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前報導，台灣私立世新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等校，在邀請大陸學校派「研修生」（註一）來台交流時，被要求簽訂承諾書，承諾課程不涉「一中一台」等政治敏感言論。
以我所知，不只新竹清華，包括台大在內的一些國立大學（至少院系級），在發邀請函等文件給中國大陸學者時，都常「給個方便」，把「國立」、「中華民國」等字眼拿掉，或是加上幾句自我審查般的聲明。
這個現象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特別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隨着來自中國各級單位的刁難增加，愈發頻仍。台灣許多校系（無論公私立，主要可能是文史社科）不願因此中止往來，或者不願給（多是對台灣比較友善的）大陸同行添麻煩，往往低調妥協。事實上，幾乎是在這個需求壓力浮現的同時，許多校系就製作了相應的新邀請函模板。
「承諾書的新聞」爆出，校方可能自認無辜無奈，許多教師難免感到憤怒而憂慮。在我看來，這種「承諾」完全是「另一種政治契約體系語境」的產物。
在台灣校方立場，其實有更合宜的表述方式──既然要往來，掌握與協調「兩種語境」的責任自然在校方；而在教師立場，我想倒不需過度緊張──也毋須做出任何改變。當然，若想刻意以此為例，在課堂評述這種政治契約語境，也未嘗不是契機。
政治承諾與行動表態
「政治契約的語境」是什麼意思？先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關於參訪。
18年前，我開始接觸中國大陸的大學生。那時大陸學生在「交流」前，都會經過某種「政治特訓」（其實現在也有，但一般更寬鬆，區域和學校差別更大）。如果來台參訪，那麼特訓更加嚴格。
特訓方式和內容，各校各地不一。一般包括什麼話不能說、什麼地方不能去（某校聲明不准去忠烈祠、中正廟）、什麼地方不能拍照（某校規定不准拍到青天白日紅旗「飄起」），甚至聽到什麼話要做出什麼反應等等。通常群體裏還會安放一個負責監控的角色。
這個特訓本質是一種「承諾」儀式。以行動表現這個政治忠誠的承諾，即為「政治表態」。該表態時表態，可以自保、換取利益，沒表態則可能引來麻煩──在國際場合搶台灣旗、去抗議奧巴馬接見某人，幾乎都是這種特訓動員下的表態。
然而，我後來感覺到：大致上，越是沿海大城學校，越是寬鬆；家庭背景越好、見識越廣的學生，越不在乎這些承諾。有的甚至負責監控的帶頭不在乎。青天白日紅旗？拍就拍，怕什麼。中正紀念堂？來了就瞅個仔細，沒什麼大不了。而好奇地對着那些場景畏首畏尾、自我審查最力的，大多是農村鄉下成長的學生。
若干年後，旅行團、自由行、交換生，以沿海大城為主體展開。中正廟、忠烈祠，甚至總統府，再也不是什麼禁忌。原本就愛守不守的承諾，更無足輕重了。
第二個例子關於研究出版。
簡體翻譯書（尤其2000年之前的）裏面的譯序或譯後記，往往有這類表述：「書中觀點明顯帶有西方資產階級的偏見，是我們不能茍同的。對此，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批判性閱讀……」。有些表明「我們對某些段落進行了必要的技術處理」，也有些宣稱「我們相信讀者自有鑒別的能力」。
「翻譯這書，不是要傳播毒素，而是要批判地吸取養分」，這類表述也是一種政治承諾、立場表態。然而往往不難知道：其實譯者／出版者不這樣想。他們大多根本就接受、欣賞這書，恨不得大家都研讀。他們的承諾表態是假的。事實上，隨着訊息流通，近年寫這類文字的學者較少了，有也多是比較偏遠、老派的學者。
前現代契約，承諾與同意關係疏離
承諾和表態的意義，和其語境有直接關係。
具體到政治契約中，我們姑且可以將其分為「現代政治契約」和「前現代政治契約」兩種。嚴格來說，後者不該稱做「契約」，叫做「臣服者認命」可能更貼切。
「現代政治契約」的權力授受來自「同意」（consent）。承諾意味着雙方同意後的責任和義務，承諾是被預期要遵守的。而表態，往往是為了換取同意。
「前現代政治契約」中，政治權力來自宿命式的暴力。以暴力取得權力者，即能宣稱獲得同意。不同意者，只能自己號召鄉民起義取而代之。這種承諾和同意的疏離，在中國政權更替循環中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並披上「天命」、「歷史必然」、「人民的選擇」的外衣。也正因承諾和同意的疏離和緊張關係，承諾後是否遵守「完全不重要」，重要是「表態」。或者說，表態本身就完成了政治承諾。
這個語境下，人們可以不遵守承諾，但不能不表態。因為，當權力轉移立基於暴力邏輯，政治行為者便最敏感於群眾暴力，以及有潛力發動群眾暴力的人，不表態臣服者更容易招致廣泛而粗暴的攻擊。而最為積極表態承諾的，往往是在權力格局中彼此有利益衝突的人、易受牽動的底層，乃至幻想自己也有力量卻毫無自保能力的「精神趙家人」角色。表態是為了向潛在的敵人們展演，並預防對方以思想立場為藉口，糾集群眾圍堵自己。 所以，自己表態和強迫別人表態，都是為了政治攻防。表態後如何信守承諾，倒常是次要的。
中共自十八大以後，政治暗潮更加湧動。各級權力圈層扣帽子的政治打擊隨時發生，不分地區，人人自危。為了避免隨時飛來的帽子，每個機構單位都必須更鮮明地表態，或者施壓要求權責範圍內的人員進行預防性的表態。旅遊部門限制南韓／台灣旅遊、軍事部門故意巡航東海、藝人發微博、外交部長王毅「霸氣」駁斥外國記者 、台灣藝人周子瑜「被道歉」等等一連串事件，都是這個邏輯下的結果。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危險的議題場域，太陽花運動後尤其如此。需要強調：身陷「危險」的，是在政治格局中牽涉利益的人。當涉及利益糾紛，被扣上一頂帽子，就不由分說地輸去大半。現時的中國，人人都在給別人找黑帽子，人人都在護自己的紅帽子。
兩種政治契約的衝突和融通
由是觀之，「刁難、要求赴台學生或學者承諾」的邏輯已昭然若揭。中國各級地方單位（主要省市級）為了避免被扣帽子，勢必收緊赴台大陸學生的名額。而中國官員幹部、學校學生為了訪台，便需以更積極的表態來「自清」，形同對相關單位承諾「我去台灣，不會害你被扣帽子」。表面上，這種契約是面向中國學校、地方單位，但實際上是面向中國政治邏輯，依循着前現代的契約語境。
這種政治契約邏輯，表態就已完成承諾。至於承諾後怎麼做、心裏什麼念頭，都毫不重要，因為最要的被扣帽子問題已經解決。因此，一些人質問「怎麼可以隨便簽這種承諾」，是依循了現代政治契約的思維，也是種比較單純善良的思維。
台灣學校其實明白（可能很多獲邀的學者學生也表達過），「承諾」不過是一種逼人「說一套做一套」的手法。校方「切換」另一種政治契約語境，留下某種承諾，有時也是為保護對岸關係良好的同行，讓他們不致簡單的「被處理掉」。也正因這個承諾「不必遵守」，因此一般不會主動知會老師們。
但如此一來，校方就違逆了現代政治契約的語境——「簽了一個沒受同意的契約、而且還沒打算遵守」，這在台灣的政治語境下是荒謬的。
我認為，如果對兩種不同的政治語境掌握到位，不是沒有調和的方式：由於「一中承諾書」是一個前現代政治契約，承諾重在表態，不在遵守；因此，不直接面對「扣帽子生死場」利益格局的台灣學校，在表述上可以更強烈地「幫別人表態、幫別人承諾」。
怎麼承諾？我不確定，但大致或許可以參考翻譯著作的寫法：「我們了解並信任來台優秀學生經過長期教育培養，已具有適切的鑒別和批判能力，能夠選擇參與正當的活動及專業課程，不違反大陸當局的政策方針。」
什麼「正當」、「適切」等詞統統不用定義，也不是台灣學校給自己訂的，而都是幫受邀者訂下的承諾。這就把政治表態過程放回當地的培訓了──愛怎麼搞是你家的權責。台灣學校不承諾，但可隨意幫受邀者承諾，因為台灣政治契約體系要求遵守，而受邀者的政治契約體系不要求遵守，只是當地單位需要受邀者表態，以免被扣帽子。
台灣人大概會想說「我們的表述憑什麼被這套邏輯影響」。我想大方向原則這樣的：
第一、契約與承諾得建立在既有學校活動和課堂內容不受影響的共識和前提下；第二、假使不與台灣政治契約體系衝突、不扭曲原則，而能夠為對岸學者與學生減去一些莫名被扣帽子（或上面的人怕帽子而橫加刁難）的風險，倒是沒有什麼不可的。
只是就此而言，台灣的許多大學，包括兩岸交流最早、也是規模最大之一的新竹清華，目前表述上確實也還有些應當斟酌檢討的地方。若不立即妥善處理，這類問題會層出不窮。
無論如何，「處理原則」應是需要理解與融通兩種不同的政治契約語境。
（濤里觀，大學教師）
註一：「研修生」指自費短期來台的大陸學生，通常不超過半年。學費直接繳給台灣學校，以中後段私立大學為主。這類學生台灣教育部沒有嚴格人數限制，學雜費收取標準也尊重各校自主訂定。