九世紀蒸蒸日上的工業時代,曼徹斯特通過世界上第一條鐵路和不遠處海邊的利物浦連為一體,共同構築起了英國工業大發展的地理基石。

日不落帝國的海外擴張和工業發展,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不同形態。通過遠洋運輸,殖民地的原材料(比如印度的棉花)被運輸回英國本土,然後在工業中心加工成最終產品,再輸送到世界市場——19到20世紀中國市場上充斥的各種「洋」字開頭產品,就是這麼突然冒出來的。就棉紡織業而言,利物浦、曼徹斯特和其所處的蘭開夏郡,在當時已經成為全球生產鏈的核心環節。

城市空間的漫無邊際的擴張,和到處雜亂地安插着的「貧民窟」。雄偉壯麗的河景街景和骯髒擁擠的工人階級蝸居處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

1830年第一條鐵路開通時的曼徹斯特火車站,現為科學與工業博物館。
1830年第一條鐵路開通時的曼徹斯特火車站,現為科學與工業博物館。圖:趙益民提供

從1842年秋到1844年夏,被父親派去曼徹斯特做生意的恩格斯,對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做了二十一個月的田野調查。他的方法,類似當下一些在華南工廠做田野的人類學家。而他當時也和一個「廠妹」走到了一起,這個愛爾蘭姑娘對他深入觀察愛爾蘭苦工群體幫助頗多。

當恩格斯從德國抵達不列顛的時候,首先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就是城市,是城市空間的漫無邊際的擴張,和到處雜亂地安插着的「貧民窟」。這種場景在在曼徹斯特尤為典型:雄偉壯麗的河景街景和骯髒擁擠的工人階級蝸居處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這立刻促使恩格斯得出了他關於「社會戰爭」的論斷:「社會戰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All against all)的戰爭已經在這裏公開宣告開始……每一個人都把別人僅僅看做可以利用的東西;每一個人都在剝削別人,結果強者把弱者踏在腳下,一小撮強者即資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窮人卻只能勉強活命」(《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大城市》)。

在每一個大城市裏,都有一個或者幾個擠滿了工人的貧民窟——「英國一切城市中的這些貧民窟大體上都是一樣的;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區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見的是一排排的兩層或一層的磚房,幾乎總是排列得亂七八糟,有許多還有住人的地下室」

為什麼會這樣?恩格斯立刻把矛頭指向了工業時代:

「要知道,一切最使我們厭惡和憤怒的東西在這裏都是最近的產物,工業時代的產物……只是工業才在這些老房子之間的每一小片空地上蓋起房子,來安置它從農業區和愛爾蘭吸引來的大批的人……才可能把他趕進對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壞的住所,而這種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錢來享用,直到它最後完全倒塌為止;所有這些都只是工業造成的,而如果沒有這些工人,沒有工人的貧困和被奴役,工業是不可能存在的。」

19世紀的反城市烏托邦

城市將會消失,城市必須消失……這一宣言,將很快回響在20世紀的歐亞大陸:經由恩格斯的烏托邦,19世紀的曼徹斯特在歷史中投下了遠比它自身厚重的陰影。

在1872年,當恩格斯又一次動筆討論城市,寫下《論住宅問題》的時候,先前的結論得到進一步推進。

不同於當時流行的蒲魯東主義者要求廢除住宅租賃制度,把承租人變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論調,恩格斯強調:大城市的房屋短缺問題並非最主要的社會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是核心。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大量工人才被引誘到城市裏,城市空間才會過度膨脹,住房才會短缺,城鄉矛盾才會被推向極致。在他看來,通過社會革命改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是最根本的問題,而住房短缺一類的次生問題,最終只能通過改變生產方式才能實現。

早先在曼徹斯特觀察到的城市貧民及其生存環境,給了恩格斯極大震撼,以至於他在城市空間和資本主義的罪惡之間畫上了等號,並且把城市與鄉村的對立。視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運轉的基礎之一。它可以,也必須被社會革命消滅。

正是在這裏,恩格斯的思路最終與空想社會主義者(比如傅立葉)合流。他宣稱要 「使人口儘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繫,並使交通工具隨着由此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長期觀察倫敦和曼徹斯特等大城市,尤其是觀察其中的貧民窟,最終把恩格斯變成了一個反城市主義者 (anti-urbanist)。陷入了烏托邦思路不能自拔的恩格斯,在之後不久的《反杜林論》中,進一步把這一觀念「發揚光大」:消滅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就是要消滅城鄉分工這一前提,而消滅城鄉分工,必須通過人口在全國尺度上的均勻分布來實現——城市將會消失,城市必須消失……這一宣言,將很快回響在20世紀的歐亞大陸:經由恩格斯的烏托邦,19世紀的曼徹斯特在歷史中投下了遠比它自身厚重的陰影。

這道陰影,順著20世紀社會主義的線索來到北京。

反城市烏托邦的北京實踐

我們把目光轉向1950年代的北京。共產黨政權(蘇聯、東歐、中國等等)一直宣稱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自己的核心政綱。於是,恩格斯對城鄉對立的烏托邦式思考,也隨着這一「主義」進入官方意識形態,並且很快變成了政策與實踐。在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年代,尤其是1957年之後,消滅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隨着「大躍進」的種種政策一起遍地開花。就是在此時,對「城鄉差別」的認識和處理給北京帶去了影響深遠的空間效果,並一直持續到今天。

1958年北京市總體規劃。
1958年北京市總體規劃。圖片來源:《歷史上的北京規劃》趙怡婷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之後,北京市立刻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修改了三個月前剛剛由蘇聯專家繪製的城市總體規劃。

在當年9月遞交中央的報告裏,北京市委如此表達自己的決心:「城市的發展究竟是要有利於鞏固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還是要有利於逐步消滅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是規劃工作者走資本主義的城市建設道路,還是走共產主義城市道路的尖鋭問題……」( 北京市檔案館,卷宗1-5-253)。

為了促進工農結合和城鄉結合,並順應當時正蓬勃發展的「人民公社」,北京市委向中央保證:今後的工業將主要安排在遠郊區的人民公社裏;這些人民公社將和新劃定的四十多個衞星城(包括南口、昌平、順義、門頭溝、長辛店、房山、良鄉、通州等)緊密聯繫,共同形成新的環繞市區的子母城體系。與此同時,市區將被分割成一個個的小「集團」,集團之間由成片的綠地分割;在市區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上,還要大量安排小面積豐產農田,從而使市區也成為城市和農村的結合體。在這樣的基礎上,「分散組團式」的布局形態最終被確定下來,並被視為消滅三大差別、邁向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條件。

烏托邦北京的當代幽靈

你親眼目睹了北京這座城市攤了幾十年「大餅」,沿著一圈圈環路擴展,也許會問:這個分散組團式布局,現在早該不存在了吧?。

然而,這一布局形態不僅沒有被取消(它依然是2004年北京市總體規劃的指導思路),而且構成了現在北京市興建通州副中心和疏解人口的合法性來源——「北京城裏這麼擁擠,為什麼不疏散一點人口出去?說好的衞星城呢?」生氣的上峰如此責問市裏的有司。接下來的故事,我們都已經很清楚了:通州這個曾經畫在紙上(但一直沒怎麼好好建設)的衞星城,這幾年一夜之間變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甚而成為京津冀一體化的前沿。

上述政策鏈條裏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說,「分散組團式」布局本身是否曾合理過?現在是否依然合理?規劃圖紙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社會問題?又比如,北京到底有多「擁擠」?「合理的城市規模」這樣的思維本身是否有問題?所謂的疏解人口、控制規模與現在高漲的房價是否有關係?恩格斯的烏托邦投下的陰影為什麼竟會在房價高漲的時代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再比如,北京市為什麼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擠破頭湧入?是因為大家喜歡這裏,還是因為這裏充滿了別的什麼東西,一些因為政治經濟原因只存在於北京而在別處無法獲取的東西?

即便城市真的有「承載力」限制(這是存疑的),即便北京真的有了所謂「過載」(這也是存疑的),我們是否沒有別的方案,而只能以現在這種種非人的手段去「疏解人口」?——吃不了早餐買不了菜的人不計其數,孩子上不了學的人更是數不勝數,而在最近的新聞裏,高房價也被有司說成是控制人口和產業升級的利器。這會不會導致(或者說,它本身是否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形式的「社會戰爭」,就像我們最近已經在五環外的皮村看到的那樣?為了理解今日的北京,我們需要回到曼徹斯特,回到1840年代的那座世界工業中心。因為在那裏,此時此刻在北京的空間故事早已上演:階級的空間隔離,政府的清理掩蓋,投機的地主(「種房子」的京郊農民),日漸高企的房價房租……

但無論是悲劇還是鬧劇,做決策的人永遠不需要承擔他們所做決策的後果。市長的交椅換了又換,曾經的軍令狀已沒人再提。在上峰一次又一次的視察之後,真正的空間問題(和解決方案)已經沒有人會去嚴肅討論和反思。彷彿只要順從上意,我們現在在城市裏看到的這些苦難自然會走向皆大歡喜的結局。最後,大家都成了活在歷史的陰影裏而不自知的人,甚至以為自己的行動必然會帶來理想的結局——在這一點上,倒是達到了和恩格斯差不多水平的烏托邦狀態。

當曾經的罪惡和烏托邦都遠離我們……

若當初那些讓人走向反城市主義的因素已然消失或變形為別的樣子,我們該如何去重新解讀城市和城市空間?

對烏托邦的否定在當今的曼徹斯特體現得也相當明顯,雖然是以一種完全未曾預料到的面貌呈現出來的。隨着世界工業體系的轉型和經濟重心的轉移,曼徹斯特的地位早已不復當年。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座城市的人口甚至比不上一百年前的水平。如今走在通往城南的主幹道 Oxford Road 上,人氣的冷清甚至會讓人懷疑這裏是否曾繁華過。如果不是路邊張貼的歷史圖片的話,根本沒有別的跡象可以供人去憑弔過往。而當年恩格斯觀察的很多貧民窟,現在也都已經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了——大多都成了那種寧靜清新、田園牧歌的樣子。

Didsbury Village 的聯排別墅。
Didsbury Village 的聯排別墅。圖:趙益民提供

即便如此,城市依然在那裏,城市並沒有被取消。城市空間的這些變化當然並不意味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型」和「升級」,也不意味着社會公正和天下大同的實現。但是這些變化和恩格斯的觀察之間的距離值得我們深思。若當初那些讓人走向反城市主義的因素已然消失或變形為別的樣子,我們該如何去重新解讀城市和城市空間?

尤其是在中國,當我們不幸正處在一個土地財政肆虐的時代——從1999至2016年,地方政府賣地收入累計收入超過三十萬億——當我們每個人都在為高漲的房價而焦慮,恐怕住房問題,早已超過城鄉對立而成為主要矛盾了吧。更為弔詭的是,在這裏,很多階級隔離、清理掩蓋、投資投機正是順着恩格斯當年取消城鄉差別的話語推進的。這是歷史的狡計,卻是我們的生活。

正因為此,我們亟需發現或建立新的認識城市的方式,一個不同於恩格斯的方式。城市空間也許容納了很多不義與罪惡,但這並不意味着城市本身等於不義與罪惡。恰恰相反,任何有成功希望的反抗努力,都必須首先認識到城市空間藴含的政治勢能,並且學會正確地引導和凝聚這些勢能,而不是要一勞永逸地取消城市的存在。

在地理學家 Doreen Massey 看來,調動這種政治勢能,正是使空間成為方法的題中之義。空間並不是空的,它不是一個客體或容器,它具有自己的關係性乃至能動性,這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辯證法」裏完全忽略了的東西。

當然,恩格斯並非沒有可取之處:在他批判蒲魯東主義者的時候,特地強調說,住宅問題引起這些人的注意,是因為這個問題不僅影響到了工人階級,而且影響到了小資產階級。那麼今日的北京呢?當高房價讓人怨聲載道的時候,當皮村拆遷引得關注工人命運的人(這也是學界的一股新潮流)痛心不已的時候,當豆瓣書店和三里屯酒吧紛紛被砌到牆裏面的時候,是誰在說話?又是誰被取消了發聲的權利?大家可還記得七年前被拆遷的唐家嶺?可還記得三年前被拆的147家早市(和裏面被驅逐的數以萬計的小攤販)?可還記得兩年前被拆的昌平北四村?事實上,住在北京五環和六環之間的那將近五百萬外來人口永遠也上不了頭條——除非他們的故事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興趣掛上了鈎。若要使空間成為方法,首先就要使這種掛鈎成為常態,而不是變成展覽「六環比五環多一環」那樣的小清新趣味。

Didsbury Village 傍晚街景。
Didsbury Village 傍晚街景。圖:趙益民提供

恩格斯看到了開頭,卻並沒有猜對結尾。川流不息的日常生活,最終破滅了他的烏托邦迷思,留下的是他的反思意願和批判精神——當然,後者在當下這個時代依然可貴,尤其可貴。

這便是那座不在海邊的那座曼徹斯特城,給我們上的一堂歷史課。

(趙益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地理系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空間與權力、城市政治經濟及土地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