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荷蘭大選當地時間3月15日午夜揭曉結果，根據荷蘭NOS廣播公司發布的出口民調，現任荷蘭首相馬克•呂特（Mark Rutte）所在的自民黨（VVD）目前獲得150個席位中的33席，成為議會最大黨，牽頭組閣。中右翼基督教民主呼籲（CDA）獲得25席，成為第二大黨，而極右翼政黨自由黨（PVV）18席，未能獲得組閣權，甚至進入政府的機會渺茫。隨著開票進行，各政黨席位數會略有上下浮動，而荷蘭選舉委員會將於一週後正式公布結果。

此次選舉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因為它被認為是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浪潮，近期在歐洲大陸的一次檢測。事實證明，有「荷蘭特朗普」之稱、極右翼政黨自由黨黨魁威爾德斯受挫。不過，還很難講，荷蘭就此抵擋了右翼浪潮。

根據荷蘭法律，組閣由議會中最大黨發起，經過幾輪協商最大黨找到合適聯盟的對象完成組閣，這叫多數黨內閣。當議會最大黨無法找到聯盟政黨，達到超過50%的聯盟席數總數，那組閣的機會和權力就會交給下一個，即第二大或第三大的政黨。只要某個黨能夠動員超過50%的席數，它就有機會組閣，這個時候就出現了所謂的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

上屆與自民黨（VVD）聯盟組閣的左翼工黨（PvdA），獲得9席，二者即便再次聯手也不夠半數，需要拉上其他政黨。不過，即便自民黨無法組閣——這種機率不高，其他黨派選前已經表示，不會願意同極右翼的自由黨合作組閣。

不過，威爾德斯在選前出盡風頭，在荷蘭颳起極右排外的風潮，這次自由黨席位也增加了6個。而最大黨自民黨原本中間偏右，但在選舉期間受到極右崛起的壓力，為了鞏固選民基礎，也跟着越來越右傾。荷蘭首相呂特曾放話， 移民要麼在荷蘭乖乖呆着，行為正常（act normal），要麼就滾出去（or get out）。對於之前荷蘭比較自由寬容的社會環境來說，這是非常強硬甚至攻擊性的表態。荷蘭政治風向愈發右轉，難怪極右翼領導人威爾德斯在選後發推特表示：

「感謝選民，我們贏了席位，取得初步勝利。呂特（最大黨自民黨黨魁）還沒能擺脱我。（PVV voters thanks. We won seats, first victory is in. Rutte hasn’t got rid of me yet.）」

政黨離散和左派衰落

就在美國選出特朗普為總統的第二天，歐洲各國極右政黨領導人湧到德國召開會議，傳遞出的信號似乎是在說，既然英國可以（脱歐），美國可以（選特朗普），為什麼我們不能一起在歐洲大陸幹一票？雖然極右勢力在歐陸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其歷史淵源甚至比英美更早，但這次他們似乎看到了新希望。

本次荷蘭議會選舉期間，媒體和民眾關心，如果極端右翼在荷蘭獲勝，這個國家是否會像英國脱歐一樣，繼Brexit之後引發Nexit（Netherland Exits）？特朗普之後，荷蘭這個以自由寬容為傲的國家是否會迎來一個極右的政府？ 這股浪潮是否會進一步波及接下來法國和德國的大選？

不誇張地說，一個民粹主義的幽靈在歐洲的上空遊蕩。

本次荷蘭選舉最大的特色是政黨的碎片化和左派的極速衰落。早在1980年代， 三足鼎立的主要政黨——自民黨、工黨和基民黨通常可以完成組閣。但是近10年來，荷蘭的政黨越來越多，政黨格局發生這麼大變化，某種程度上正是源於純比例代表制。

荷蘭在君主立憲制之上，設定了議會制比例代表制，議會選舉特指下議院（Tweede Kamer）全部150席改選 。荷蘭也有上議院（Eerste Kamer），但是上議院不是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荷蘭議會選舉非常特殊，全國算一個大選區。雖然全境劃分了20多個小選區，但這是為了投票和組織方便。 最後在議會中佔有的席次，就是全國範圍內獲得選票的比例直接乘以議會的總席次 。比如某個政黨在全國範圍內的得票率是8%，該黨能得到的議會席次就是12席。換句話說，荷蘭議會是純比例代表制，議會准入門檻較低。

荷蘭議會制比例代表制的另一個特色，是議員不用對特定的選區負責，因為全國一個大選區。不像英國和美國，英國的眾議院有650席，在全國範圍就有650個小選區，在每個小選區中只有一個議員，這個議員需照顧小選區選民的利益。美國的國會議員也有自己所屬的選區要去照顧。荷蘭不同，議員們不用遷就局部利益或者是某個小地方的利益，而是從國家層面去思考政治和政策的走向，同時遵從黨紀和黨派的宗旨。

這次選舉中，第一梯隊的政黨包括自民黨和自由黨，兩個加起來的支持率大概在30%左右。第二梯隊包括一些中等規模的政黨，像工黨、社會黨、綠色左翼、基民盟和六六民主黨，這些政黨的支持率加起來大概50%，但是每個政黨都只能獲得5% – 8%的選票。還有十幾個第三梯隊的小政黨，有的成立不到一兩年，他們在議會中可能只有一兩個席次，甚至拿不到席次。

近十年來，荷蘭政黨的離散化非常明顯，就是說單個政黨的得票率很難超過30%。這時，中等規模的政黨往往成為組閣的關鍵，因為擁有20%得票率的政黨沒有辦法單獨組閣，它必須拉攏中等規模的、擁有7%、8%得票率的政黨來增補，所以這些政黨成為關鍵的少數。

荷蘭選舉好比「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有很多新的政黨出現，很多舊的政黨消亡。這給選民決策帶來困難，由此產生了很多未決定選民。政黨太多，會導致組閣的難度更大。政黨的「離散化」，令各政黨之間博弈協商的成本拉高，時間也更長，導致整個組閣時間長達幾個月甚至半年。

荷蘭議會大廈裏有一個特殊的會議廳，叫「Stadholder’s Room（總督的房間）」。按照傳統，選後，主要政黨就是在這個房間裏協商組織新一屆的內閣政府。通常由議會最大黨牽頭，大家坐下來討論，相互協商博弈妥協，有時曠日持久，最後在這間屋子裏宣告新內閣的成立。

組閣的門檻是必須有超過50%的席次。只要超過76席，不管是一個政黨還是一個政黨聯盟，都有組閣的機會。在目前的荷蘭議會中，聯盟的政黨是中右的自民黨（VVD）和中左的工黨（PvdA），它們倆加起來（40加36）剛好是76席，所以它倆是現在的執政聯盟，並且是跨右派和左派的大聯盟。

本次大選另一個特點是右派話語的主導。大部分的英文媒體、中文媒體的報導，或是集中在自由黨，或是集中在威爾德斯與現任首相、自民黨魁馬克•呂特的對抗上。自民黨是中右，自由黨是極右，所以他們討論的話題，不管是移民、脱歐、還有國家安全等等，大都是比較偏右的話語體系，而偏左的議題，比如說福利、養老、退休年齡、綠色能源等等，都被媒體邊緣化了。

但這些議題對於荷蘭人，是日常生活中的民生事務，可惜被一邊倒地談論極右政黨和候選人的媒體話語淹沒了。

同時，媒體報導中也出現了從政黨轉向個人的趨向。以往荷蘭的選舉多以政黨為中心的，政黨的立場、政綱和策略才是關鍵。但這次選舉中，很多媒體都在集中報導人物。對威爾德斯和呂特的報導特別多，外文媒體對他們在Twitter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話過度放大，但對各個政黨的政綱和民生議題卻沒有太多的討論。

「荷蘭特朗普」威爾德斯

威爾德斯身上的標籤有排外、反移民、反穆斯林，但其實他還有更多的立場和主張，包括歐洲懷疑主義、政治求變、民族主義和社會政策。

在歐洲懷疑主義這一方面，他反對歐盟一體化、反對歐元區，威爾德斯還印了一批帶有他頭像的100元荷蘭盾做選舉宣傳材料，表示要退出歐元區，重新拿回荷蘭的貨幣主權。他同時反對精英，反對建制派，反對主流媒體。很多選民可能不反對穆斯林，也主張留在歐元區，但是他們覺得這些政治精英——抽着煙斗、穿着大衣、坐在富麗堂皇的大廳裏面討價還價的人，控制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應該有所改變，讓普通老百姓的聲音更多地被聽到。這種反建制反精英的聲浪，不管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都可以看到，這種求變心態導致了部分選民可能轉向支持威爾德斯。

至於民族主義，威爾德斯說要掀起歐洲的「愛國主義之春（patriotic spring）」，還要捍衞荷蘭的自由價值觀。這是最弔詭的地方，他自己彰顯出一種非常不寬容的形象，但是他卻要捍衞荷蘭的主流價值觀，即「自由」和「寬容」，為什麼呢？他說，穆斯林壓迫女性，穆斯林不同意同性戀，穆斯林有很多危險的意識形態，所以穆斯林沖擊了荷蘭以自由寬容為核心的價值觀，所以反對穆斯林。也就是說，

他以不寬容的方式來捍衞他認為的荷蘭式寬容，但這種聲音也得到一部分荷蘭人的響應。

有趣的是，自由黨的競選綱領只有一頁，大概200多個詞，只是羅列十幾個要做的事，沒有解釋具體到底怎麼做。諷刺的是，現在很多政黨動不動就是五六十頁，甚至上百頁的政綱，選民可能真的沒有興趣或時間去看。但如果它只有一頁，或許選民還真的會去看一下，所以這也可能是自由黨的選舉策略，再加上媒體大肆報導說它只有一頁，那為什麼不去看一下呢？

從選後結果來看， 威爾德斯受挫，能夠組閣並擔任首相的機率非常低。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主流勝利、極右翼徹底被擊敗呢？並非如此。

組閣拉鋸戰或許漫長。政黨之間博弈協商的成本非常高。荷蘭歷史上最長的組閣是200多天，在此期間只有「看守內閣（caretaker government）」。看守內閣基本上無法做重大決策，只是負責日常的行政管理。

目前自由黨得票位列第三，若無法參與組閣，威爾德斯將不斷地猛烈攻擊海牙建制派，此類攻擊加之媒體的渲染，也會導致新政府的執政合法性和民心受到重創。

同時，如果下一屆政府因為組閣的政黨非常多，它執政的穩定性就相對較低。萬一某個中等規模的政黨一言不合退出組閣，那聯盟就可能瓦解，接着可能就會解散國會甚至會提前重新大選，又是一次潛在危機。而多個政黨之間的協商、博弈和角力，令荷蘭下一屆政府的運轉效率可能會比較差，也會成為威爾德斯攻擊的把柄。

這樣的制度是否不合理？未見得。

美國政治學協會會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基於荷蘭的案例曾提出一種「諧和式民主」或「共識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的民主模式。

荷蘭議會中多個不同的利益群體、社會代表，哪怕是很小的黨，都有參與選舉、參與協商的機會，擁有參與政治議程的相對平等空間。而跨左右政治光譜的大聯盟，讓各個政黨都必須坐下來進行協商妥協，精英之間形成基本共識，從而形成達成共識的機制和傳統。在這一次的選舉中，因無其他政黨願意與威爾德斯合作，這樣的制度就可能防止極端政黨上台。

但這種制度也存在弊端，例如政黨林立、內閣不穩定、協商成本高、運轉不暢、精英遊戲等。隨着威爾德斯的崛起和自由黨的壯大，如果威爾德斯不尊重這樣的精英共識，不跟其他黨派合作妥協，甚至不斷攻擊他所謂的建制派精英，那麼是否意味着這樣的共識民主機制遭遇危機？

事實上，哪怕威爾德斯沒有進入內閣，接下來荷蘭的政治生態也會發生變化，因為威爾德斯會在社交媒體上，線下活動中，重塑公共討論的議題重心和話語結構，牽動政治進一步右傾。而荷蘭的共識民主，也可能會進一步走向政治「極化」（polar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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