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孩子：作為異議夫妻，我們為何無法選擇生育

「那個女孩好小好可愛，才一歲多吧，但走路很老成的樣子。」

「你看那個男孩子玩輪滑，摔倒了他媽媽都不看他。」

「小孩嘛，摔倒自己站起來就好啦。」

初秋的午後，我和丈夫坐在公園長椅上享受難得的輕鬆時光，看着來來往往的家長帶着孩子游玩，我們又開始了最愛的消遣：看着聊着別人家的孩子，設想我們將來的孩子——雖然生孩子對我們來說是很多年內都不太可能的事。

我們兩人都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異議者，這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終使「孩子」成了「消失的選項」。無論我們多麼喜歡小孩，都只能逗別人家的孩子，或者分享有趣的小孩視頻來「解饞」，他看別的孩子的眼神總是快樂得讓我難過。

用進口商品養大孩子，可以說是天方夜譚

作為異議者，我們的工作就是與被禁的信息和被體制傷害的人打交道。我們不僅會從「防火牆」外的互聯網看到更多關於中國商品和食品的負面信息，我的微信朋友圈裏還有不少人就是「疫苗家長」——他們本是來自中國各地方各階層的普通人，他們的孩子在公立醫療機構注射疫苗後終身殘疾，他們開始上訪討公道，但屢屢被警方拘留，許多人甚至曾被判刑或勞教，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間崩塌。

這些信息自然讓我們想到，如果有孩子，一定要去香港或澳門打疫苗，一定要用進口的奶粉、輔食、奶嘴、兒童用藥……於是我們遭遇了第二個異議身份帶來的因素：經濟條件有限。

異議者當然無法在體制內工作，如果去商業公司上班，處境可能和維權律師滕彪的妻子王玲相類。她原在杭州一家LED公司的國際部門工作，由於當局持續向公司施壓，她不得不離職，多年職場積累打了水漂。

如果去做小生意呢？2015年大陸當局打壓維權律師和社會活動人士的「709」案中，被判刑的維權人士翟巖民就曾擁有公司，僱員十名左右，但辦公室被警方多次查抄，翟巖民只好把公司轉交他人打理，最終因經營不善結業。我丈夫也曾經營一間小公司，他第一次因參與維權行動與警方發生衝突後，投資人就終止了投資。

我和丈夫現在主要的生活來源是境外媒體的稿費，以及非公開地為一些NGO做培訓，這些不穩定的收入勉強能維持不算太差的生活水平，但若要用進口商品養大一個孩子，可以說是天方夜譚。

「可是窮人也可以生孩子啊，」丈夫有時會不甘心地勸我，我只能一再跟他溝通：的確很多人沒有錢也養大了孩子，有錢也不能保證孩子完全不遇到「危險商品」，例如「毒跑道」，但相對充分的信息，配合較好的經濟條件，應該能一定程度降低遇險的概率。我不願因為經濟局限而忍受更多的風險和焦慮，畢竟對於每一個家庭來說，一次中招就是100%的悲劇。

「我沒有勇氣在中國大陸養女孩」

我們的公園時光在繼續：「你比較喜歡男孩還是女孩啊？」我為了好玩又問這個問過一百次的問題。

「男孩女孩都喜歡，」他又給了這個標準答案。

「隨便說一下嘛，」反正短期內都不會成真，我想。

「那可能是女孩吧，」他說。

「我也是，」我笑着說。

但其實，相比養育男孩，我更加沒有勇氣在中國大陸養育女孩。

很多異議女性都有較強的女權意識，或至少是女性自主意識，我也不例外。如果我有女兒，我當然想盡量給她自由平等的成長氛圍，我不會禁止她晚上出門，也不會警告她不要一個人穿街走巷，不會要求她減少跟男性單獨相處，更不會建議她不要從事男性主導的行業，因為這些都是尊重女性主體性之基本。

我自己就是被無拘無束地養大的女兒，後來也主要在尚由男性主導的抗爭異議圈子裏工作，我很清楚中國的公共安全狀況和社會文化對女性實在太不友善，我沒有真正遭遇過嚴重的不幸，這僅僅是運氣而已。我有兩三次險遭強姦的經歷，對方從學校保安、黑車司機到社交圈內熟人都有，工作中遭遇的性騷擾更是數不過來。

更悲哀的是，曾從事婦女權利工作的我深深知道，一旦性騷擾或性侵發生，我的女兒極有可能遭到整個社會男權文化的二次傷害，警察、媒體、網友，甚至她的老師和朋友都會說，她不應該穿太漂亮的衣服、不應該走夜路、不應該輕信男人，甚至可能說她明明就是半推半就……想到這些，我對順利養大一個健全獨立的女兒的信心就涼了大半截。

另外，女權意識帶來的性別敏感，也讓我難以接受中國公立醫療系統對女性尊嚴的漠視。做女權工作時，我曾認識一位媽媽，出身醫療世家的她，明白地給其他人建議：「進產房的時候就把自己當成半扇子豬肉，不要想着自己是人。」

我自己也在年少時做過人工流產手術，我至今記得，我兩腳張開，被架在手術床上，在我下體正對着的一道內門裏突然走出了一個陌生的男醫生，他來到我身邊開始注射，我驚恐地望着他帶口罩的臉，然後就陷入了麻醉昏迷。這一幕直到現在仍是我的心理陰影。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都讓我不願再踏入公立醫院的婦產科半步，然而要找靠譜的私立醫院生產？這又回到了錢的問題上。

「我沒有權力替孩子選擇如此艱難的生活」

如果說，以上種種問題都還算通過努力「可能可以解決」，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則屬於「不可抗力」：安全風險。這也是我與丈夫無法選擇生育的最主要原因。

最近的一兩年，王宇、朱小梅這兩個名字，讓我一想到養育孩子就心驚膽戰。

律師王宇在「709案」中被捕時，她的兒子包卓軒才16歲。登上出國讀書的航班前，包卓軒與同為律師的父親包龍軍一起被截留。王宇和包龍軍被捕後，包卓軒被警方送回內蒙古老家嚴加看管，他曾在維權人士協助下潛逃到緬甸，卻被大陸當局抓回。到2016年8月「709案」開庭前夕，過去被譽為「戰神」的王宇突然在電視上認罪，許多人都認為，包卓軒的處境是迫使她配合的最重要原因。

較少人知道的朱小梅，是2015年底被抓的勞工維權人士之一，當時她的女兒剛剛一歲，仍在吃母乳。因女兒被強行斷奶又吃不下輔食，朱小梅的丈夫寫下令人心碎的日記：「寶貝女兒又哭了，我也只能給她餵香蕉（因為別的還是不吃）。吃了三分之一個後，餵了點水，寶貝睡着了。睡到快四點，寶貝又醒了，又是在哇哇大哭，這時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一個這麼小的嬰兒現在靠吃香蕉來維持身體成長，但沒有辦法，為了她填飽肚子，我又餵了香蕉。」

我的一些年輕的女性抗爭者朋友也說，王宇和朱小梅的故事讓她們對養育心生恐懼，但男性抗爭者們似乎共鳴不強。一名有兩個孩子的男性維權律師在討論到這個問題時對我說：「這有什麼大不了？包卓軒可堅強了，朱小梅進去一兩個月不也出來了嗎？反正都會過去的。」

他的看法讓我一時語塞。

後來我想，或許一方面，大部分男性沒有經歷過多數母親對孩子的日夜關注，難以體會母親的焦慮——小小疏失就可能對孩子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另一方面，抗爭圈裏，很多男性都遵循「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孩子心理這種「後顧之憂」，更多屬於女性的責任範圍。

男性抗爭者們也經常告訴自己的伴侶：「如果我出事了，你只要帶好孩子，不用管我。」然而許多抗爭者的妻子都曾向我傾訴，這種說法在情感上傷她們最深，似乎她們只是家中保姆，責任是理所當然，感受卻不在被照顧的範圍。

而且，男人們的計劃未免過於理想化了。「709」之後，被捕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說：「我可以不管嗎？我們作為李和平的妻子和孩子已經被打入另冊，我們不管就會有好日子嗎？」王峭嶺的女兒李佳美，當時6歲，因官方的種種阻撓而無法入讀小學，王峭嶺被警方逼遷，小佳美跟着媽媽四處借住，居無定所。

另一「709」被捕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2016年8月帶着3歲的兒子王廣微去幼兒園報名入讀，警察強行跟着上了她們的出租車，李文足擔心嚇到孩子，忍住了沒跟警察吵架。在幼兒園報名成功後，王廣微領到了午休用的小被子，一臉興奮蹦蹦跳跳。然而警察去跟老師交涉了幾句，王廣微隨即被拒收，小被子也被收回。面對挫敗又迷茫的兒子，李文足止不住地流淚。

孩子與母親在打壓中遭到「連帶傷害」的例子不甚枚舉，這經常比打壓本身更令人難以承受。

方言，2014年因「六四公祭」被抓的「鄭州十君子」之一，同時是一名單親媽媽。她在深夜被警察撬門帶走，當時正上初中的女兒獨自在床上坐了一整夜，一動不動地盯着那扇被撬過的門，後來大半年，女兒都極少說話。

何曉波，2015年底被抓的勞工NGO工作者，他的妻子楊敏，曾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3、4個警察進駐她家，讀小學的女兒每天都被警察「接送」，更有一名女警每晚睡在她女兒的上鋪。

異議者胡佳，2008年奧運前夕被抓，當時他與妻子曾金燕的孩子才一個多月，曾金燕正在哺乳時大批警察突然破門而入，這個場景成為她後來多年的夢魘。

這些真實的故事每每讓我哽咽，我無法想像這之中的任何一件發生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然而，我和丈夫都清楚，只要還在中國從事異議抗爭的工作，我們確實沒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孩子免受這些傷害。而且我們都心知肚明，作為異議者，必須儘量減少自己可供威脅的弱點——孩子的健康、快樂、安全、教育、前途，哪一個不是父母的弱點呢？

我與丈夫有不少或近或遠的朋友，都曾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堅定抗爭者，但隨着孩子出生和打壓加劇，許多人為保護家人選擇了流亡海外，比如律師滕彪、公民記者温雲超和古川、學者張大軍和餘傑等等。若設身處地，我想自己也會做同樣的選擇。對於異議者，被邊緣化、遭遇打壓、失去自由等等或許都是早該想好的代價，然而即便作為母親，我恐怕也沒有權力替一個新生命選擇如此艱難的生活。

生在國外，可行嗎？

我與好幾個「709」律師的妻子是好朋友，我曾跟她們討論過自認為安全的生育方案：去國外生孩子，把孩子在國外養到6、7歲大，我就回國，讓我的丈夫留在國外照顧孩子，因為到時他可能已年近退休，而相對年輕的我還不願意放棄中國大陸的工作。

「709」妻子們一聽就「哄」地笑了：「你到時絕對不捨得離開孩子！」的確，我也擔心自己無法做到如此決絕。我知道有一些抗爭者將伴侶和孩子送出國，自己在中國大陸堅持，但到目前為止，這些例子都是男性。

那怎麼辦呢？我與丈夫無數遍地討論盡了種種可能的方案，只要不流亡或移民，只要仍是異議者，只要中國一日不民主化並形成較穩定的社會環境，「孩子」似乎就永遠不是屬於我們的選項——但我們目前仍不願放棄「堅守在場」的意義。

夕陽西下，我們戀戀不捨地結束公園裏的浮生半日，回去面對苦難的故事和殘酷的現實。柔和的陽光將我們的影子投在地上，只有兩個人，相互扶持，不知何時才能再多一個小小的影子？希望我們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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