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外的本土研究，他們要用細節打魔鬼

兩星期前，藏着香港歷史秘密的200多份檔案被一群年輕人從8000多公里外的倫敦帶回香港。這些檔案取自英國國家檔案館，經相機拍攝後，小心翼翼的儲存在硬盤裏。

這是一次針對香港歷史和前途問題的全球檔案尋寶計畫，除倫敦外，還有參與者在美國和台灣等地搜羅機密檔案，正值香港回歸二十週年前夕，他們緊鑼密鼓地回溯香港主權和移交的歷史細節。發起計畫的團體名叫「香港本土研究社」，沒有政府背景，也不是學術大家 ，成員全是香港年輕人。

純粹就是大家都關心一件事，然後就問：『問題在哪兒？』大家坐下來一起談，一起研究，然後就發現很多可能性。

「其實不是很formal，純粹就是大家都關心一件事，然後就問：『問題在哪兒？』大家坐下來一起談，一起研究，然後就發現很多可能性。」黃肇鴻這樣介紹這個民間社團。今年28歲的他三年前加入本土研究社做義務研究員，當時全職工作是政府公務員。

目前在這團體中，全職研究員有3位，義務研究員則有40位之多，其中鮮有博士或大學學者，各人來自不同行業背景。他們說，生產知識不一定要在象牙塔中，知識成果也不是為了變成國際期刊上的學術論文，而是希望在民間，用知識推動變革。

「在民間研究裏，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人找資料，有人整理，有人負責把成果變成論述，不一定是要讀到博士，寫學術論文，才可以生產知識。」本土研究社發起人陳劍青這樣說。

歷史只是一條直線？用民間研究去豐富想像

23歲的彭嘉林記得，第一次闖入這個民間研究圈子時，感覺非常新奇。2015年年初，他在臉書上看到本土研究社招聘研究員，私信聯絡陳劍青，後者爽快地讓他「上來一起開會」。開會地點就是陳劍青的家，旺角舊唐樓的一個單位。

「裏面有公務員，有城市規劃師，大家來自不同背景，討論氣氛和大學裏很不一樣，是跟社會緊密結合的，現在有什麼問題，怎麼配合時事去突破，去帶來改變。」彭嘉林回憶說，那時他正在香港嶺南大學讀書，感覺大學研究總是「靜態的、和社會連結不多」，他很快加入了這個民間研究團體。

在陳劍青的設想中，民間研究最關鍵的是要面向社會的公共問題。2013年組織成立之初，正值社會大規模討論新界東北開發，他們聚焦土地問題，三年多之後，中港關係愈發成為社會痛點，他們則希望在這個議題上帶來更多突破。

對中港關係，當下的主流輿論其實一點不少，但在陳劍青看來，論述總是非常單一，絕大多數話語權都被親建制學者所作的研究壟斷，他們更容易得到政府資助，出版刊物近年也常常擺在中資的三聯、商務、中華書店的顯眼處。

「這些其實是『官學』，選取的資料很偏頗，建構的圖像就是一條直線」，直線的一頭是香港回歸，脫離殖民地統治，「重新回到祖國懷抱」，直線的另一頭，則通往中港融合，陳劍青說：「但如果去仔細研究，會發現有很多 historial alternative，在很多不同時期，其實有很多想像的可能性。」

2016年10月，他和黃肇鴻兩人自費前往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原意只是查找港英政府對丁權問題的文件，卻意外發現一系列名為「香港前途（Future of Hong Kong）」的檔案文件。在一個1938年的舊檔案裏，他們發現以前從未了解的史實：英國政府當時正考慮是否要趁着盧溝橋事變發生，花大手筆一舉買下香港新界，「因為中國開始變得不穩定，又恰好需要資金，倫敦可考慮買下新界，用於國防需要」。

「其實早在1937年，英國就開始考慮香港前途問題，這等於把歷史往前推了30年，我們希望尋找的正是這樣的重要歷史觀點。」陳劍青說，返回香港後不久，本土研究社就決定發起「香港前途研究計畫」，和政黨「香港眾志」以及一群年輕學人合作，在英國、美國、台灣等地的政府檔案館搜集相關檔案。

大學畢業後，彭嘉林成為研究社的全職研究員，現在是「香港前途研究計畫」的主力之一。2016年12月底，他在戴卓爾夫人基金會的網絡檔案庫中發現了英方起草的第一版《中英聯合聲明》（《聲明》），發現和最終版本的《聲明》有多處不同。

「這份草稿有二三十頁，比最終的《聲明》詳盡很多，比如明確規定了香港要實行三權分立，這是最終的《聲明》沒有的。」彭嘉林興奮地說，這個檔案以前少有學者問津，目前他正在努力研究：「最終的版本為什麼沒有了這些？是英方讓步了嗎？具體博弈怎麼樣？」

2017年2月， 他又與本土研究社另外三名成員，一同飛往英國國家檔案館，開始更廣泛系統的研究：從1920年代的檔案開始翻查，凡是與香港前途討論有關的文件都一一拍攝下來，帶回香港。

過往的歷史對未來有何啟發？彭嘉林認為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他們只是希望努力挖掘教科書和官學以外的歷史想像，把歷史的空白補全。

香港真的地少人多？用細節打魔鬼

這群年輕人並不總是在故紙堆裏做研究。陳劍青回憶說，本土研究社最初其實源自轟轟烈烈的反高鐵運動的一個內部研究小組。

2009年，香港菜園村因高鐵興建而被迫拆毀，當時還在讀研究生的陳劍青去協助村民，但媒體反覆報導後，議題卻依然很難向前推動。他和一群朋友另闢蹊徑，開始研究拆遷背後，整個高鐵的發展規劃，仔細閱讀幾千頁的環保評估報告後，最終發現受影響的不僅有菜園村，還有整個工程沿線的許多居民，有人家園即將被毀，有居民的飲用水受到影響。

這是陳劍青第一次感受到研究的力量：研究成果不僅令社會更關注高鐵發展，還吸引了一些普通市民參與。「其實很多人關心事件，但他可能不能像社運人士一樣，天天下村，但他們可以經過培訓，投入研究。」陳劍青說，當時一群研究者形成一個雄心壯志的口號：「看文件要看得快過高鐵。」

畢業後，他到了一個智庫做研究員，不久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洶湧襲來，許多村民被迫遷，在2011-2013年間，陳劍青先後在工作之餘幫助過五六十個家園被毀的村民個案，卻感覺越發無力，因為事情最後只會掉入同一個邏輯：香港土地不夠，社會一定要發展，村民一定要被收地，可以討論的只是補償是否足夠。

「但香港土地是否真的這麼緊張？我們究竟需要多少地？又需要哪些發展？這些整體的研究沒有人做。」陳劍青說，他決心不再追着推土機的屁股跑，而是辭掉全職工作，坐下來查文件、看數據，釐清心中疑問。

香港政府不是衰到這個地步，例如每年財政預算案，都會放一堆數據出來，但這些是不是普通人能看的？不是。

要研究土地供應起初非常困難，香港政府沒有提供現成的系統數據，去詢問相關部門，也沒有直接回覆，只能在政府文件中大海撈針。「但其實很多數據隱藏在不同的資料中，只是需要重新組織、拼湊。」陳劍青後來發現。

一旁的黃肇鴻忍不住補充說：「香港政府不是衰到這個地步，例如每年財政預算案，都會放一堆數據出來，但這些是不是普通人能看的？不是，他們會（把數據）做到你不想去看。就像發展計畫的環保報告，有些是上千頁的英文，有圖你也看不懂。」

普通市民被繁複的數據擋在門外，陳劍青等人則嘗試去突破。他們從各個文件中挖掘數據，慢慢發現政府有大量的「空置土地」、「棕土」沒有具體統計數字，也向公眾說明用途，後者更是以往鮮有人關注的土地類型。他們於是開始自己動手計算棕土數量，統計了第一手資料後，發布給媒體引發討論，挑戰香港政府對於土地的一貫說法。

「多年來政府說只是供應問題，就是多找地回來，就可以改變了。」陳劍青說：「我們認為問題沒這麼簡單，自港英政府以來，土地作為香港最核心的資源，都是誰掌握土地就可以壟斷利益，土地的分配很多時候都是權力的分配。」陳劍青說，例如棕土的背後，勾結着香港鄉事力量，而一些空置土地，則私下以短期租約形式租給大財團。

2013年和2016年，本土研究社分別出版《不是土地供應——香港土地問題的迷思與真象》以及《棕跡——香港棕土政策研究》兩本書，援引大量數據和政策文件，逐一回擊政府論述。

「人們都是『魔鬼藏在細節裏』，我們則是用細節打魔鬼。」黃肇鴻笑着說。

深入認識自己所在的土地，是「最堅實的本土」

不過，在本土研究社看來，做研究的最重要目的，並不是「直接向政府進諫」，而是建構普羅大眾的認知，當公眾的認知加強，形成輿論壓力，政府才有可能改變。

在英國殖民時代，香港始終被視為「借來的地方」，人們較少關注社會發展和規劃細節，這種狀態一直延續至回歸之後，也是如此。直到2004年的紅灣半島，2006年的天星碼頭拆遷和2007年的皇后碼頭拆遷，市民本土意識初顯，開始關注身邊的土地和建築，而本土研究社希望做到的，是進一步加強市民和香港的連結。

本土的意思不是區分你我，而是去關心這個城市的土地怎麼運用，去最深入的理解你所在的地方。

「我們研究土地問題，背後是希望建立香港市民的土地意識，例如街邊的一塊土地，你會覺得那和自己有關，政府不應遺棄，或將它變成自己的資產。」陳劍青說，在他看來，這是「最堅實的本土」：「本土的意思不是區分你我，而是去關心這個城市的土地怎麼運用，去最深入的理解你所在的地方。」

過往三年，這群年輕人從香港土地供應出發，理解這個城市的利益格局以及公共財政分配，繼而越走越遠，希望理解它和中國的關係，它的歷史與未來的可能性。

然而各種問題宏大複雜，彭嘉林也時常覺得，民間的力量還不足夠。「其實金融業和很多產業的發展，是很核心地影響中港關係的，但我們還沒有很深入的研究，很多問題現在還不能回答。」

礙於資金問題，本土研究社的規模始終較小。2013年正式註冊成非牟利機構的時候，全職研究員只有陳劍青一人，薪酬由身邊熱心朋友的每月捐款湊成。他們無法像許多智庫一樣，聘請多名全職研究員，因而長期採取全職研究員＋義務研究員的模式運營。近來，他們也針對本土研究社的經費和「香港前途研究計畫」，在網上發起眾籌。

在陳劍青看來，要擴大民間研究的力量，並不是為本土研究社籌得龐大資金，讓自己變成權威，而是要將知識和研究方法不斷“trickle down”（往下滲透），讓越來越多的市民都擁有研究的興趣和能力。

我們是希望把研究方法釋放出去，這樣才會真實地與社會發展銜接，我們不想建立一個山頭，而是想培養整個民間社會更有研究力量。

目前，他們定期舉辦「民間研究學院」，和市民分享研究方法，今年4月，還計劃舉辦第一屆「民間研究營」，邀請市民一起集訓，學習怎麼研究香港問題。

「其實研究不是多麼專業的事情，也不是獨門秘方。」陳劍青說，只要懂得中英文和問題意識，再加上團體協作，每位市民都可以嘗試研究自己感興趣的香港問題。而最終的研究成果，他們也期望和公眾分享，例如近期搜集回來的英國檔案，他們正計劃好好整理，將來建立網絡資料庫，讓市民方便地自由查閱檔案。

在民間研究這條路上走了數年，陳劍青這樣總結自己和傳統知識生產的不同：「很多人做研究是累積在自己身上，變成某範疇的權威，我們是希望把研究方法釋放出去，這樣才會真實地與社會發展銜接，我們不想建立一個山頭，而是想培養整個民間社會更有研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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