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唸的語言學分支較側重社會文化一面。我相信不同的文化之間就只是不同，沒有比較好或不好。我也不用很本質的方法去說哪國文化如何如何，因為那無異於種族主義。我這本書不是想告訴別人馬尼拉是怎樣，菲律賓和菲律賓人是怎樣，而是希望用短小的篇章，把我所看到的社會各個階層的面貌、社會的多元呈現出來，盡量不加主觀判斷。」黃駿說。
是故，他的作品得名自菲律賓當地流行的街頭冰品「Halo-Halo」，以其「混了很多料」的特質，來意謂作品的表現風格與五味雜陳的城市形象。
作品得名自菲律賓當地流行的街頭冰品「Halo-Halo」，以其「混了很多料」的特質，來意謂作品的表現風格與五味雜陳的城市形象。
單色點線畫風 更顯城市斑駁
在佛羅里達大學修畢博士學位後，黃駿與同為學者的菲籍妻子先後在台灣、菲律賓與關島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用閒餘時間畫漫畫。由於工餘時間分身不下，作為「素人漫畫家」的他又缺乏正統的創作訓練，因此《哈囉哈囉馬尼拉》五個篇章，他共花了五年才完成。
黃駿說，在日本漫畫風行的80年代成長的他自小就愛看漫畫，從《聖鬥士星矢》，到香港漫畫家黃玉郎的武俠故事《如來神掌》，皆是少時讀物。但他是到了美國唸博班時才開始自己動筆畫故事，把自己和朋友的經驗畫成漫畫。
黃駿不拘泥主流漫畫創作形式的制約，他不使用日本漫畫界傳統的網點紙，單靠點、線條與單色對比來表現結構與層次，無形勝有形；其最大的啟蒙來自於鍾愛的各國漫畫風格元素，比如他對記者說，非常喜歡香港漫畫家楊學德、小克和李香蘭的作品，喜歡他們寫香港話、講香港事，喜歡他們呈現本土的生命力。至於貫穿漫畫的草根幽默感，則是緣於他本人自己的喜好。「就像我喜歡周星馳那種『無厘頭』。」
黃駿的學科訓練所習養的文化敏感度，與留美時接觸當地漫畫世界所得到的知性啟蒙，都成為了他執筆描繪生活點滴之始，也造就了他繞過主流漫畫的英雄類型故事設定、偏好日常經驗與庸常大眾的細緻刻劃。
「當時，有一位在圖書館工作的朋友跟我介紹superhero類型以外的美國漫畫，包括一些獨立出版的地下漫畫。當中我最喜歡Robert Crumb與Harvey Pekar共同創作的短篇漫畫系列。他們的故事素材大多取自於日常生活，以第一人稱的方法講述一些小人物的經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樣講故事的漫畫，很被打動。」
素人漫畫家未忘語言學訓練
黃駿深明菲律賓註定不會是一個易講的故事：除了兩大官方語言外，菲律賓還擁有上百種地方語言，每一種語言也許都內蘊不一樣的世界觀。因此，單一而一鎚定音的「菲律賓」國族論述是不成立的。
「我太太母語是他加祿語，現在有時在怡朗市一樣有溝通上出現誤解的情況，因為彼此的文化表象也有差異。現代的國家，其實都是強加於文化的觀念。比如台灣蘭嶼的達悟族人跟菲律賓北部巴丹群島的伊巴丹人本就相通，在祖父母輩的時代，一艘船就可以往來。現在，我們卻要從台灣飛到馬尼拉再往巴丹群島方能到達。」
語言學專長，也令他得以向讀者展開另一個閱讀馬尼拉與菲律賓的視角。在《哈囉哈囉馬尼拉》第三篇〈馬尼拉語言學〉中，他藉由引介幾個菲律賓語詞彙，來向讀者呈現菲律賓人的世界觀一瞥。
例如，他提到菲律賓語「malungkot」一詞，字義上是「單獨」、「傷心」與「難過」相通，意味菲律賓社會並不認為獨來獨往是正面的生活方式。但他同時提醒讀者，這個概念與華語文化裡或多或少要求抹除個體的「合群」觀念是不同的──菲式群體生活追求緊密團結的關係，卻並不追求一致與同質。正如黃駿觀察，「菲律賓的底層文化，對LGBT議題的態度卻比漢人開放。」
「菲律賓的底層文化，對LGBT議題的態度卻比漢人開放。」
雖以羅馬天主教為中心，菲律賓社會對其他宗教文化的包容度，也要比外界想像中的高。「在馬尼拉的唐人街，你看到教會前面就有香爐，跟十字架放在一起。」他回憶曾經在馬尼拉出席過的一場菲籍華人的葬禮，「葬禮上道教跟天主教元素並存，又有福建人的殯儀習俗在內。場內有人提供燒賣與包子，燒紙房子、紙童子與紙船，但又有天主教神父在為亡者禱告。」難怪書名取名「halo halo」。
小人物故事中見著大歷史
而《哈囉哈囉馬尼拉》首章〈戒嚴番外篇〉，就是脫胎至黃駿岳父母一輩在70年代馬可斯戒嚴時期的真實經驗。
〈戒嚴番外篇〉由個人家庭敘事的「小歷史」出發，重現黃駿岳父母一家在戒嚴令實施前一晚遭警察登門問話的小插曲，側寫馬可斯治下的黑暗、歷史記憶的縈繞與張力，更加入了台灣國民黨執政時期的白色恐怖史實，不忘為華語讀者提供觀照向度。黃駿妻子的姑姑與姑丈當時都是政治犯，她小時候每個周末都會去探監，跟姑姑與姑丈的孩子、即她的表哥表姐一起長大；她的叔叔更被迫先後流亡中國與荷蘭。黃駿把警察畫成擬人動物，偶爾輔以戲諷筆觸，箇中喜感，實是舉重若輕，畫出了這段歷史回憶的烙印之深。
從岳父母看待人事與政情的態度迴異，〈戒嚴番外篇〉也隱約道出書寫戒嚴歷史之難。從去年菲律賓大選開始，現任總統杜特地崛起背後的強人修辭，與部份人懷戀的馬可斯執政之「黃金時代」歷史神話，當中的親和關係實是千絲萬縷。在很多左翼、自由派眼中，小馬可斯在高支持下高調參選副總統所象徵的家族政治回歸，是馬可斯下台後所應許的轉型正義並未實現的佐證；而去年十一月，杜特地默許馬可斯遺體正式落蓋於英雄墓園的爭議，更是對戒嚴受害者的二度傷害。戒嚴歷史如不散陰魂，縮影了菲律賓社會的分化與未癒傷痕。而在菲律賓，要重認歷史、追思教訓，恐怕是奢侈的；當下的困難畢竟已然太多了。言及此黃駿笑了一笑向我說，「就算你訪問過的那些反毒戰受害者，也會覺得歷史不重要吧。」
黃駿親家的態度，恰好代表了不少閱歷較深的知識份子對待時局的無奈感。「馬可斯落葬爭議，太太家人也很憤怒，全國都有學生發起抗議，遍及鄉下地方。但岳父母倒沒有說甚麼。當年兩次人民力量革命，岳父母都走在人群之列。現在他們連菲律賓新聞都不看了，家裡訂閱的都是歐美報章。那種掙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吧。太太的姑姑與姑丈早已出獄，叔叔也結束流亡生涯回國，他們也都少談政事了。」他說，岳父經常掛在口邊的，就是「絕望」（“hopeless”）一字。
這種無奈感與沒出路的感覺，見諸各個篇章的人物況味。《哈囉哈囉馬尼拉》最後的篇章〈金屬頭〉描繪他到地下展演場館觀看獨立搖滾樂隊演出的一次經驗，更以一段歌詞作結，表面看來是故事性最弱的一篇。但黃駿說，那篇故事最能表達、總結他當時在菲律賓生活的心情。其中一頁，描繪作者本人在表演期間買啤酒、喝完上廁所、上完廁所又買啤酒的視覺循環與敘述迴路。「在馬尼拉，你會覺得所有人生活都很急，看似都很自私，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動裡，你會覺得他們不是很溫柔細心。但當你真正去接觸生活裡面遇到的人，不一定是底層，你會漸漸看到他們的幽默感。那不是『樂天知命』，而是一種苦笑、在心裡面的苦悶。」他說，除了「抑鬱的生猛」，他在中文找不到另一個更好的詞來形容這種狀態。
「當你真正去接觸生活裡面遇到的人，你會漸漸看到他們的幽默感。那不是『樂天知命』，而是一種苦笑、在心裡面的苦悶。」
這種無力感也許就是菲律賓社會最大的悲哀。有才幹有視野的年輕人大多拼命出國，導致人才流失；懷著建設社會的理想而留下來或回流的，也隨著時日逐點失去動力與歸屬感。黃駿與唸海洋生物學的太太在美國相識、成家，他說當時太太跟幾位相識的菲律賓人，都是充滿理想地希望回國做些甚麼事。「但回國之後就是消磨，做到一個地步就很灰心。就是那種有時候樂觀、有時候悲觀，不停在交叉的心情之間擺盪。很多人就慢慢變成岳父母一樣，越來越寡言，或越來越刻薄、犬儒。」
漫畫故事預示「反毒戰」社會悲劇
這種「一個小人物能做甚麼事」的糾結、在希望與犬儒之間擺盪的情緒，最能體現在《哈囉哈囉馬尼拉》第四個篇章〈撿垃圾記〉。故事源於他一次隨太太帶領學生在周末到馬尼拉灣撿垃圾的真實經歷。當時，他和太太在馬尼拉任教於一家私立的教會大學，學生大多非富則貴。他說，漫畫裡描繪的馬尼拉灣的污染程度絕對沒有誇張：「真的看不到沙子，一層又一層都是垃圾。」
黃駿花了整整兩頁的筆墨描繪這種污染的駭人、公眾的無感，但他最想說的，畢竟並不是環保的問題：「我是透過太太的角度說出那種改變的不容易。她說，單憑個人力量當然清理不了，最起碼她帶了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們去親身感受社會的問題，那是一個wake up call。污水、環保，都牽涉很多政治、官商勾結，有權有勢的人在後面。」
然而，黃駿不忘用一整頁去頌讚在馬尼拉灣的污泥間生生不息的動植物與生態鏈。在我看來，這一筆猶有餘韻，是全書少有的寬慰。我記得七年前我在馬尼拉短暫生活時，商戶隨手派發大大小小的免費膠袋，街上棄置膠袋與垃圾遍地，乏人清理。到去年在大選重訪馬尼拉時，全市主要商戶都一律提供可降解的環保紙袋。僅僅一個小節，也許已能說明改變是可期的。
但他們始終還是離開了馬尼拉。「太太在馬尼拉出生、長大，但我們在馬尼拉生活的時候，最先受不了的是她。」一年後，他們輾轉去了關島工作，後又回到菲律賓，落腳於怡朗市。黃駿夫婦的經驗，或許能解釋杜特地強調改善基建、打擊罪案的「求變」口號，對很多馬尼拉中產階級的吸引力：「交通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香港和台灣，你能掌握一種生活的步調，你可以早上起來決定每一天的行程。但在馬尼拉，你一天只能做一件事。」
而杜特地雷厲風行的「反毒戰」與重施戒嚴令的可能，最令黃駿夫婦深感擔憂。漫畫第二章〈街上的尊嚴〉畫成於2013年，是全書唯一不取幽默風格的篇章。故事本意重現他在馬尼拉生活時與一名露宿者的互動、以及在街頭目擊一具無名屍體的經過。未料三年過去，這個篇章恰恰更合時宜，點出了法外處決現象背後的司法失效；當日目擊屍體的心理衝擊，當下已成新常態。
雖然夫婦倆已經搬離首都的政治風眼，但杜特地的鐵腕治國作風，已蔓延全國上下，也助長了本已缺乏制衡的軍警權力。「我們每周六開車去怡朗市裡買東西，都有接連看過警車以反毒之名，在路上把一車車的吉普車攔下來搜。他們不講證據，就是在找窮人的麻煩。我們去年七月搬來，已經聽到有發生警察上門開槍打死人的事。」
於是我問黃駿，他對於杜特地的高支持度有沒有自己的一套解釋。他相信，「杜特地現象」只是菲律賓既有的政治文化的結果，杜特地並非特例；而杜特地一再把自己包裝成「反精英」與「平民」，其實是掩飾了自己同樣是政治家族世襲的產物。
「媒體報導杜特地所謂的支持率，我不覺得是全面的。這些問卷調查方法，很多時候未能反映事實的複雜性。你要是回想一上歷任總統，他們一開始執政時的支持率都很高的；上一任總統阿基諾三世初執政時，爆出香港遊客人質事件，你看他當時處理得多糟糕？他的支持率也沒有怎麼大跌。」他認為，癥結在於菲律賓社會的英雄情結：「為甚麼那麼多大眾還相信英雄，相信一個強人能改變一切，而沒有深刻思考結構、制度的問題？」
〈街上的尊嚴〉一章藉由無家者最初離鄉到城市打拼尋夢而失落的故事，輕輕帶出了宗教在菲律賓社會的地位。在無數一樣的哀歌背後，這種信仰的力量似乎是貧民在逆境中保有尊嚴的最後一抹亮光。「我想，天主教信仰確為困境中的大眾提供了一種正面、安定的力量。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很多困境也是宗教造成的。例如政府補助的計劃生育政策，每任總統都想推動，但教會永遠都會反對。」成也敗也，這是黃駿眼中的另一種無奈。
離開學院與社運，畫紙上的另一道風景
在決意離開學院到畫漫畫之前，黃駿也曾經背負著另一個身份：原住民語言復振工作者。在美國唸研究所期間，他在回台灣做田野研究時，頭一回發現自己有西拉雅族的原住民身份。西拉雅族屬「平埔族群」，至今未獲政府正式認可，屬被遺忘的原住民族群。從小到大，黃駿和他的父親一直以為自己是漢人。直至一個博物館展覽巧合展出兒時記憶熟悉的西拉雅族的傳統漁農工具、傢俱與宗教裝飾，他們才好奇打聽，最後在大伯的口中知道自己的「番仔」身份。
語言學家與原住民的雙重身份，驅動了他與一群在台南的朋友展開語言與文化復振運動。當時，西拉雅口語雖然已經失傳，但他們發現早年的荷蘭傳教士有保存西拉雅語的文獻紀錄。於是，他們得到台南政府支持，協助為小學編字典、教材，舉辦夏令營等活動。但一年多前，在平埔族語言復振工作漸見成功之際，他離開了這場運動，因為在他眼中，充滿理想的地方永遠都存在太多人事鬥爭。
再之後，他也離開了學術圈，在家照顧小孩，專注漫畫創作。他決心要講學術和政治上講不來之事。「我喜歡教書，但不喜歡學術論文的語言規範，那種沒有意義的煞有其事。很多左派常常講理念上要為人民服務，要寫勞動大眾的經驗，但寫出來後，普通人根本看不懂。這是一種知識的傲慢。」
現在，他相信，他的漫畫能讓他以更能安身立命的方法，觸及到更廣大的群眾。「我喜歡漫畫，但我希望能用漫畫接觸到更多的人。這是個人喜好以外的事。」
作者一位台灣朋友曾經向他形容，「馬尼拉像是個黑洞，有著危險的吸引力，在那裡時，我恨它恨得要命，又髒又亂又沒條理；但離開後，我又不時想念它，甚至想搬回去。」
《哈囉哈囉馬尼拉》的最後有一句話令我咀嚼再三、感同身受。作者一位台灣朋友曾經向他形容，「馬尼拉像是個黑洞，有著危險的吸引力，在那裡時，我恨它恨得要命，又髒又亂又沒條理；但離開後，我又不時想念它，甚至想搬回去。」
黃駿沒有想過要搬回去，但他不時懷想，這個城市對不同的人來說會有著怎樣的意義。一個城市總有著諸種被閱讀的方式，《哈囉哈囉馬尼拉》繞過了混沌失序的「墮落之城」的浮華表象，在豪華大商場與貧民窟寮屋的兩極之間，在無數革命、戰爭、抗議的歷史遺痕處，呈現出馬尼拉多元、包容、堅韌與敢於異議的無數面貌一瞥。
你们的文章，水平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