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自擾？假戲真做？
在一篇有關「一中承諾」的網誌下，有陸生給原 PO 留言道：「本來兩岸都心知肚明的，面子的事，非得往里（裏）子里（裏）鉆」。同樣，也有陸生評論：「哈維爾筆下的水果商人並不在乎掛出的『無產階級大團結』標語的意義，陸生或者學校大多也不在乎『一中承諾書』的內涵，大家都只是不想惹麻煩，戴上黨交給你的假面。只是，假面帶久了，就忘記了真實的面容；謊言說久了，就成了『真實』的樣貌。」
這兩位陸生各自所代表的觀點，分別基於不同的立場。
對這一樁公案表示不屑者認為，這明顯是有人「暗中搞事」，破壞了過去既有運作良好的模糊和默契，打破了潛規則，實在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而相反的觀點則認為，簽署這種「承諾書」就是在同「魔鬼」做交易，鯨吞蠶食台灣的言論自由，遲早假戲真做，害人害己。
就事論事的說，當我們討論「承諾書」時，首先應該了解，為什麼大陸主管機構，會要求大陸交換生和研修生所在的台灣高校簽訂這樣的文件？是處心積慮讓台灣鑽進「一個中國」所設計的圈套，還是地方官僚機構為了自我卸責發明的「保險閥」？
如果私立大學認可這樣的承諾，或許更多是為了廣納生源，彌補自身的財務缺口。那麼「旱澇保收」（每年保證獲得政府資助）的公立大學許下這樣的承諾，又是什麼因素影響？
進一步說，如果這樣一紙承諾真的在大學裏有效運作，它究竟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發揮作用，還是僅僅在大陸學生和學校的腦袋裏裝了一個「小警總」？
面對這三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今天中國社會的語言政治。
避險的承諾書，台灣何以接受？
經常收看《新聞聯播》的人，想必不難察覺到，中國是一個政治術語和修辭氾濫的國家；幾乎所有的重大政治文件，都要在開頭使用一系列的政治術語作為修飾。例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這些修辭，人們未必都信，可是這樣的情況反映出：中國長期受到單一性政治語言的壟斷，以及這種政治語言已經滲透在社會的日常實作當中。
從具體層面來說，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的官僚機構已經形成一種制度慣性：講求政治正確，講求趨吉避凶。
以大陸學生來台為例，幾乎所有的大陸學生出發之前，都會參加「行前準備會」。一般說來，就是地方的台辦人員，提醒大陸學生在台日常生活要注意什麼，這其中自然會有關於統獨問題的爭議。一言以蔽之，就是「你在台灣什麼都可以做，就是不能支持台獨」。
這種提醒，一則是善意避免陸生陷入糾紛，招來「無妄之災」；另一則也是「盡其職責」，萬一有其管轄之下的來台大陸學生，「執迷不悟」落入「魔道」，他日造成「惡劣影響」，那時追究起來，地方台辦亦可為自己澄清責任。
於是乎，這構成了今天兩岸交流中大陸涉台機構自上而下的基本行為邏輯。
在筆者看來，「承諾書事件」大致亦遵循這樣一種路徑：所謂「醜話說在前」，承諾書中的「不涉及政治議題」、「不涉及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就是先用一套政治語言為自己撇清責任，同時也為赴台交流的交換生、研修生「打預防針」。
那麼，既然不少私校出於財務考量，為了能夠擴大生源，多出具證明，敷衍了事。公立學校又何以蕭規曹隨加入這語言遊戲呢？
很多來到台灣的大陸學位生，多是先以交換生的身份來台，進而覺得值得繼續攻讀下去，轉而申請學位項目。公立大學雖無迫切的財務壓力，但是可能基於對學生的認識，與其中的連帶關係，大學不忍因此橫生枝節，抑或妨礙個別系所與大陸同行的交流需求，遂仿照他人，也糊里糊塗地掉了進去。
一位公立大學陸生在網路上自述：「有人就說，那就不要交流了吧。這是最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也很可能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妥協之最終結局。是啊，說白了最後的結局必然是不讓陸生交換生來台交流。一團糟，是的，一團糟，但生活只會在這一團糟中繼續，交流也是。」
承諾書陽謀，風險何在？
既然台灣諸多高校，都加入了這場語言政治的遊戲，這是否已經對台灣校園的學術自由造成影響？這種影響是透過何種機制？或者說，有什麼可能潛在的風險？
筆者看來，在台灣今天具有高度政治警覺和敏感的大學校園裏，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被視為政治黑手介入校園，因此，就算北京真的要施加這種影響力，必然只能透過「代理人」，間接的影響校園的政治生態，而這種方式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可能只有學生會或者學生議會了。
可是，北京要安插「代理人」也絕不容易。先前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即使身家清白，自己參選，在競選學生會期間仍引發爭端，終究難逃校內政治漩渦，成為「折翼的天使」。這樣的「被獵巫」故事，所在多有，其結果也一再表明，旅台陸生的校園政治參與，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遑論短期的交換生或研修生。無辜陸生參與校政已經這麼困難，更何況某種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們真的能躲避放大鏡的檢視嗎？回顧香港校園近年來類似的例子，便可知一二。
可以說，台灣的校園，是北京到現在為止，最難攻克的「堡壘」。所以，大陸對待台灣的策略，從來都不是「陰謀」，而是「陽謀」；「承諾書」也僅僅是這個陽謀的一部分，可是，正如戈培爾所言：「謊話說一萬遍，即成真理」，最大的問題即在於此。也許台灣的大學並不相信承諾書的內容，只是敷衍，但是時間一長可能就不自覺的被「規範化」。
踐行「最美麗風景是人」，需要真誠
在一些人看來，跟魔鬼做交易，本身就是偽命題。可是當「魔鬼」就在你身邊，移不開也挪不走時，相處就變成不可避免的問題。就如同這次事件一樣，如何能夠「相處」而不出賣「靈魂」，本身折射出台灣在面對中國時的長期困境。
關於兩岸的教育交流，台灣首先面對的就是陸生問題。陸生面對種種制度限制，本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非來投」的一群人。筆者是其中一員，身居台灣已數年。根據身邊的經驗觀察，一些陸生來台後，對台灣的敵意或反感，不減反增；這本身源於兩套社會制度條件下，所形塑出不同的認知框架和情感結構所導致。
簡言之，台灣人由於長期被中國政府打壓，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將情緒發洩到陸生身上；大陸學生滿懷憧憬來台，卻無辜成為部分台灣人發洩怨恨與報復衝動的對象。大部分大陸學生不認為自己虧欠台灣什麼，更不覺得自己做錯什麼，無法接受這種敵意與怒氣。因此這種摩擦，加深了彼此嫌隙與惡感。
在這樣的客觀環境和制度條件下，台灣從一些陸生眼中的「自由復興基地」，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魔鬼」相視的人，又幫助再造了新的「小魔鬼」，並最終成為這些怨恨者眼中的「魔鬼代言人」。
造成這樣雙輸的結果，既是兩岸歷史和制度的形塑，也是台灣在陸生政策中，「功利化」和「妥協」的結果。具體而言，假如大陸學生只是被當做解決台灣高教危機的權宜之計，那麼，台灣就無法擺脫「魔鬼藏在細節」中的誘惑和風險——例如簽署「承諾書」來確保經濟利益。而台灣政府「三限六不」政策，所衍生出一系列針對陸生的限制性條款，本身如同「承諾書」一樣，都是妥協的產物，成為尷尬的「雞肋」。
三限六不
既然「承諾書」事件已經曝光，台灣教育部門和大學，也需要重新思考，在面對對岸具體事務的時候，是否有必要利用既有的校際聯絡機制，採取更加靈活一致的策略和立場。在當前兩岸情勢下，官方互動陷入停頓，只有台灣內部通氣協商，形成一致的原則共同執行，或許不失為解法；而不是「各自為戰」，到頭來顧此失彼，內外交困。至於中央政府的執政團隊，則應該站在更具人性高度的位置來籌劃。
若是台灣能夠避免像其對手那樣思考，能夠在陸生問題上少一點功利盤算，多一點「最美麗風景是人」的真誠，改變兩岸現有框架與互動模式，從陸生開始相互走出「對敵人仁慈幹嘛」的死循環，或許還能夠在剪不斷理還亂的兩岸關係中，找到新的着力點。
（張可，台灣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