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11日又傳出爆炸事件，現場血跡斑斑，死傷慘重，卻並未引起討論；人們似乎早對敘利亞的戰火習以為常。
敘利亞內戰至今已持續6年，自2011年3月爆發以來，造成超過40萬人傷亡、760萬人無家可歸，更有400萬人成為流離失所的難民。烽火連天的敘利亞，戰火何時休？什麼時候才能迎接民主的到來？
12日，在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主辦的「時代動盪，思考民主」思沙龍講座中，近百位參與者便針對敘利亞問題進行一番討論。由政治大學研究員嚴震生與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周軼君帶領民眾一起探討這場被視為「民主的崩壞？一場讓大國束手無策的戰爭」的敘利亞內戰，以及在阿拉伯世界實現民主的可能。
改革太快？敘利亞開放之門突關
「沉重的悲劇尚未結束，最可怕的是你會去習慣它。一但你適應它，你就會遺忘受害者，那他們就不會與我們同在。」一位親歷者在紀錄片《消失的敘利亞》中如是說。這部影片透過歷劫歸來的親歷者口述，還原敘利亞政府慘絕人寰的迫害手段，他們利用秘密警察整肅異己，最終形成一場巨大的人道災難。
周軼君笑說，片名若是改成「消失的敘利亞『人』」或許會更貼切，因為敘利亞的國家還在、政權還在，但人民卻消失了。」
二戰後，中東許多國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透過軍人政變上台，敘利亞的前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即為一例。他在1970年由什葉派的復興社會黨（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發動政變上台，但政治制度仍非常保守。
2000年，統治敘利亞將近30年的老阿薩德去世後，大權落在兒子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手上。他是一位曾經留學英國的眼科醫生，在敘利亞人民盼望獲取自由的當下，決定順應民意進行改革：「敘利亞不需要西方式民主，但我們能給人民多一點權利。」一夜之間，政論節目百花齊放，人民享受前所未見的自由。
幾個月後，許多知識分子聯名上書，希望政府能將改革之門再打開一些，開放多黨制度。這場被稱作「大馬士革之春」的改革，卻在執政黨感受到改革的列車開得太快、認定為政變後，戛然而止。政府抓起異議分子，並將監獄的牆築得更高，曇花一現的開放之門，倏地被阿薩德關上。
大國究竟為何對敘利亞內戰束手無策？她（周軼君）認為「戰爭是的政治的延續，政治後果使他們不願出兵。」敘利亞內戰持續的關鍵，就在它複雜的地緣政治。
2011年，周軼君在歐洲遇見一個敘利亞人這樣說：「我看到利比亞與埃及的政變，卻從沒想過同樣的事情會在敘利亞發生。」大家都認為沒有人敢站出來反抗。
「與阿拉伯之春所有的國家一樣，意外的發生似乎也像宿命一樣。」周軼君描述，敘利亞內戰的導火線是因一群十幾歲的孩子在牆上寫下要求政府下台的標語被捕，家長到警察局要求放人後，偶然的對峙引發更多抗議，而哈馬（Hama）地區的宗教勢力也藉機走私軍火，爆發內戰，成為敘利亞內戰最激烈的地方。
至於大國究竟為何對敘利亞內戰束手無策？她認為「戰爭是的政治的延續，政治後果使他們不願出兵。」敘利亞內戰持續的關鍵，就在它複雜的地緣政治。即便發生了人道主義災難，但敘利亞近有伊朗、遠有俄羅斯，使得大國不敢輕舉妄動。
阿拉伯之春源自新媒體革命
敘利亞內戰是阿拉伯之春中典型的例子：並非由直接反對當權者而起，他們痛恨政權延伸出的爪牙，如埃及反對警察、敘利亞厭惡安全部門、突尼西亞（港中譯作突尼斯）反對城管；直到政府對人民的和平示威開始反撲後，他們的怒火才開始直指政權。
所以，民主真的崩壞了嗎？嚴震生引述民主理論學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對民主的分類：「細薄（Thin）」民主為有自由、公正的選舉；「寬厚（Thick）」民主則是除選舉外，還有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種族及宗教團體追求其信仰的自由等。很多國家僅屬於細薄民主，人民的自由受到限制。他指出，那些國家在民主的六個階段（自由化、民主化、民主轉型、民主鞏固、民主倒退、民主崩壞）中，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鞏固都尚未達到，遑論崩壞。
中東國家近年來發生不少民主革命，如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約旦、巴林、沙烏地阿拉伯（港中譯作沙特）的革命，以及至今仍持續內戰的葉門、利比亞與敘利亞，似乎僅有突尼西亞勉強形成民主的雛形。嚴震生引用數據發現，這些經過民主革命後的國家，除突尼西亞外，國內自由民主都沒有變好的跡象；因此，他樂觀地認為，突尼西亞有望成為第一個民主化的阿拉伯國家，而等到埃及也民主化後，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亦不遠矣。
周軼君說，阿拉伯之春是衛星電視與互聯網作用下的「新媒體革命」，是沒有明確領導者的偶發事件。以埃及來說，當地有力的宗教組織穆斯林兄弟會（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在最初並沒有參與，後來加入後才壯大示威的聲勢，並且收割示威的成果，輕而易舉在選舉中獲勝。「互聯網革命的特徵就是：沒有人領導、沒有清晰的計畫、沒有組織，最後，也沒有人負責。」
中東問題長久以來都是源於君主制、地緣政治與複雜宗教，但這些因素卻與今天的阿拉伯之春幾無關聯。反而是年輕的、有經濟能力的、專業的、世俗的中產階級，他們開着雙B轎車、手拿iPhone去抗議。周軼君引述巴黎歐洲安全研究所的數據說道，及至2030年中產人口將會超越貧困人口，這是人類史上的第一次，也將為全球帶來深刻變化。
周軼君拿突尼西亞、埃及與伊朗2010年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與網際網絡內容限制指數比較後，發現一個事實：發生革命的突尼西亞與埃及相對伊朗吉尼係數較低，但網絡限制指數卻較伊朗高出許多。「這說明了互聯網與中產力量興起，使得人們對資訊獲取的門檻大大降低，世界也變得愈來愈富裕。」她將這群人稱為「資訊中產」，他們藉由網絡資訊意識到自己權利，並因此產生相對剝奪感。他們所感受到的不公平遠遠超過現實迫害，而這已超出統治者的預期。
「那些發生阿拉伯之春的國家到處都是巨幅的領導人畫像，在在說明這是一個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社會，他們用威懾、恐懼的方式統治人民。」
一般來說，中產階級嚮往安逸生活，中產人口的增加理應意味着世界更平穩安全，為何卻產生一波又一波的動盪？周軼君說，在中產人口急劇膨脹的國家如伊朗、俄羅斯、土耳其、巴西、委內瑞拉、匈牙利、烏克蘭等等，都相繼發生革命，主因乃國家的政治體制仍然保守，權力由少數人把持，貧困人口還是社會上的多數，而這樣的專制體制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那些發生阿拉伯之春的國家到處都是巨幅的領導人畫像，在在說明這是一個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社會，他們用威懾、恐懼的方式統治人民。」
相較於這些國家，土耳其代議民主發展較成熟，政府以經濟利益交換，希望人民能接受少一點的個人自由。但在土耳其的中產人口急劇膨脹後，這種「多給一些經濟利益、少一點自由」的交易，對中產階級漸漸起不了作用，他們對執政者不見得會產生感恩戴德之心，也不願因為經濟利益放棄個人自由。
埃及的穆巴拉克因為開放了一定的公民社會，人民習慣和平的示威方式，也有運作成熟的非政府組織，因此在被關了18天後無罪釋放；利比亞因為沒有公民社會，格達費在下台後只能被亂槍打死，如今仍內戰頻頻。阿薩德正面臨這樣的執政者困境：他的改革之門是乾脆不開？還是應該要早一點打開？抑或是半開半闔才對？
周軼君說，1966年至1970年，英國的學生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這個提倡反戰、反資本的左翼運動，催生出多采多姿的文化，披頭四更成了永恆的經典。「阿拉伯之春卻很乏味，一首歌都沒留下，也沒有觸及社會文化深層次的東西。」
她引述學者的話說，除了兩者間文化不同，還有一個原因是互聯網造成的「均質化（homogenize）」，讓革命傳播很快，卻迅速拷貝；過去的革命則是有機的（organic）、是在小社群中生長出來的。
即便現在的革命就像一陣風一樣，迅速地颳過來、又迅速地颳過去。「但風吹過還是有痕跡的，因為它終究是吹開許多心靈；當心靈被吹開的時候，就很難被再次關上。」根據多年走訪戰地的經驗觀察，周軼君這樣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