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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史上最高投資兩岸合拍片遭遇政治獻祭背後

兩岸關係前途未明,但民族主義的子彈已飛向影視圈,若是公開發言不符合最嚴酷的反台獨定義,就等着在市場上當砲灰。

端傳媒記者 陳虹瑾 發自台北

刊登於 2017-03-17

《健忘村》劇照。
《健忘村》劇照。

投資3億新台幣(約7496萬港幣)的《健忘村》,最終只收回了1億(約2498萬港幣)出頭。

這是兩岸合拍電影片歷史上最高的一次投資,演員與製作陣容華麗,兩岸同步上映,曾扛着眾人「賀歲救市」的期待,還被譽為是台灣導演版的《讓子彈飛》。沒人想到,先飛起來的不是票房,而是民族主義的子彈。「台獨導演」的名號,不僅令《健忘村》遭遇票房滑鐵盧,也令在中國工作的台籍影視音人員憂心忡忡:這顆子彈,還會飛多久?還會落在誰人身上?

而兩岸合拍片的未來,更成了一個巨大的未知數。

《健忘村》的「非戰之罪」

時間回到去年中旬,萬達影業在上海電影節期間,公布年度新片計畫,囊括5大類、共30部精選新片,其中包括了台灣導演陳玉勳的《健忘村》,分類為懸疑科幻片。

接連數月,《健忘村》劇組在兩岸同步開設臉書、微博粉絲團。11月22日,劇組在中國召開電影發布會,主演的台灣演員舒淇、張孝全、楊祐寧,以及大陸演員王千源齊聚北京亮相。

任職於一家中國影業集團的陸籍幹部陳昶(化名)對端傳媒回憶,12月,在北京萬達影業總部一進門的巨大LED屏幕牆上,還能看到《健忘村》的電影預告在滾動播出,顯見公司重視。

12月8日,風雲驟變。當天晚間,大陸天涯論壇出現了一篇題為《請找出台獨導演》的文章,內容僅一行:「大家可以聽今天的董智森節目。」隔日,又有網民發文:「兄弟們又有任務了,台獨導演的新片要上映了,是萬達投資的,思聰(指王思聰,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之子)這個sb(傻子),台灣的台獨導演拍的,什麼名字?看看12月8號董智森的電台就知道了。呵呵,這次有萬達護航,不容易。」

當天,台灣名嘴董智森在廣播節目《飛碟午餐》中,點名陳玉勳為「太陽花運動要角」,並稱陳玉勳「拿大陸的錢拍《健忘村》,他自己健忘了嗎?」

董智森近期接受端傳媒訪問時稱,當時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對陳玉勳的兩面討好感到相當反感」,至於後續有人在網絡上跟進爆料,他則回應:「詳細過程我不知道。」

此後接連數日,中國大陸互聯網上開始瘋傳《台灣反服貿導演的《健忘村》大年初一上演,真以為大陸人民都健忘?》相關文章。短短數週,「《健忘村》導演反服貿」、「台獨導演陳玉勳」等關鍵詞迅速登上大陸網絡熱門詞條,撻伐聲浪不絕於耳。共青團湖南省委員會官方微博「共青湖南」公開發難:「想來撈金還和我們唱反調?」

今年1月5日,陳玉勳發表聲明,澄清自己並非台獨分子。往返兩岸多年的電影從業人員戴瑟(化名)向端傳媒透露,陳玉勳發表這份聲明,部分來自於國台辦的壓力。戴瑟說,陳玉勳的聲明是替電影止血的必要動作,「會不會繼續燒?那要看你的造化。但在那之前,你(陳玉勳)得說說話。」端傳媒又求證於該片監製李烈、葉如芬,得到的答案皆是否認此傳聞。

《健忘村》劇照。
《健忘村》劇照。

1月17日,《健忘村》在北京舉行首映發布會,眾星雲集,獨缺導演陳玉勳。同一天,廣電總局終於發給《健忘村》電影公映許可證,但原先的第一出品方「萬達影業」消失在出品單位欄。其後,第一出品方由北京另一家發行公司「影行天下」取代。

「電影要拍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這次『人不和』,我們也沒預料到,」就連具有豐富國際合拍經驗的資深監製葉如芬,也形容這是一起意外,且延燒速度之快,幾乎讓她措手不及,「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做」。

不願具名的《健忘村》工作人員私下大嘆,若是針對意識形態沒表態到最極致、公開發言不符合最嚴酷的「反台獨」定義,就等着在市場上當砲灰,「如果沒發生這些事,《健忘村》在賀歲片票房(指大陸春節檔期)單日要破億,其實不難啊。」

據指出,萬達發行部門在看過試片後,認為《健忘村》不適合年節賀歲,將原先預定較高的排片量,調至5%至8%。而萬達退出第一出品方後,排片量更下調到3%以下。

大陸電影票房數據分析網站「貓眼專業版」統計,與《健忘村》同日上映的賀歲片《西遊二:伏妖篇》與《功夫瑜伽》,上映首日排片比分別為33.6%與17.2%。上映不到幾日,雙雙衝破10億人民幣(約11億港幣/45億新台幣)票房。而《健忘村》,除了1月28日上映當天的排片比達4.8%,該片上映隔天,排片比立刻被降至1.7%,上映第四天之後,更從未大於1%,低迷不振,終至漸趨於零。

不願具名的《健忘村》工作人員私下大嘆,若是針對意識形態沒表態到最極致、公開發言不符合最嚴酷的「反台獨」定義,就等着在市場上當砲灰,「如果沒發生這些事,《健忘村》在賀歲片票房(指大陸春節檔期)單日要破億,其實不難啊。」

不過,《健忘村》的陸方出品人、影行天下創始人安玉剛,選擇從自身找原因。接受媒體訪問時他說,《健忘村》是荒誕喜劇類型,需要觀眾思考、結合一定程度的知識與社會經驗,而春節期間,觀眾並不願「拖家帶口」去看深入議題。為什麼不延後上映呢?安玉剛又承認,他在母校中國傳媒大學校友群轉貼《健忘村》宣傳時,親眼看見自己的校友指「這是一個台獨導演的項目」,這才意識到,來自「民意」的洶湧攻勢及其破壞力「挺可怕的」。他承認,不敢再延期,怕過了春節檔再上映,反對者會有更多時間發酵抵制行動……

「健忘村在大陸被抵制,是非戰之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朱延平對端傳媒說。「我個人覺得這是很精緻的電影,更是台灣近年少見的有水準之作。」

朱延平是台灣知名商業片導演,曾拍攝多部膾炙人口的賀歲片,也曾拍攝《功夫灌籃》等兩岸合拍片。談起對賀歲片市場的觀察,他拋出一個問題:「成龍今年拍《功夫瑜伽》,和獅子關在同一部轎車裏飆車,最後獅子都吐了,這合理嗎?」

「這不合理,但不重要。」朱延平隨即給了答案,「因為它就是一部賀歲片。重點是獅子暈車、吐了,賀歲片的邏輯就是要好笑好玩。太講道理的、太沉悶嚴肅的,不適合。」

但健忘村是「好笑、好看」的,朱延平再三強調。他說,事實上,《健忘村》已被拿來為政治獻祭,是不是合適的賀歲片不重要,不管擺在什麼檔期,都難逃被抵制命運。

電影導演朱延平,曾拍攝多部膾炙人口的賀歲片,也曾拍攝《功夫灌籃》等兩岸合拍片。
電影導演朱延平,曾拍攝多部膾炙人口的賀歲片,也曾拍攝《功夫灌籃》等兩岸合拍片。

「沒問題吧?」電影公司嚴防台獨、港獨、吸毒

台灣興揚電影有限公司監製唐在揚熟悉兩岸三地電影生態,也曾擔任兩岸合拍片《寶島大爆走》、《風中家族》監製,他對端傳媒表示,在大陸市場拍片,審查原本是常識。「中國大陸市場有特殊性,境外電影進入大陸,題材一定得經過篩選。政治議題不碰、同性戀議題不談,另外,大陸官方不同意『早戀』,若涉及高中生校園愛情,電影劇情也不能出現『正果』……」

他監製的《風中家族》有大陸演員李曉川、台灣演員柯佳嬿的對手戲,在兩人新婚之夜床戲鏡頭部分,就沒通過廣電總局審查。「他(廣電總局)說就算是新婚之夜,也不能有性愛動作……,所以做大陸版本時,我們就把床戲鏡頭調整掉了。」

唐在揚指出,這種審查有逐年收緊趨勢,不只針對台灣,整個中國電影市場都頻繁強調「正能量」、「主旋律電影」。但,近一年以來,若涉及兩岸合作,大陸電影公司或投資人總會順便問一句:「這導演有沒有特殊的政治傾向啊?」「這男主角、女主角,沒有問題吧?」

大陸投資人如今最怕發生「電影以外的事」,導致影響票房,甚至造成電影被禁。「其實對方的思考很單純,最好我們(導演)的立場都不要藍、都不要綠;對政治議題從不關心,對同婚也不要表態……」

一名不願具名的台籍導演

「沒問題吧?」成了兩岸影業開啟合作大門的新版通關密語。

「戴立忍事件後,他們(大陸投資方)就開始問導演和演員背景,健忘村事件過後,問得更明確。」一名不願具名的台籍導演說:「因為大家會怕嘛,誰知道哪個無聊網民哪天又挖出來什麼東西?」

這名匿名受訪的導演分析,前述所謂的「問題」,分為兩種層次,若是演藝人員個人形象出了問題,可能影響票房、宣傳;若是意識形態「出了問題」,視情節嚴重程度,可能影響公映許可。若意外延燒為網絡上的政治事件,電影公司和投資人就得被迫去面對這些突發事件。

他指出,大陸投資人如今最怕發生「電影以外的事」,導致影響票房,甚至造成電影被禁。「其實對方的思考很單純,最好我們(導演)的立場都不要藍、都不要綠;對政治議題從不關心,對同婚也不要表態……」

「戴立忍事件之後,用港台藝人,我們會擔心,電影公司都希望『不要出事』」任職陸企的陳昶說,去年下半年起,自己任職的電影集團和同業,若遇上來自台灣、香港的團隊,簽約之前,都「醜話說在前」,除了台獨、港獨、支持西藏意識鮮明者被明確列為拒絕合作戶,導演和藝人的私生活也要詳細調查。「雖然是開玩笑話,但現在跟演員見面前,我們都會提醒:『仔細看看,有沒有吸毒的樣子?』」被調查者一旦被發現曾吸毒、外遇、離婚,或潛藏任何尚未爆出的「家庭問題」,電影公司就會降低合作意願,原因無他:任何未爆彈都可能遭到市場抵制;一旦遇上抵制,劇組所有的投資都可能血本無歸。

以2014年因吸麻入獄的台籍演員柯震東為例,去年起參與大陸電視劇,被外界視為在中國市場已解凍,但他所主演的兩岸合拍片《打噴嚏》,早該在兩岸上映,前些時日再次送到廣電總局,審查仍然未過。業內人士透露,近期詢問廣電總局的結果,答案依舊是「不能用」。

陳昶提到,愈來愈多電影公司為求自保,和演員或藝人經紀公司簽約時,要求在合同上加註「免責條款」,言明「如果你出事,我們不負責。」簽下這份條款後,若遇導演、演員因個人因素導致影片被禁或下架,投資方或其他合作方若追究起損失,電影公司將免於承擔責任,甚至有權向演藝人員索賠。

死亡名單,按圖索驥?

2016年底,《健忘村》議題正延燒時,香港媒體忽然刊登一份號稱「北京影視圈流出的55人名單」,稱中國高層要求各大影視單位「不要碰名單內的人」。

沒有人知道這名單從何而來,但電影業者相信,這名單說話算數。

陳昶這樣回答端傳媒記者:「行內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沒人主動通知我們有這種『名單』,廣電總局也沒主動發過類似的文件,但我和同業都相信,這名單還是有的。」

既然沒看過,如何信其有?陳昶一語道破天機:與其說這是封殺名單,不如說這是給電影從業者參考的「自我審查清單」。歸根結柢,自我審查的主因還是商業因素:害怕片子賣不好。

「有證據顯示,遭到下架的一些影視音作品,確實依據『名單』來執行的,」陳昶舉例,台灣歌手陳昇的歌是他常聽的作品,但去年底,媒體爆出「55人封殺名單」的隔週,陳昇的作品就被音樂平台下架,「我最常聽的幾首陳昇的歌,全都沒了,就時間點來判斷,我認為這張名單還是被執行了。」

「我其實很討厭某些華文媒體,動不動就搞個『踢爆』的藝人名單,」葉韋廷談起近期的親身經歷,有些激動,「沒有來源、真假難辨,且沒人會去核實或考證名單的真假,」「但只要有人被炒作上那份名單、被貼上那個標籤,在那個當下,他就已經死了。」「太冤了,」他說。

曾「北漂」北京影視產業、現任職於上海一所影視製作公司的台籍影視從業人員葉韋廷(化名),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態。「這裏有最極致的政治審查和商業競爭,一方面讓你有置身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錯覺,同時政治的介入與監控,無所不在,」他說。

「我其實很討厭某些華文媒體,動不動就搞個『踢爆』的藝人名單,」葉韋廷談起近期的親身經歷,有些激動,「沒有來源、真假難辨,且沒人會去核實或考證名單的真假,」「但只要有人被炒作上那份名單、被貼上那個標籤,在那個當下,他就已經死了。」「太冤了,」他說。

所有非中國籍的境外藝人要上節目,都要報批審核。葉韋廷的工作之一,就是邀約來自境外的藝人上節目。1月初,葉韋廷依例向合作的電視台窗口說明,將邀請一名知名台籍藝人上節目,「她曾在大陸一線衛視黃金檔擔任選秀節目導師,這代表之前的報批都沒問題!」

葉韋廷回憶,當時剛爆出這份「55人封殺名單」,該名藝人赫赫在列。報批審核之前,他沉住氣,依照往例向電視台窗口介紹這名台灣藝人的背景,試探着確認:「報批沒問題吧?」對方答:「應該沒問題」。

和葉韋廷溝通的這名電視台人員,長期和廣電總局打交道。一週後,對方態度大變,當面對葉韋廷說:「現在有風聲,建議先別用她。」

「只要有任何嫌疑,大家就會採取最保守的姿態。因為沒有人有力氣和時間去冒這些風險。明星只是影視產業的冰山一角,只要有一人出事,牽連的就是背後的整個團隊和平台,這個產業要養活的人太多了、受牽連的人太多了。」葉韋廷說。

「政治都不用出手,商業的力量就能先扼殺任何人、任何作品,」這是葉韋廷花上好一段時間,才悟出的市場生存之道。

寸步難行,還要去大陸嗎?

北漂在大陸的台籍電影工作者戴瑟回憶,戴立忍事件爆發的第一時間,他就重新檢視自己的臉書、Instagram,刪了所有可能被視為「敏感活動」的照片和發文,同時關掉使用多年的部落格。

用「如履薄冰」來形容戴瑟的謹慎,並不誇張。既然如此,何不回台灣發展?他答:「我也想過堅守台灣,只是如果要靠政府輔導金養,我的年輕歲月就是要栽在台灣……」他說自己想要一個更大的電影夢,所以來到中國。對未來4年,他直言不抱希望:「兩岸連表面的和諧都沒有,我們在大陸一定是寸步難行的,」但「我還在卡位,我還在熬,就希望能熬到一部純中國電影。」

兩岸ECFA生效之後,不少台灣影視人才藉合拍片途徑進入中國,屢獲佳績,例如台灣導演鈕承澤執導《愛》,票房達新台幣6億4650萬(約1.6億港幣);台灣導演蔡岳勳執導的《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票房破4億(約9995萬港幣);台灣導演陳正道執導的《101次求婚》,票房更是直逼新台幣10億(約2.4億港幣)。

66億美元
2016年中國電影總票房

2016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達66億美元(約509億港幣),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電影市場。儘管當前氣氛,令業界對兩岸合拍片未來感到悲觀,仍有不少台灣電影人對這塊票房金磚野心勃勃。

「拿大陸的錢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最厲害的是像李安一樣,拿全世界的資源。」朱延平分析,「你拿不到全球的錢(投資),至少拿亞洲的錢;拿不到亞洲的錢,至少拿到香港、大陸的錢,因為這些人會講國語啊,」「如果你只拿台灣的輔導金,拍出的電影像是電視的格局,沒競爭力。」

「不管是以『台灣片』還是『合拍片』名義,大家還是會想進去。」一名台灣導演強調:「你和他(大陸)同文同種,那麼多香港導演去大陸發展得飛黃騰達,那個市場,你不可能自己先丟掉。」

「拿大陸的錢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最厲害的是像李安一樣,拿全世界的資源。」朱延平分析,「你拿不到全球的錢(投資),至少拿亞洲的錢;拿不到亞洲的錢,至少拿到香港、大陸的錢,因為這些人會講國語啊,」「如果你只拿台灣的輔導金,拍出的電影像是電視的格局,沒競爭力。」他舉例,李安的《臥虎藏龍》、《色戒》,以及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都因為有陸資的投入,有足夠的資金,才能拍得更出色偉大,而「台灣如果只剩下小而美的電影,這個市場遲早會滅絕。」

在朱延平看來,合拍不合拍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如何在華人世界拍出受矚目的商業片。

資深監製葉如芬說自己不會放棄兩岸市場。《健忘村》事件雖然票房重挫,但「我沒想那麼多,我也不想去想,」葉如芬說,只要有好的劇本和團隊,兩岸合拍片仍是一個選項。「中國大陸電影市場這麼大,我做電影,不可能只在台灣。」

一名青年台籍文化工作者感嘆:「對於一個成長中的創作者來講,擺在中國影視環境中,形同『開始學作文,就寫八股文』,這個環境,其實是對創作者的扼殺。」但即便深諳世局,「戴瑟們」和「葉韋廷們」,仍選擇待在大陸,一邊妥協於特殊遊戲規則,一邊等待圓夢時機。

文化部政務次長丁曉菁坦言,兩岸合拍片的未來,主動者並非操之在台灣一方。
文化部政務次長丁曉菁坦言,兩岸合拍片的未來,主動者並非操之在台灣一方。

文化部政務次長丁曉菁坦言,兩岸合拍片的未來,主動權並不在台灣,但合拍仍是進入大陸的渠道之一。

但同時,她分析,數位革命打破市場國界,全球影視產業獲利模式正在發生改變。譬如 Netflix 會員人數已經逼近一億,來自全世界的原創內容都能在這個平台上競爭,其中,近期引發熱烈討論的冰島影集「Trapped(困獸之鬥)」並非來自歐美或主流影視製作公司,甚至多使用冰島語。

「北歐這幾年已發展出足以被辨識出來的類型片,」丁曉菁舉例,從《龍紋身的女孩》到《謀殺拼圖》,全球閱聽人已從這些成功作品中得知,北歐的犯罪推理片潛力十足,「他們開發了題材的『共感度』,深深用劇情勾住遙遠的觀眾。」

「抓到全球的共感,這條路是台灣影視業者一定要走的,」丁曉菁說,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受到的衝擊,是危機,也可能是轉機。「我們很難再關起門來,自己跟自己競爭,或只跟某區域的對手競爭了。」

兩岸合拍片

電影共同攝製(合拍)近期成為全球趨勢,藉由人才、資本、市場等合作,賺飽票房。「兩岸合拍片」為陸方創始的用語,台灣政府並無相關法令。2013年1月17日,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公布《關於加強海峽兩岸電影合作管理的現行辦法》,成為兩岸合拍片法源依據。這項辦法規定,凡取得《電影片公映許可證》的台灣影片,作為進口影片在大陸發行,不受前述進口影片配額限制。此外,兩岸合拍片在中國的發行,將享有中國電影相關待遇。根據這份文件,兩岸聯合攝製的電影必須符合下列條件:聘用境外主創人員,應經廣電總局批准,其中飾演影片主要角色的主要演員中,大陸演員不得少於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他主創人員可不受比例限制;兩岸聯合攝製的電影,故事情節和主要人物須與兩岸有關;經總局批准,合作攝製的電影底片、樣片的沖印及後期製作,可不受特殊技術要求限制,在台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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